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进一步阐述，灵活就业的核心诉求乃自主性与时间最优配置，相应地社会保障水平必然有所下降。从这个逻辑出发，企业无需为此类从业者承担保费，进而质疑「为何还要承担额外的成本支出」。在这番观点阐述后，她强调，不应将灵活就业视为一无所有，其独有的优势便在于灵活二字。
这样的界定一经发出便引起广泛异议。众多网民批评其言论脱离实情，学术态度不够严谨，呈现出典型的「何不食肉糜」式精英视角。
福利国家制度发源于英国，其通俗含义为：国家全程保障国民从生到死的各项需求。当代，北欧各国被广泛视为福利制度的典范，以高收入与高保障齐名，社会运行在效率与公正之间达到最优均衡。
伴随财政压力的上升，福利社会的新概念随之出现，其核心含义为：公共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社会各界需共同承担保障责任。在高福利体制或福利水平一般的国家中，劳动力都拥有选择权——可以用职业稳定性和企业保障来换取时间与工作方式的受限，但这绝不等同于选择灵活就等于放弃一切保障义务。
许多社会制度设计中，医疗、工伤、养老等基础领域都配备有保障网络，无论全职或自雇身份，政府财政都承担了大量成本。假若先决条件具备——即劳动者有真实的选择自由、国家兜底基础保障——那么「灵活」作为福利的说法才站得住脚。诚然，部分论者将「福利」理解为时间自主权等非物质报酬，而非社保待遇本身。然而在广泛传播的节目片段中，张教授恰恰缺少对这些关键前提的说明，由此引发共鸣的反感便属情理之中。
据人社部去年末披露的数据，国内灵活就业者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多数人并非主观选择这一身份，而是迫于就业机制的制约，被迫踏入零工领域。就劳动意愿的真相而言，此乃无奈之举——否则何以有数百万人争相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选拔？若视此巨大背景于无睹，硬是将灵活就业诠释为群众追求时间自由的主动抉择，就显得有些颠倒是非了。
倘若真的拥有充分选择权，众多灵活就业者大抵愿意放弃「时间自由」的名义，转而从事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换来更高的收入与更完善的保护。将体制内岗位的「稳定但受约束」与灵活就业的「灵活但不稳定」并列对比，温和地说这是精英的想象，尖刻地说就是对现状的粉饰——用华丽词藻掩盖了生存的困顿。
灵活就业者之所以无法将「灵活」「自由」视作福利，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时间毫无价值，为了维持生计，只得廉价出售劳动力。当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这群人需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方能维系既有的微薄收入。长远规划成为奢望，眼前的温饱才是首要考量，而他们最渴求的，恰恰是社保、医保、工伤这些最起码的安全保障。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宣称「灵活就业乃福利」对此群体显然构成精神伤害，同时令人忧虑其背后的真实意图：能否通过概念转换，将灵活包装为优势，进而名正言顺地将保障责任推给社会中最脆弱的人群？
作为北京大学国发院的学者，张丹丹有机会参与政府委托的人口政策和保障制度研究。若果其确实持有「灵活就业即福利」的观点，势必引起外界顾虑：这样的学术立场会否对国家政策导向产生影响，进而改变福利制度的实际走向。
希望张教授的表述仅为媒体采访中的随意发言，或者是针对某个学术模型的理论探讨，只是遗漏了关键的前置条件说明。不能完全排除现有视频节选未能准确呈现其全部论述与语境的可能，由此造成理解偏差。若此为真相，那么关于灵活就业是否属于福利的争论，也就失去了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