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王壮的男性，已届37岁，眼看婚姻大事仍无着落。接触到那些包装精美的婚介广告后，他的希望重新被点燃。
这些宣传词向他许诺：无需耗费数年去维系一段没有前景的感情，机构可以帮他物色一位温顺又忠诚的女性。
「贵州女孩勤俭持家。」婚介人员如是说。「她们擅长料理、会做家务，加上经济困难，嫁过来就会甘愿留下，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王壮回忆起这段推销词。
基于这样的承诺，王壮前往西部贵州、省会贵阳，盼望找到人生中那个特别的人。
机构为他配对了一位看似各方面都匹配的女性。两人接触不多，只见过几次面，就决定走入婚姻的殿堂。
但好景不长，新生活刚刚起步便很快走向了终结。
「整个家都乱套了。」他摇头说。
一年多以后，王壮逐渐发现妻子讲述的一切都是假话。时至今日，他依然在收拾这场混乱遗留下来的烂摊子。
令人震惊的事实一一曝光：她曾是KTV的陪侍女郎，经历过三次婚姻，养育三个孩子，携带严重的性病，欠下巨额债务。连年纪都是编造的数字。
王壮目前在办理离婚，经济状况也随之陷入困顿。如果要恢复原本的生活，首先需要追回一些积蓄。婚介机构在短短数小时内，向他展示了几位潜在对象之后，就迅速收取了这笔费用。
「父母很失望。我睡眠不好，焦躁不安，工作也受了影响。」他说。
因为性别比严重不平衡，适龄女性成了香饽饽。
王壮的不幸，映射的是中国一场长期酝酿的人口困局。
数十年间，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2016年调整政策时，为时已晚。多年「一胎化」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最终造成了今天女性人数稀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
数据显示，如今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000万。这一数字堪比整个英国男性总数，也超越了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体量。
这导致像王壮这样接近不惑之年、居住在二三线都市或农村的男性，择偶余地小之又小。女性则不然，她们深知自己供不应求，因而挑选权掌握在手。
「我这儿对男方要求相当苛刻。得有车、有房，最好还要做生意。」他直言。
许多家庭还会索要巨额「彩礼」——这是源远流长的习俗，由男方家族赠予女方。在男多女少的地区，彩礼已成为沉重的经济枷锁。
这个现实之下，贵州那些快速配对服务——俗称「闪婚」——自然就吸引了许多人。
婚介服务在中国不是新生事物，但如今许多公司都在盯着这个人群：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难在常规途径中觅到伴侣的男性。
这种现象已经普遍到引起官方关注的程度。官媒最近报道，婚介行业在「快速膨胀」同时也「产生了违法乱象」。
「闪婚」这一新兴领域，已经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
这类诈骗的全貌尚难完全掌握，但其危害程度已足以促使官方出手。从2024年初到2025年中期，检察机关办理的涉及婚介行业的犯罪案件中，共有1546人被追究法律责任。
本月，因为事态激起「广泛社会反响」，五个职能部门联手启动了婚介行业的全国专项治理。
曾有一起案件：某婚介机构用KTV女工作人员充当诱饵，骗取128名受害者超过250万元人民币（合37.1万美元）。
「应当针对’闪婚’诈骗建立专项行业监管框架。」京师律所南京办事处的樊丙贺告诉BBC。
虽然贵阳俨然已成「闪婚」行业的代名词，但这座城市本身看不出什么浪漫因素。
这些中介公司的办公室散布在楼层密集的商业区，位于某个购物中心楼上。楼下摊贩卖着当地水果，工人们排队买酸汤米线外卖。
但当时的王壮，对这些机构信心十足。公司承诺会做充分的背景调查；倘若上当受骗，还会赔偿。
基于这些保证，王壮支付了费用，相亲活动由此展开。
被「贤淑妻子」的承诺所吸引，王壮专门来到贵阳物色生活伴侣。
在机构人员陪同下，王壮在短短数日里，分别在不同的相亲室见了七位女性。他询问她们的籍贯、婚史以及是否有小孩。
第八位女性出现时，他动了真情。
他的理想对象应当是未婚、无子女、年纪只比他稍小的女孩。
「她衣着很朴素，」他回忆道，「看起来沉静、诚实。」
他们总共见了四五次，每次的交流时间都不超过十分钟。
婚介公司有明确规定：双方不许互换电话，禁止私下联系，违反要被罚。王壮了解到了这一条款。
考虑了两三天后，他确信对方就是心仪的人选，同意支付一笔可观的彩礼。
「我付了三十多万元。」他举起翻烂了的法律文书作证。
「算上婚宴和其他支出，总共花了四十至五十万元。」
整个过程被婚介公司摄录下来，做成精美照片用于网络宣传其服务。
某段视频里，新人手牵手踏上红毯，浪漫乐曲响起，二人脸上笑靥如花。
王壮与前妻的新婚合照。
婚后不久，讨债电话就打到了王壮手机，索债方声称他妻子欠有债务。
这引起了他的警觉，促使他想搞清妻子还隐瞒了什么。查看妻子手机后，他找到了证明她背景的资料——出生证、前婚记录等。
对峙之际，妻子提出离婚，但死活不肯退还彩礼。
王壮想再找这家婚介公司，却发现办公地早就人去楼空了。
如今，王壮住在贵阳的租赁公寓，把大量精力投入制作网络视频，劝阻其他男性进入这类婚姻陷阱。他的住地，正对着婚介机构的集中商业区。
在贵阳要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婚介公司谈不容易。其中一家的总经理在办公室接待了BBC记者，虽然他的合伙人后来下了逐客令。
办公室铺着红毯，撒着人工花瓣，为某场求婚仪式做准备。该经理表示，记者来访前不久，又有一对男女决定成婚。
「闪婚这块市场在中国体量很大，而且是最近两三年才真正兴旺起来的。」他对BBC说。
他们指出，本地许多家庭过去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因此女性比例相对较高。
「有的家庭已经生了两三个女儿，还在继续生育，想要个儿子。」业内人士向BBC透露。
他们的计划是把这些女性介绍给来自中部省份、比如河北的男性。这些男性经济条件较好，但身边女性选择有限。
「消费者可以自由挑选喜欢的人。这个行业的使命，就是帮人们找到想携手一生的伴侣。」
某条广告词对潜在消费者这样保证：「介绍得当，三天见效，胜似三年交往。」
眼下王壮把许多时间用在帮助其他受害者身上。
他的租住单元里经常坐满男性，有的在追捕骗他们的中介老板，有的在追讨妻子新婚后迅速逃离造成的损失。
59岁的江西籍男子徐汝林，坐在靠近窗户的折叠床边，从红色购物袋里取出整理好的证据。
为了给儿子娶妻，他通过「闪婚」中介，前后投入了接近50万元。
父子俩从千里之外的老家来到贵阳。儿子在相亲室初次相识，七天后就完成了婚姻登记。
徐汝林说，登记结束后，儿媳要求购买一部iPhone，再转账两万左右声称是创业资金。另外还索要12万元购买婚纱和珠宝。
「我唯一的期盼就是她能够安心留下，和我们家一起生活。」他告诉BBC。「她说想要房子，我也答应了。所有事都谈妥了。」
不料，儿媳与他们同住还不到两周就卷铺盖走人了。
后来警方将其拘留，这对夫妻最终完成了离婚手续。
徐汝林表示，涉事中介的老板在今年1月被刑拘，但他本人仍留在贵阳，想办法追回一些损失。
图像加注文字，徐汝林费尽心思为儿子找的新娘，婚后仅十多天便逃之夭夭。
接受BBC采访的中介经理承认，他们并未进行正规的背景审查。
「这些女方都是由本地人介绍的，而介绍人对她们非常了解。」他解释，「他们掌握这些女性的家庭信息，因为一般大家来自同一村庄。男方的介绍人也是这样，对男方的状况很熟悉。」
关于服务费具体数额，他避而不答，说这属于「商业秘密」。
但他补充道，如果任何一方提供虚假信息，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
「据我了解，在我们这儿，消费者给出的信息中有超过九成是真实的。」他声称。
「中国人常说’一粒鼠屎坏了一锅粥’。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他接着说，「我们定期和当地执法部门召开会议。若发现有中介涉嫌诈骗，就必须承受法律制裁。」
图像加注文字，这位中介声称业内大多数人都是合法经营的。
这些空话对于失血的人们而言，无异于镜花水月。
「我实在想不到，一家收费这么高的中介，一家有本地人作证、信息真实的机构，一家还各种承诺的公司，怎么推荐出来的女性信息竟然全是虚构。」王壮说。
现在他对追回资金基本不抱期待了。
他开始责怪自己的判断失误。
「那种愿意’闪婚’的女人，通常本身就有毛病。」
为了追讨被骗款项，他曾在贵阳警察局外跪地恳求，苦劝警方帮他追讨；他甚至远赴北京，期望能让有关部门加强打击。
经手多起类似案件的律师樊冰河指出，这类诉讼在实操中面临诸多困难。
关键在于，中国法律制度中还没有「婚姻诈骗罪」这样的独立罪名。所以受害人如要提起刑事诉讼，必须证实对方从头到尾的目的就是通过结婚骗钱。
「在我经手的案件中，被告常辩称，他们最初确实想结婚、想好好过日子，只是后来发现不合适、产生冲突，所以决定离开。」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是非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感情本身很难用法律手段加以定罪。」
图像加注文字，王壮的公寓已成为受骗男性的聚集地。
从那些子虚乌有的中介追讨资金难度更大。这类机构经常在吸满血后就关门卷铺盖、销声匿迹。
王壮最后追回了部分款项，但远未全部。
「遭遇这样的事后，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结婚。」他说。
「本来找伴侣就难。现在又赔这么多钱。我再也不想考虑这事了。」
王壮和公寓里的其他男性，人生似乎都被按了暂停键。
「已经拖了快两年，到现在还没等到离婚判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的结束。」他说，四周堆着案卷。
「看不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事情了结，也想不出何时能重获常人的生活。感觉就像陷进了无尽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