增长的假象与衰退的现实:印度正在经历「先富后老」的人口危机

增长的假象与衰退的现实:印度正在经历「先富后老」的人口危机



班加罗尔的33岁女性普里娅大学时期即决定不参与生育,但她寻觅的伴侣也需认可这一理念。多段感情因生育观念差异而告终。曾从事收容救助工作的她,对弱势儿童特别关注,打算40岁时领养一个残疾或心理创伤的孩子。


金奈一家知名出版机构的编辑艾西瓦娅与配偶也选择了无子生活。她的理由是印度人口数量已然庞大,无需个人增加负担;同时她热爱动物,以宠物作为情感寄托。亲属的催生压力令她反感,她认为把养老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本质上是自私的想法。


这类主动放弃生育的年轻人数量增加,导致南方邦政府面临压力。泰米尔纳德邦卫生高官近日对该邦生育数字走低表示忧虑。该地区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4,老龄人口比例约占16%。该邦拟学习邻邦安得拉邦,对三孩家庭发放激励金。


去年5月,安得拉邦首席部长宣布对三孩家庭补贴3万卢比,四孩家庭补贴4万卢比。多年来该邦生育率严重下滑,从1993年的3.0降至1.5,远低于2.1的基准值。


社会医学专家桑格米特拉指出,这反映出印度人口治理思路的转变——从曾经的增长管制逐步转向生育鼓励。但她强调,现金激励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口、经济与政治焦虑的综合应对。


尽管印度2023年人口总数超越中国,但增长率已明显放缓。20世纪90年代增速曾达2.2%,如今降至0.9%;新增人口从千禧年的年2000万降至2024年的1300万。总和生育率从1950年代的5.7跌至2019年的2.0,2023年进一步降至1.9。


地区差异显著。北方七州(北方邦、比哈尔邦等)生育率介于2.5至3.0之间;南方三大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生育率已降至1.3至1.5,与日本和韩国相仿。问题在于这些地区尚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却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典型的「未富先老」困境。


人伦悲剧频现


老龄化带来的人伦悲剧频现。喀拉拉邦虽享「印度欧洲」美誉,却上演着遗弃父母的悲剧。在朝圣城镇,一些子女以宗教朝拜为借口,将老人弃置寺庙周边,百余名贫困老人遭此待遇。


卡纳塔克邦一家养老院内,多位老人经历虐待和家产侵吞。2023至2024年,印度虐待老人案件激增17至18%。调查显示82%被虐待老人与家人同住,家庭是主要施暴地。儿子和儿媳分别是首要施暴者。


劳动力结构也被重塑。班加罗尔国家高等研究院2025年的调查显示,非正式工人中约85%来自北方六邦,在建筑、工厂等行业工作。专家认为,南方低生育率催生了持续的北民南迁,劳动力短缺将进一步加剧。


老年抚养比持续攀升。2021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6名老年人,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升至30。虽然南部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内领先,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显薄弱。以喀拉拉邦为例,仅有19.4%劳动人口参加养老金计划,超过八成仍未被纳入。


政治困境


全国人口普查完成后,将重新分配议会席位。早年严格控制人口的南方邦现陷于不利位置——人口基数小意味着议席减少。预计安得拉邦失5席,卡纳塔克邦失2席,喀拉拉邦失6席,泰米尔纳德邦最严重,可能失9席。


财政分配中南方也处劣势。中央税收分配基于人口、需求和人均收入等指标,但南方人口较少、收入较高,分配结果不利。虽有官员暗示调整不会仓促落地,但南方邦正为「计划生育成功」付出代价。除了政治话语权缩水,还要应对劳动力短缺、养老负担加重、育儿成本高企等多重难题。


教育与经济因素


20世纪50年代,印度率先制定计划生育政策。1975至1977年紧急状态期间推行强制绝育引发争议。南方长期严格执行,借助教育普及、医疗进步、女性地位提升和城镇化,较早完成人口转型。北方社会发展滞后,转型缓慢,形成巨大差距。


女性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直接相关。受过教育的女性生育率为1.8,低学历女性则高达3.3。随着就业机会增加,女性婚育时间推迟,生育数量下降。贫困家庭生育率最高,比最富裕家庭多一胎。


高育儿成本和就业焦虑成为新的抑制因素。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加剧,削弱了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促使他们推迟甚至放弃生育。一些职业女性选择冻卵以缓冲时间压力。班加罗尔38岁化妆师玛丽亚表示,冻卵让女性获得选择自由,不必在事业关键期被迫生育,可等条件成熟再做决定。


专家警告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口政策应完成三层转型:从管控到保障生育自主权,再到建立家庭友好型社会体系。


激励政策的演变


作为安得拉邦首席,钱德拉巴布过去支持计划生育,但人口结构变化改变了他的态度。他警告低龄化将削弱国家竞争力。


该邦推出多项措施:取消「多孩者不得参选地方机构」限制;提议将生育数量作为候选条件;扩大产假范围;推出《人口管理政策》规定三孩可获阶梯式奖励和教育补贴。


一位议员甚至提出「生女发钱、生男送牛」的激励方案——三孩女婴可获5万卢比定期存款(结婚时可增至百万卢比),男婴则赠母牛及小牛。泰卢固之乡党是执政党盟友,虽政府未正式改变谨慎立场,但高层接连发出生育鼓励声音。


泰米尔纳德邦也加入。去年3月首席部长呼吁已婚夫妇「立即生孩」确保议席;今年6月宣布为新生儿发放1克重金戒指,并考虑学习安得拉邦的现金模式。


国际经验的启示


安得拉邦政策实施三个月,三孩登记量虽环比上升12%,但整体生育率未明显反弹。专家指出,单纯现金难以改变生育选择——这是民众在城市化和职业压力下的理性决定。


国际经验表明:北欧国家通过完善性别平等、灵活就业安排、宽松假期和优质医疗,有效降低生育成本,取得一定成效。日本经验则证明,单靠经济补贴无法逆转低生育率,关键是解决超长工时、住房成本和性别分工等结构问题。


政府不应在鼓励生育和女性就业间摇摆。正确做法是消除「生育惩罚」,落实薪资补贴、职后支持、普惠托育等配套。理想政策应保障生育自主权,同时兼顾就业和经济独立。


相比一次性奖金,政府应从托育、女性就业、教育减负、医疗和养老五方面建立完整体系。历史证明生育率一旦走低,逆转极难。因此政府既不应强制少生,也不应盲目多生——核心是保障民众不因经济拮据、医疗不足、托育缺乏或职场歧视而被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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