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 2026年08月27日
中央财经委员会以这种笔名频繁发声，本质上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北京认识到当下必须出手稳定市场情绪、重建市场预期。（法新社）
想了解中国经济的疲软程度，注意一个笔名就够了。这个笔名叫「钟才文」，实际上是中央财经委员会谐音的化身。从8月22到25日，这四天里，「钟才文」在《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四篇署名文章。虽然每篇侧重点不同，但传递的核心信号保持一致：国内经济并未如市场预测那样糟糕，具备韧性、存在新的增长点，政策工具尚有余地，各界应该树立信心。
作为中国经济最高权力机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这种笔名频繁发声，本质上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北京认识到当下必须出手稳定市场情绪、重建市场预期。
外界想知道的是，为何中财委选择现在这个时间点密集表态。答案指向刚发布的7月经济数据——整体表现不佳。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4.5%，环比下降且低于4.8%的市场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萎缩至0.6%，市场曾预期1.5%；1至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跌幅扩大至6.7%，超预期恶化。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19.2%，民间投资收缩9.4%。虽然出口和高技术产业依旧表现突出，但反映内需的主要指标却在持续恶化。
除经济数据外，政治日程也施加了压力。9月将至，习近平定于24日赴美访问；到了10月，五中全会又在等候。这两个月对北京而言是敏感时段，经济衰退的持续信号是不能承受的。赴美访问需要一份平稳的经济底色来衬托，而五中全会召开在即，悲观论调蔓延会构成隐患。基于此，「钟才文」的出现既是数据解读，也是舆论管理。
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已不再是那种能被最高财经部门的几篇文章所扭转的体质。
上半年GDP同比增速为4.7%，确实处于4.5%至5%的官方目标通道内，这点「钟才文」着力强调过。不过7月数据给出了另一个启示：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并非增速高低的微调，而在于它陷入了一种可以称为「痉挛」的运行状态。
这里的「痉挛」并非指经济持续衰退，也不意味着即将迎来系统性危机。准确地说，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现象：本应平稳协调运转的经济整体，频频在各个环节出现失衡——房地产压力暂时缓解了，消费立即下滑；地方债务得到控制，民间投资随即萎缩；出口保持韧性，内需支撑却明显不足；先进产业增长强劲，但传统行业沦为恶性竞争；某月数据稍显起色，次月新的隐患又浮现。
这种痉挛最棘手的地方在于，病根不在单一的经济部门，而是循环机制本身陷入失灵，所以症状反复出现。纵观近些年的发展轨迹，房产市场、地方财政、就业形势、消费水平、民营企业预期、物价走向、投资动向这些领域轮流成为压力点。整体上没有滑向崩盘，却也一直卡在低效的困境里，难以回归那种内部循环顺畅、各部门平衡、增长具有自我推动力的局面。
当然，北京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并非视而不见。近年来的政策工具库相当丰富：从房产纾困、债务化解、流动性释放，到鼓励以旧换新、遏制「卷」式竞争、扶持民企发展，招数频出。7月的政治局会议也重申了扩内需、惠民生、保房产、促民企这四大方向。可是，这些措施通常只能在某个节点上舒缓症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经济系统的失衡。
症结不仅在于政策强度的不足，更在于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已悄然改弦更张。
新加坡经济学者陈光炎近来阐述了一个颇具洞察力的见解。他指出，中国实际上同时存在着两套平行的经济体系：其一是人工智能、新能源车、动力电池、机器人、芯片制造等具备全球竞争实力的「创新经济」；其二则由房产低迷、地方负债累累、人口减少、家庭储蓄倾向强而消费意愿弱所标志的「传统经济体」。北京的关注天平在向前者倾斜，根本原因是，在权力层的优先级排列中，短期的产出、岗位、零售和居民福祉已不再独占鳌头或是最优选项，而二三十年尺度的中美竞争、国家综合势力的积累，逐渐被置于更高的位阶。
这一分析恰好说明了一个现象的根源：北京虽然深知内需疲软，但为何一直没有将提升普通家庭收益、完善社会保障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抓手。
旧的发展版本中，经济增速本身构成了国力的核心表现；现今则不同，科技独立、供应链完整、能源保障、工业升级和关键产业日益被视为国家竞争力的直接体现。有鉴于此，财税、金融和政策倾斜优先保障芯片、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工业机器人、战略矿产和先进工业的发展。相比之下，房产领域、消费市场和民营企业部门若无重大违约风险，则多为维持性支持，而非大幅调整资源投放格局。
这产生了一个内在的悖论：北京渴望市场信心回升，但同时并未调整那些导致信心丧失的政策优先序列。
要使中国经济真正脱离目前这种反复抽搐的困境，从最根本的层面看，有两道关卡必须跨越。
首先是收入问题。这不是指发放消费代金券或一次性的产品置换优惠，而是着眼于让寻常百姓的收入能够保持可靠的增长势头，在分配体系中提升居民部门的占比。一旦收入无法稳健扩张，促进消费的呼声便永远停留在纸面。
其次是预期问题。民众要有支出的意愿不仅需要钱包饱满，更需要敢于打开钱包；企业融资渠道畅通还不够，还要有投的信心。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市场参与者对后续就业形势、房地产走向、商业环境变化和官策持续性的判断。前者决定消费能力有无，后者决定消费意图有无，两个缺一则功亏一篑。
然而一旦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竞争优先级一直高于居民福祉的短期恢复，这两大难题就几无破解的可能。国家当然可以持续投资于人工智能、芯片工业、先进制造并由此孕育多个全球级别的产业集群，但前提条件是居民收益、民营投资和消费支出不能长期低迷。倘若两者都陷于瘫痪，中国的「双轨经济」分裂会加剧，产能过剩而购买力不足的困局永不消散。正因于此，「钟才文」再多的笔墨也难以真正安慰市场、激发信心。
市场的冷漠不源于听不到北京的话语，而是因为它已然洞悉了北京真正关切何处。官方越是宣传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经济抗压力，在某个角度看来反而是在向市场确认，那些决定资源流向的政策纲领依旧故我。
信心并非能靠宣传手段单独生产出来的物什。它是收入水平、财产收益、工作机会、投资回报率和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
寻常的经济周期波动可以通过舆论管理加以平复；但一个身陷痉挛泥潭的经济整体，靠媒体劝说是解救不了的。对于一个总在新的位置出现故障的经济系统，反复喊「要有信心」这种口号，是改变不了痉挛频发的局面的。
说到底，今日中国经济所真正欠缺的，并不是官方又一轮关于信心的评论文章，而是能够孕育信心的经济土壤。倘若北京还是把与美国长期抗衡、积累综合国力这一目标，放在全面提升家庭收入增速、重建市场信心之前，那么，这种周期性发作的「痉挛痼疾」恐怕会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的枷锁。
※笔者为独立学者与战略研究机构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