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岁的孩子在华北某市的一所民办园学习。”孩子这个年纪说话往往会夸大其辞，我有点怀疑他的描述。后来在接园时，我特意问了其他小朋友对这位新老师的看法，他们的反应都显得很沉默。”将近两周后，刘虹还是决定向园方管理层汇报此事。园长陪着她一起观看了监控录像。随后她确认了令人不安的事实——孩子的叙述完全准确。
刘虹与丈夫随即向公安部门报案。警方立即受理了”×××被殴打”案件。然而一个月之后，刘虹却收到了一份案件终止决定书。经办民警解释称：”考虑到事件发生在幼儿园内、课时期间，应当遵循教师法而非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
类似的教师不当惩戒导致学生伤害的新闻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中国新闻周刊》的研究表明，许多案件在追责过程中遭遇相同困境——公安机构以”教育系统内部事务”为由中止调查，这进而引发了不少行政复议与诉讼争议。
教育机构应当从学生的具体状况出发，制定并完善各项校纪校规，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准则，建立健全教育惩戒的实施标准和程序。
多位接受采访的教育工作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2021年3月1日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简称《规则》）生效后，教师们在实施惩戒时有了较为具体的操作依据。
但现状并不理想：部分教师越界处理学生，有的则因恐惧而不敢进行管理。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教育部共建教育立法研究基地秘书长马颜昕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处理这类事件的关键在于：是否属于教育职务行为，是否遵循法定形式与程序，是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一旦教师的惩戒举措超越正常界限，触犯法律甚至刑律，不应被排除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法之外。”但法律的职能仅限于设置红线，防止最恶劣的行为。而教育的更高追求，需要靠法律之外的力量来实现。”
什么是教育惩戒？
刘虹通过监控看到了事件的全过程：孩子们排成一个半圆形坐在地上，她的儿子和另一名小朋友站着。突然之间，坐在半圆最中间的老师迅速站起身，大步走向男孩，用脚踢在了他的腿部——位置在脚面上方、膝盖下方。受到巨大冲击力的孩子瞬间跪倒。
之后，该教师为自己的行为向孩子和家长道歉，并承认了监控中的事实。园方随即将其辞退。”她解释说，因为孩子不愿意唱歌，所以她才出脚。”刘虹回忆道。她不仅向警方提出控告，还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撤销这位教师的幼师证。
教委的回复是：教师资格的撤销需要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但她最终等到的却是案件终止决定。”我们正在准备提起行政复议。”刘虹表示。
惩戒作为教学实践中的伴生现象由来已久。根据《规则》的定义，”教育惩戒是指学校与教师以教育为根本目的，对学生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管理和教导，或通过规范方式进行矫正，促进学生改过自新的教育活动”。《规则》第十二条明确禁止了两大类伤害行为：一是采用殴打、刺扎等直接致痛的体罚；二是超时罚站、机械式重复抄写、强制做不正常动作、刻意排斥等间接伤害心理和身体的变相体罚。
马颜昕解释道，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关于用词的争论相当激烈——究竟应该用”惩罚”还是”惩戒”。”最终的共识是，这并非惩罚。教育惩戒本质上属于教育手段，以惩戒为外在形式，却以育人为真正目的，而非为了处罚学生本身。”
然而最近数年里，教师的不当惩戒造成学生伤害的事件不断涌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比如2023年在广东，一所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小梁因为排队时做小动作，遭体育教师掌耳。之后医院检查确诊为左耳重度听力受损，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听见声音。小梁父母报警后，警方以此案属于”教师法管理”为理由中止了调查。不服裁定的家长向法院起诉。
同样在2023年，重庆某校的体育教师怀疑五年级学生小林通过手机语音辱骂他人，对小林进行了掌掴。医学鉴定结论为：颌面部轻微损伤。警方报警后，根据司法鉴定为轻微伤，警察认定该教师的掌掴属于教学中的体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决定不给予行政处罚，改为转交教育部门处理。
当小林的父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与警察的结论相反。法院表示：”教育惩戒的初衷是让学生得到更好的成长，而不是令其受伤。”虽然涉事教师在教学职责范围内享有批评教导学生的权利和义务，紧急情况下也可以进行适度的教育惩戒，但该教师既未进行任何形式的批评教导，也没有按照《规则》的规范要求进行操作，而是直接打了小林的耳光，对其身体造成了伤害。
警方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同样认为，涉事教师的行为虽然包含了一定的教育惩戒特征，但已经突破了《规则》规定的边界。
本文AI插画/adan
如何界定责任？
相同的不当惩戒行为，为什么公安部门的处置结果会不一样呢？
在前述广东小梁的案件中，公安机关的理由是：教师法第三十七条已具体规定了对教师体罚学生行为的后果只有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两种，没有提及治安处罚。基于此，该案不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范畴内。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任海涛曾参与过《规则》的立法前期调研。”《规则》自始至终不认为体罚属于正当的教育惩戒范围，也从未否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明显违法甚至犯罪的非惩戒行为的约束力。”任海涛向《中国新闻周刊》阐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就清楚地写着：倘若教师违反了禁止体罚等条款，情节较轻时学校应给予警告和教育；情节恶劣时，应冻结其职权或给予纪律处分；若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严重伤害并触犯法律，公安机关要依照法律进行介入。
任海涛在处理过大量全国教育惩戒纠纷案件的过程中，碰到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位出身于退役军人的舍管员，因为学生违反宿舍规则还对老师不敬，踢了学生一脚，结果学生的脾脏破裂。”老师用的力度有多大、本意是不是想伤害、造成的后果从轻微疼痛到脾脏破裂有多大差别，这些都很要紧。这件事里，老师的举动涉嫌违法甚至犯罪，所以公安要出手。”
但他也指出，实际操作中，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准则因情而异，一律的标准行不通。需要对具体个案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考虑当时的情况、老师的意图是管理还是有意伤害、用力大小、对学生的实际损伤程度、学生年龄等等方面。
“若是超出了教育惩戒的合理范围，甚至越过了教师职权的界线，就不存在法律容许的理由，教师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跟普通伤害他人是一样的。”马颜昕补充道。
在小林案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深入的分析。”过度的教育惩戒行为应当受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约束，这更加符合大众对公平与正义的理解。假如对尚未构成犯罪但明显失当的教育惩戒只进行内部行政处分，而不从治安管理的角度给予否定，实际上就是让那些介于合法与犯罪之间的违法惩戒逃脱了法律的制约，难以避免地会使受害学生及其家长感觉权益得不到保障。”
二审判决还强调，”内部责任无法替代外部问责”，也就是说教育部门对教师的内部追究和公安部门的治安处罚是两条独立的线，不存在重复问责的问题。
如何实现有效管理？
据马颜昕回忆，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不仅邀请了法律专业人士进行论证，还广泛听取了教学一线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声音。在明确禁止体罚的基础上，什么样的惩戒办法是教师可以采用的，这是当时讨论的热点。”当初最大的分歧是，惩戒时能否对学生造成一定的身体负担，例如跑步惩罚、站着罚、抄写作业等。大家最终的意见是，跑步罚不行，可以在教室里罚站但不超过一节课，可以增加教学任务或服务班级，但也要考虑学生的承受能力。”
广东一所小学的教师孔晓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规则》让她心里有了数：”这份文件明确地让我知道哪些行为该做、哪些不该做。比如学生常在课堂上说话，我知道惩戒可以到什么程度，像是当众点名批评，或者让他在我的课堂上站一整节课。”
“从大约五六年前开始，越来越多教师开始有意识地不去动手管学生。”河北一位教龄接近三十年的初中教师唐玉凤说。这个时间段恰好对应了《规则》的发布与执行时间。唐玉凤还记得，《规则》生效那段时间，学校多次召集全校教师集中学习相关内容。”现在开展师风建设的大会时，每个教师还要在承诺书上签名，明确说不能打学生。”
可是，在实践操作上还是有分歧的。有教师认为，当下的惩戒工具不够用，难以有效约束学生。广东某完全中学的德育副校长苏敬负责教育惩戒工作的落实。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迟到、未交作业这类小违纪，一些学生对批评教导、检讨书、罚站、请家长都不在乎，管不了多大效果。有少数教师就会用规则之外、更严厉的手段，学校虽然会纠正，但也面临难题。”
《规则》给惩戒措施留了一个灵活空间：学校可根据学生群体的实际特性，起草和修订校规，列明学生应当遵守的规范，健全教育惩戒的具体场景与办法；教师可邀请学生与家长，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共同制定班级纪律与班约，交学校备案后使用。”因为实际中，惩戒办法千变万化，也有许多创新方法，所以当时在文件里预留了调整空间。”马颜昕解释。
苏敬曾经主导过对校内惩戒措施的深化调整。通过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和教职员工代表的研讨，以及校长班子的审议同意，最终向主管教育部门申报备案。”我们细化了各种违纪现象，比如违反学校的衣着规范、手机管理规定、住宿生管理规定等，制定了对应的处置措施，如通报批评、暂停住宿资格、取消住宿机会。”
根据规范化程序制定出来的具体惩戒办法，最后形成了有约束力的成文校规。”寝室里抽烟属于非常严重的安全与纪律问题，咱们的规定就是一旦发现马上取消住宿资格。真的有学生违反了，我们实施这项惩戒时，家长非常不满，甚至投诉到教育部门。但因为我们有明确的规定，也完成了校规宣传工作，所以教育部门最后同意了学校的处置。”苏敬讲述。
一些城市和地区也在根据当地情形，拟定地方版本的教育惩戒细则。举例来说，北京市教委在八月份颁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规定了相应的惩戒形式，还针对”利用网络骂人、诬蔑、人身攻击老师或同学””欺负同学”这类违纪状况做了明确规定。
在今年九月四日教育部的发布会上，教师工作司负责人王磊指出，要给教师手中配备明确的”标尺”，加紧推动法规的健全，制定操作细则，做到惩戒有法律依据、有范围管制、有案例参考，让每一位教师都清清楚楚地掌握什么要管、如何去管、管的尺度。
然而，更实际的麻烦在于，有一部分教师即便有了细则，也选择了”不敢动作”。
苏敬所在的学校规定学生不准带手机。有一回，一个学生在上课时玩手机被发现。按照学校规定，应该对学生进行通报批评。但家长的说法是，”我孩子心理脆弱承受不了通报”。
更根本的困难在于，关于惩戒的适用范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马颜昕提出，现实中存在几个集中的争议领域，比如学生的恋爱关系、头发染色、携带手机等，是否应当纳入惩戒范畴。”许多基层教师都向我们反映过这些问题给他们的困扰，所以以后这些内容可能会在一些政策文件或地方性规则中做进一步说明。”
但他同时强调，《规则》和法律的限度就是”底线保护”。”打比方，城市学校和偏远山区以留守儿童居多的学校，面临的教育惩戒问题可能完全不同。法律只能防止最坏的结果，但教育本身非常复杂，要靠教育工作者的付出和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