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甲申之变中，李自成起义军破城而入，都城陷落，国家陷入大难。许多志节高洁的士大夫纷纷选择以死明志。施邦耀由于城池沦陷、交通瘫痪而无以返舍，遂在民居中结束了生命。但周围平民担心事情波及自身，便解开其绳索，之后他又入住他人之家反复如此，人们发出了「忠心人难做」的感慨。
回到当代现实。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在自己「灵活」的空闲时段，参与了一场公开对话，其间阐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灵活就业者因拥有自主自由，社保保障的欠缺便属于必然代价。这番言论发出后，虽然不乏支持之声，但舆论压倒性地予以批评，讥讽之词不绝，甚至沦为众人皆怨的对象。
替张丹丹进行有力辩护并非易事。有人试图通过两种路径来挽救其声誉：首先，强调应全面评估她的学术贡献，指出她也曾为快递骑手等人群的保障制度呼吁过，但这样的论点忽视了其立场的根本缺陷；其次，劝告评论者保持冷静，类似当年茅于轼关于廉租房建设的争议，有意将个人情绪剥离于理性讨论之外。
在当代中国的话题设置中，福利讨论属于相当前沿的选题，其困难在于既缺少福利国家体制的制度基础，也缺乏相应的实践样本，同时还要面对城乡分割的历史包袱与体制内外分化的现实困局。置身这样的特殊国情，若将灵活就业的所谓「灵活度」与「自由度」说成是福利待遇，就不仅颠覆了现实认识，也污染了思想层面的清晰。
灵活就业者的规模庞大，数量在两三亿人之间，以青年和中年劳动力为主体，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和专业化的发展特征。按照张丹丹本人的逻辑，这群人在统计意义上应当归属失业人口范畴。他们的身份时常在失业者和灵活就业者之间摇摆，这本身即反映出语言的变质与污染，而借福利名义加以正当化，更是强化了这种词汇堕落。
虽说失业危机与零工型经济的分析未必要纳入福利框架，但张丹丹教授的惊人之语却揭示出体制内专家群体的真实意图：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来美化规模巨大的隐性失业问题。进一步来看，这些服务业劳动者不久前刚被平台宣传为「新蓝领阶层」，如今又要被称为「福利享受者」，这说明学术话语正在被肆意挪用和贬损。
有论者为张丹丹辩解，称其言论源于「劳动经济学视角」，试图借用专业术语来开脱责任，但这种论证显然苍白无力。实际上，被平台系统束缚的配送员不过是被剥夺自由的劳动力，在线时被算法支配、计件定价，离线时则沦为无人保障的个体，工作与收入挂钩至此，何来福利可言？
发达国家所理解的福利是从出生到离世的全面保障机制（虽然现在面临挑战），而灵活从业者却需自行承担社保缴纳，晚年的生活保障同样危机重重，这怎能说得上是张丹丹口中的福利呢。即便勉强用劳动哲学的立场去验证她的论断，外卖送餐员也不能如她一样「灵活」到各类媒体节目中去「展现职业选择」。
拿朝九晚五的正式工作来进行对比，这种论证显得浅薄且充满了鄙视意味。观察当下大学生竞相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制考试的现象，就能看出公众的清醒：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真正有保障的机会藏在哪里。而张教授已经身处制度的优越高地，却在节目中一派轻松地傲视天下、重新定义福利，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显然令人反感，被评击自然毫不冤枉。
福利话题自然绕不过资金来源与分配方式的问题，张丹丹也提及了平台如何拟定社保缴费方案等具体措施，但这些只不过触及了福利社会的表面。然而，那些批评她的人早已看清核心所在：在当今的国情背景下，分配制度所导致的福利差异问题，远非收入差距那么简单，而是涉及身份与地位的等级划分。
公务员群体的月退休金可达万元以上，而六十岁以上的农民所获养老补助仅为数百元，两者孰是福利、孰是保障，又有何区别？那些既不属于财政编制也不属于农民身份的灵活就业者，一直处于双重照顾的盲点之中，如今却要被说成已经获得福利，这种嘲弄得多么刺骨才行。
福利的本质应该是公平普及与全社会共有的，而非先行等级化划分，再通过分配差异对某些人群进行实质歧视。国内目前的福利制度，对特定人群来说是救济性质，对另外的人群则是优厚待遇，二者本质迥异。张丹丹将过度竞争中人们的缓口气的机会美化为福利，这样的表述能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吗？
张丹丹可能以为全社会都是针对她个人，但实际上，批评声浪所指向的并非这位教授本身，而是对福利缺乏与分配不均现象的抗议与控诉。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福利路径选择上，张教授本应大有作为，但她偏偏走上了极端新自由主义的歧途，鼓吹「每个公民都是自己福利的首要承担者」这一注定失败的理论。
日增的失业危机使个体陷入各种心理困境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像张教授这样的体制内知识精英，却用福利论述来粉饰体制外的危险处境，实在是创意十足。「灵活就业是福利」与「996是福报」的论调，来自各路权贵与资本代言人，此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宣传处处可见，讥讽与反驳对他们毫无影响，张教授因此也不必有所顾虑。
倘若一个真正的福利体系真的建立起来，那么休闲与闲适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福利——就如同东北地区的退休干部群体在三亚享受阳光，体制内年长的职员组织起来的模特队伍，以优雅的步履在公共场所展现自己的模样。当这种闲暇福利已经在社会上层实现时，灵活就业者到底遭遇了什么困境，想必已经是不言自明的。
西方发达国家所困扰的是福利资金的来源与承载能力，而本国的核心问题却在于权力对福利分配机制的扭曲利用。掌握分配权的恰好是福利待遇最优越的这一阶层，虽然决策者会更替，但这种自我保护式的福利结构却被代代相传。灵活就业反映的是社会的新型分化现实，张丹丹却指着水中倒影说是彼岸仙境，怎能不引发众怨？
回到当代现实。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在自己「灵活」的空闲时段，参与了一场公开对话，其间阐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灵活就业者因拥有自主自由，社保保障的欠缺便属于必然代价。这番言论发出后，虽然不乏支持之声，但舆论压倒性地予以批评，讥讽之词不绝，甚至沦为众人皆怨的对象。
替张丹丹进行有力辩护并非易事。有人试图通过两种路径来挽救其声誉：首先，强调应全面评估她的学术贡献，指出她也曾为快递骑手等人群的保障制度呼吁过，但这样的论点忽视了其立场的根本缺陷；其次，劝告评论者保持冷静，类似当年茅于轼关于廉租房建设的争议，有意将个人情绪剥离于理性讨论之外。
在当代中国的话题设置中，福利讨论属于相当前沿的选题，其困难在于既缺少福利国家体制的制度基础，也缺乏相应的实践样本，同时还要面对城乡分割的历史包袱与体制内外分化的现实困局。置身这样的特殊国情，若将灵活就业的所谓「灵活度」与「自由度」说成是福利待遇，就不仅颠覆了现实认识，也污染了思想层面的清晰。
灵活就业者的规模庞大，数量在两三亿人之间，以青年和中年劳动力为主体，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和专业化的发展特征。按照张丹丹本人的逻辑，这群人在统计意义上应当归属失业人口范畴。他们的身份时常在失业者和灵活就业者之间摇摆，这本身即反映出语言的变质与污染，而借福利名义加以正当化，更是强化了这种词汇堕落。
虽说失业危机与零工型经济的分析未必要纳入福利框架，但张丹丹教授的惊人之语却揭示出体制内专家群体的真实意图：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来美化规模巨大的隐性失业问题。进一步来看，这些服务业劳动者不久前刚被平台宣传为「新蓝领阶层」，如今又要被称为「福利享受者」，这说明学术话语正在被肆意挪用和贬损。
有论者为张丹丹辩解，称其言论源于「劳动经济学视角」，试图借用专业术语来开脱责任，但这种论证显然苍白无力。实际上，被平台系统束缚的配送员不过是被剥夺自由的劳动力，在线时被算法支配、计件定价，离线时则沦为无人保障的个体，工作与收入挂钩至此，何来福利可言？
发达国家所理解的福利是从出生到离世的全面保障机制（虽然现在面临挑战），而灵活从业者却需自行承担社保缴纳，晚年的生活保障同样危机重重，这怎能说得上是张丹丹口中的福利呢。即便勉强用劳动哲学的立场去验证她的论断，外卖送餐员也不能如她一样「灵活」到各类媒体节目中去「展现职业选择」。
拿朝九晚五的正式工作来进行对比，这种论证显得浅薄且充满了鄙视意味。观察当下大学生竞相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制考试的现象，就能看出公众的清醒：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真正有保障的机会藏在哪里。而张教授已经身处制度的优越高地，却在节目中一派轻松地傲视天下、重新定义福利，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显然令人反感，被评击自然毫不冤枉。
福利话题自然绕不过资金来源与分配方式的问题，张丹丹也提及了平台如何拟定社保缴费方案等具体措施，但这些只不过触及了福利社会的表面。然而，那些批评她的人早已看清核心所在：在当今的国情背景下，分配制度所导致的福利差异问题，远非收入差距那么简单，而是涉及身份与地位的等级划分。
公务员群体的月退休金可达万元以上，而六十岁以上的农民所获养老补助仅为数百元，两者孰是福利、孰是保障，又有何区别？那些既不属于财政编制也不属于农民身份的灵活就业者，一直处于双重照顾的盲点之中，如今却要被说成已经获得福利，这种嘲弄得多么刺骨才行。
福利的本质应该是公平普及与全社会共有的，而非先行等级化划分，再通过分配差异对某些人群进行实质歧视。国内目前的福利制度，对特定人群来说是救济性质，对另外的人群则是优厚待遇，二者本质迥异。张丹丹将过度竞争中人们的缓口气的机会美化为福利，这样的表述能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吗？
张丹丹可能以为全社会都是针对她个人，但实际上，批评声浪所指向的并非这位教授本身，而是对福利缺乏与分配不均现象的抗议与控诉。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福利路径选择上，张教授本应大有作为，但她偏偏走上了极端新自由主义的歧途，鼓吹「每个公民都是自己福利的首要承担者」这一注定失败的理论。
日增的失业危机使个体陷入各种心理困境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像张教授这样的体制内知识精英，却用福利论述来粉饰体制外的危险处境，实在是创意十足。「灵活就业是福利」与「996是福报」的论调，来自各路权贵与资本代言人，此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宣传处处可见，讥讽与反驳对他们毫无影响，张教授因此也不必有所顾虑。
倘若一个真正的福利体系真的建立起来，那么休闲与闲适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福利——就如同东北地区的退休干部群体在三亚享受阳光，体制内年长的职员组织起来的模特队伍，以优雅的步履在公共场所展现自己的模样。当这种闲暇福利已经在社会上层实现时，灵活就业者到底遭遇了什么困境，想必已经是不言自明的。
西方发达国家所困扰的是福利资金的来源与承载能力，而本国的核心问题却在于权力对福利分配机制的扭曲利用。掌握分配权的恰好是福利待遇最优越的这一阶层，虽然决策者会更替，但这种自我保护式的福利结构却被代代相传。灵活就业反映的是社会的新型分化现实，张丹丹却指着水中倒影说是彼岸仙境，怎能不引发众怨？
您必须登录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