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纪元这份独立媒体不久前推出了一篇深度报道，通过对比观察梳理了两处标志性零工市场——北方的马驹桥与南方的三和。今年5月问世的《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为这次对比提供了重要基础。作者丛瑞安自2018年至今坚持走访马驹桥，积累了数十份日结经历，并持续关注相关微信群动向。另一位观察者从2017年开始长期追踪深圳三和的打工群体。2022年盛夏起，他在龙华汽车站驻扎观察，通过劳务中介进厂三次做临工，并参与了近40场日结工作。南北两条观察线交汇后，双方抵达了共同的认知：中国零工这个群体需要被正确看待，他们既非道德沦陷的「懒惰者」，也并非主动规避竞争的「逃离者」。
亲身经历提供的细节让日结的真实报酬浮出水面。在马驹桥，丛瑞安最初接的工作是食品冷库搬运，11小时的劳动换来140元报酬；到了「双十一」促销期，快递站点日雇他12小时换取200元。本文作者的2019年记忆同样深刻——印刷厂的夜班从20点30分延伸到次日8点30分，整晚只得170元，且完全缺乏劳动保护。然而更应关注的是跨度长达数年的规律性数据。从2018迄今，两座城市的日结报酬基本徘徊在100-200元的窄幅区间，换算时薪极难突破20元大关，「形同虚设」地面对当地最低时薪要求。进入2025年6月，作者在顺丰物流分拣所得时薪仅17元，京东「618」当晚为18元，同期深圳法定最低时薪则分别为22.2元与23.7元。「干一天玩三天」的流行想象因此站不住脚，零工的常态其实是供给不稳定。
「灵活就业」逐步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之际，底层劳务市场却面临系统化整治。丛瑞安概括出其运作逻辑的三个环节：劝阻、挤兑、转向正规。深圳方面，三和人才市场在2020年终止营业，龙华汽车站也于今年3月关停；京深两地虽然都建设了政府掌管的新型零工市场，但因距离偏远、岗位稀缺最终沦为摆设。这个观察指向了作者的核心论点：正规与非正规劳务市场的本质分化，根本不在于信息流通的多少，而在于前者缺失——三和、龙华汽车站这类传统市场同时充当着社交中心与应急寓所，而新建官方市场无法替代这双重功能。伴随场地改造而来的是名词置换。三和人才市场遗址被改建成「奋斗者广场」，现在是党群办事处和创业孵化园地，不再涉及蓝领就业。与此同步的是话术更新：深圳官方话语中，「三和大神」已被完全摒弃，代以「灵活就业者」的中性表述。
全文最终聚焦于「大神」这个网络符号的复杂性。根据观察，几乎无人会主动拥抱这样的身份认同。标签化压缩了一个多元且复杂群体的丰富性，将其单一化为城市奇景，进而衍生出实际的就业障碍——劳务中介在微信平台招工公告中常见「不招三和大神」的限制条款。由此，舆论污名化、雇主歧视与政府整治三股力量形成互相强化的闭环。实际上在各地劳务市场的实际生态中，打工者间流行的自称是源于百度「戒赌吧」的「老哥」。有关三和的亚文化并未衰退，而是去中心化，四散到全国各地。丛瑞安用「反英雄」形容这样的群体——道德边界模糊，个性多元复杂——既不符合被美化的「劳模」想象，也不应被贬低为「无产阶级流氓」。真正有意义的认知突破，源于突破标签的遮蔽，重新看清真实的人。他们首先作为人而存在，其次才是被历史进程、体制框架和个体决策共同塑造的零工身份。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从2017年开始，我将关注焦点投向这个群体。那个阶段的景乐片区人流汇聚、卫生状况堪忧、劳资冲突不断、非法生意活跃，已然成为地方管理部门重点清整的对象。到了2020年，疫情防控政策为整治创造了机遇，三和人才市场随之被永久关停。不到1.5公里外的龙华汽车站，接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逐渐被视为「新三和」。
龙华汽车站在打工群体的认知中被誉为「来深第一驿站」。其发展高峰时期与三和人才市场的繁荣相当，都是珠三角最具规模的蓝领劳务枢纽，内部聚集大量劳务承包商、临时用工的承包商主管，以及经营低价床铺的旅馆。
此类非正规劳务场景绝非仅存于京城与鹏城。各地打工者圈子里口口相传的零工聚集点，还有苏州的昆山中华园、上海的车墩、广州的东区、郑州的二马路及成都的九眼桥。民间戏谑地将它们统称「大神基地」，展现出游离于体制就业轨道、落脚于都市边角的底层劳动生态全貌。
然而，这样一种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维系的零工生态，当下正经历结构性转变。
「灵活就业」的新提法正逐步取代旧时代的「打零工」说辞，随之而来的是一支为数众多的劳动者队伍的集体浮现。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本年6月公布的数据，灵活就业群体在2025年已达2.8亿人之众，2026年有望扩展至3.2亿，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40%。从前作为补充的灵活就业，已然演变为「支柱产业」。在这个转变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在零工市场规范和治理上的动作加速了：曾经自然生长的非正规劳务枢纽，要么被摘牌，要么被改建成官方管理的标准市场。
北京的马驹桥与深圳的三和正是典范案例。马驹桥在整治后，目前运作为半官方管理模式的零工平台；龙华汽车站却步上三和人才市场的后尘，在今年3月结束营业。当下，站楼下的中介商户已集体退出，公交线路上的「龙华汽车站」站名标识也被完全移除。
初次日结的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回顾那些不尽如意的日结，除却体力透支与工作自主权受限带来的生理磨损，有些岗位还会造成精神层面的伤害——比如管理人员的不断催促甚至辱骂。2021年那次在某制药工厂的经历令丛瑞安印象深刻。尽管劳动强度相对较轻，他却遭遇了「粗暴专制的监管方式」，最终在中午就选择了离场。临工队伍里中途弃工的现象司空见惯，他们多数无缘获得报酬；丛瑞安属于少数幸运者，成功领取了半天的工资。
对日结做个界定：狭义理解指的是一日工期、离班即拿报酬；广义则包括虽然工期跨越多天或整周但按日支付报酬的情形，属于日结与月薪之间的中间形态。在广义日结的现实中，工头为保障人员到位，通常会先截留数日工资，然后逐日发放，待工期结算时再补齐尾款。
我在龙华多年的日结阅历全部属于狭义范畴，包括旅馆值班、服装仓打包、手表功能测试、保卫工作、建筑工地杂务、快递分拣、商业街摆货、旅游队伍辅助、活动现场补人、血液买卖、医疗试验志愿等多种。这些活儿的标准工时多在10至12小时间浮动，报酬则在100-200元档位。我的日结总数接近40次，其中以保安岗位频率最高，单独占了14次。
丛瑞安在日结职业中做得最频繁的同样是保安。不论是京城的马驹桥还是鹏城的龙华，保安角色都深受临工青睐。原因不难猜测：这份工作体力负荷轻，允许摸鱼和刷手机。
日结的小时费率存在多重变量性。即使出自同家企业的同样岗位，通过不同承包商、在不同时段取得的工价也差别不小。从历年纵向对比来看，2018以来的马驹桥及龙华，日结报酬普遍浮动在百元到两百元之间，折合时薪难得超越20元的坎，与当年当地规定的最低时薪更是长期背离。
从快递物流界举个例子。2023年初，我接了一份极兔分拣任务，时薪定为20元。到了2025年中，我再做两回，其一是顺丰集散地，时薪缩至17元；其二是京东仓在「618」档期当晚，时薪为18元。同期深圳法定最低时薪分别定为22.2元和23.7元。
在深圳的行政话语中，2020年三和人才市场谢幕后，「三和大神」这个概念便消声匿迹，被「灵活就业群体」这一中性措辞所取代。
往回推十年，「三和大神」的说法最初源自当地打工群体与劳务商人的口头传播，随后蔓延到网络世界。现实中，并非到三和的都会陷入绝望，更极少有人主观拥抱这个身份。在打工者的真实感受里，「大神」的标签实际上是把内部分化的庞大群体生硬地压缩成一种城市景观，既遮蔽了他们的真实现状，又诱发了实际的求职障碍。不少中介在微信上挂出招工启事时，常见「谢绝三和大神」的声明。
对打工阶层而言，一旦自身与所处地点被符号化，舆论贬低、就业壁垒和政府管控三股力量就会形成互相强化的循环。
实际上在龙华、马驹桥等地的劳务场景里，临工们鲜少用「大神」自我标签，而是以「老哥」相互称呼。这个用语源头是百度的「戒赌吧」社群，饱含着同病相怜的自我调侃与相互承认。
您必须登录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