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中国政府开始对海外资产和富豪人群实施更为严格的税收管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加强税务征管既是扩大财政收入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国富豪所处的政治环境日益复杂。
新规的出现有明确的时间节点——2026年7月24日，中国宣布了针对海外信托的一系列新制度。
曾经，不少中国富豪青睐于通过境外信托来规划资产，比如在开曼群岛设立家族信托。这种做法使他们既能将巨额资产置于境外管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中国的税收义务。
新规则转变了这一局面。资产向海外信托的转移现在被认定为资产转让行为，产生的收益需按20%税率缴纳。更严格的是，信托所得利润每年都要纳入税基，比例同样为20%，即便这些利润尚未分配给信托受益人也不例外。信托清算时同样需要缴税。这些规定甚至有追溯力，将倒推至2023年生效。相关权利人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涉税合规工作。
为何此时加强税务征管力度？
这一行动与中国当前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无关系。军事、国企和战略产业成了大额支出的主要去向，即便个人所得税在2025年增长了11.5%，整体财政负担仍然沉重。到2026年，中国中央财政赤字将达509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政府急需拓宽收入来源，海外富豪的资产就成了关键突破口。
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的案例能很好地说明新政策的威力。早在2005年，他便将SOHO中国的股权过户至拥有美国籍身份的妻子张欣名下。随后夫妻二人将公司94.78%的股份纳入了一个设立于开曼群岛的家族信托。超过二十年间，公司分配的红利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个信托账户，而这部分收益一直没有在中国被正式课税。若该信托被正式清算，潘石屹的税务负担可能达到五百亿至七百亿元人民币，根据多位业内人士的测算。
实际上，对富豪海外资产的监管职能在中国并非新近才实施。自2018年起，中国就加入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借助这一框架，中国税务部门能够获取本国居民在境外金融机构中的资产数据。这意味着，曾经便利于企业主隐匿海外资金的环境已悄然改变。
政治风险日益凸显
税务压力之外，政治层面的风险也在不断升温。文中援引的马云和包凡两位人物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20年，马云因对金融监管和银行体系提出公开批评，其旗下的蚂蚁集团被临时叫停即将启动的融资计划，随后公司进行了全面重组。这充分表明，在当前环境下，若商人的立场与政府政策发生较大冲突，所面临的商业打击会非常严重。
包凡的遭遇进一步反映了这种不稳定性。2023年初期，他曾计划转移部分资产离开中国大陆和香港，目标是新加坡。然而不久，他消失了踪迹，被官方机构羁押了接近三十个月。直到2025年8月他才获释。迄今为止，当局既未公开其所违反的具体法律条款，也未给出其被羁押的官方理由。
尽管近年政府对商人和富豪的态度有所缓和，相比2020至2023年那段时期温和得多，但官方对民间财富的疑虑依然根深蒂固。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富豪着手布局境外资产和移居选项，其中新加坡格外吸引这一群体。
资本外流背后的真实动机
根据咨询巨头麦肯锡提供的数据，到2023年年底，从中国流向新加坡的私人财富规模已达约4000亿美元。与之相呼应的是新加坡家族办公室在快速扩张——2024年其数量超越2000家，而前一年仅有1650家左右。这个数字变化说明中国富豪越来越依赖新加坡这个平台来对其资产进行管理与防护。
国内舆论倾向于把资本外流归因于富豪寻求新兴产业投资机会，诸如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及生物医药等领域，而不是逃离中国或躲避政策压力的表现。
然而，海外分析人士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指出，中国富豪并非在最近才意识到海外投资的价值，资本跨国流动也不单单是金融市场周期波动的结果。事实远为复杂。资产向境外转移的动机涵盖多个维度——最好的投资收益固然吸引人，但纳税义务的规避、资产的安全保护以及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趋势已成，管制难挡
综合来看，中国富豪资本外流这一现象的历史已属悠久。即便政府今日加大了税收管理的力度，也很难彻底逆转这种格局。原因在于，大量顶级富豪已经远离中国本土，他们的资产早已挪向海外，有些人甚至已经改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