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对母亲说出想到国外精子库做辅助生殖的念头时，她的回应让卢杨感到震惊：”你疯了？怎么就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呢？”
又过了六年光景，卢杨再次提起这个想法。母亲这回虽有些许触动，却依旧保持缄默，等同于给了她默认。
那一年，卢杨刚好四十岁。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妈妈笃定认为我不仅会找到伴侣，而且会寻得一位有所作为的男士。到了四十岁的关口，她也逐渐领悟了希望正在消退。”作为在一线城市长大、留洋归来的理科硕士，卢杨曾有过一个执念——成为天文领域的探索者，做出足以贯穿整个人类文明的科学成就。但这个理想就如同望远镜中的星点，遥在天边，手之可及。她慢慢认清自身”能力有限”，与那些真正的天才相比，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返回故土后，卢杨先是从事初中物理教材开发工作，随后转向国际学科培训领域。随着年岁增长，记忆与体力渐渐衰退，曾经的学术志向早已”不入心间”。
孩子一直是她心中的渴望。比起日渐模糊的学问追求，培养一条鲜活的生命显得更具价值，也更能延续意义。
从三十出头到四十出头，卢杨相继结识了十多位相亲对象，全部以失败告终。有一天，她在网络上刷到有人分享独身女性赴海外进行辅助生殖的心得，心中一动。又经历了六年的等待，直到双亲松口认可，再加上一年多的奔波医治，卢杨在2025年迎来了自己的女儿——一个皮肤白皙、头发栗色、眼眸褐色的混血小姑娘。
根据生殖医学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因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新生儿突破 30 万，占当年全国新生儿数量的3%至3.5%（以2023年统计为准）。
《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所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受等同的法律保护，不少地区也已撤销了生育登记必须呈验结婚证的规定。但依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国内的正规医疗机构被禁止为未婚女性提供辅助生殖的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吉林省曾有地方性法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做出过特殊条款，称”届至法定婚龄、明确不再步入婚姻且无子女的妇女，有权采用合法的医学助孕手段生育一个孩子。”
这部法规为政策打开了一扇窗，但由于国家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的制约，具备执业资质的医院实际上无法为单身妇女施行相关医学手段，导致该条例最终沦为形同虚设。
2026年1月9日，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接受体外受精与胚胎移入（IVF）疗程的女性在辅助生殖诊所接受超声波检验（图：视觉中国）
近些年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会议期间，多名与会者就独身女性的生育权提出了建议方案，内容涉及：赋予符合条件的单身女性采用辅助生殖医学的权利；确保单身女性能够获得与已婚女性相等的生育保障；启动单身女性卵子冷冻保存试点，用以保留生育能力等内容。
同时，反对的声音也不在少数。持反对立场的人士表达的主要担忧包括：草率放宽辅助生殖手段会导致复杂的伦理困境；人为构造缺失父亲的家庭模式并不合理；独自抚养面临的资金困难和陪伴压力等。
北京家圆医院的生殖医学主任及副院长廖希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跨越国界的辅助生殖寻医存有众多隐患：其一是医学层面的威胁。促进排卵和卵母细胞抽取属于入侵性诊疗操作，面临卵巢过度刺激、菌血症、失血过多等并发症。国外医疗机构水准参差不齐，匮乏统一的品质管制；其二是权益维护的风险。倘若出现医疗纠缠或医学事故，跨越国界的权益维护需付出巨大代价、面临极大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长期的法律及生活隐患。在国外冻存卵子之后的维护、跨国调度、来日亲子鉴定、孩子身份相关的后续法律事宜，都充斥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人在做选择时，往往对这些远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估计不足。
对女性群体而言，独身生育绝非仅是医学问题，还需承受法律维权的危险、经济的负担、精力的耗损，以及孩子成年中可能碰到的身份确认等疑虑。
以下是卢杨自己的述说：
国外的辅助生殖是一次庞大的赌局，最坏的情景就是花了巨资却一无所获。特别对于我这种家庭条件并非优越的人来说，更显得像在玩火。
我很早便知道有这条路，但直到不惑之年才去尝试。这中间，我一边继续相亲，一边等父母点头。当他们不再强烈反对时，我立马向B国的生殖诊所递出咨询。按照我的岁数和身体状态，初次评估的结论并不理想：成功概率偏低。
我决定尽力一搏。
我收拾起行李，独自踏上了B国的土地。从求学年代起，我习惯了独往独来，极少体验孤寂，或者说早已学会了和寂寞相处。
我在诊所周边找了一家性价比可观的旅舍，但最大的不幸就在此发生了：到达第三日，我突然陷入了无法清醒的状态，吃不了，喝不了，在睡梦中昏迷了整整十七小时。大概率是病毒感染，身体极其虚弱。苏醒后，我仍然感到害怕，若一直这样昏睡下去，被人察觉的可能微乎其微，幸好我的体质还算不错，醒来后逐渐恢复了。
当身体遭遇问题时，我不禁想，要是身边有个人就好了。但一旦体能恢复，我又渴望独自一人待着。
我最担心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症会否影响到卵子的品质，所以咨询了医护人员，他们说问题不大。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中止这个疗程，因为所花的时间和费用实在承受不起。
在遴选精子供体时，我首先看重的是外形，不求英俊但要能弥补我的劣势：我身高中等，有腺样体脸型。筛选中，我先把身高门槛设在1.80米以上，倾向那种脸型棱角分明的。我们这类人讲究仪容，若能接受任何条件，早就成了家。
终于我收获了两枚通过审查的囊胚（培育五至六日的胚胎，可植入子宫发育），相当于拥有两回成为妈妈的可能。但首次移植以失败告终，这让我备受打击，因为那是评分最优的一枚。我不愿过度拖沓，两月后，我启动了第二次移植。那段日子里我的心境很差，承受着”此次必须成功”的重压。
我是个很难自我消耗的人，但就算放下现实的忧虑，仍旧存在对终结的恐惧。而生育恰恰是生命与灭亡的抗争。另外，家庭里没有小孩，三人一起慢慢变老，饮食越来越清淡，家中气氛也越来越冷寂，总有一种彼此在等待终点的感觉。这正是我不断想拥有小孩的原因。
又一次前往B国。由于短期内多次越过边界，通过海关时我的心里七上八下，但为了陈述连贯，我决定如实说明。
海关官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听完我的叙述后，他对我说，他认识过年岁最大的生育者是44岁，”所以，你还有希望，相信孩子一定会来。”
影片《一个奇迹的诞生》的镜头，1978年全球首位”试管生命”路易丝·乔伊·布朗降生人世
这番话让我倍感温暖，也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我告诉他，我不会在B国分娩，仅仅利用此地的诊疗条件。他选择了认同我。现实也确实如此，我没有在国外落地生根的念头，也绝不会辜负来自一个陌生人的这份好意。
这一次，我成功了。
整个怀孕期和分娩历程都十分顺畅，我甚至没有经历过孕期不适。唯有孕晚期出现了血糖偏高的状况，以及夜间肋骨酸软。
生完孩子不久，我患上了非哺喂相关的乳房炎症，可能与自身免疫机制有关。我先后因此住院进行了两次手术，清除乳房内的坏死部分。术后须服用大量激素类和抗菌素，也由此留下了一连串的不良反应：”三高”症状、耳石路滑、四肢关节一直疼痛……长时间内，连上个楼梯都感到吃力。
这次疾病留下的心理和身体创伤，远远超过了生育本身带来的损伤。费力半天，我的女儿仅吃到了三周的母乳。相对于代价和收益，就是沧海一粟。
辅助生殖这门学问，越及早完成成功率越高。但这儿有个矛盾：年轻的期间，似乎自己总有充足的岁月和机遇；当意识到无法碰到适宜的伴侣时，人生年纪已经不小了，生殖功能在下降，成功概率也会大幅下降。
小女儿一周岁时，我常常陪她在附近的购物广场嬉戏。某个午后，一位年迈的阿姨问我妈，你这娃娃是试管生的吗？她说她的女儿曾经也想去做，但被她劝阻了。目睹我家宝贝活泼好动的样子，她感到非常后悔。但她女儿已经四十五岁，许多事已然没有办法反悔了。
我三十出头时，就隐约察觉到自己在感情生活方面没什么胜算。我最大的劣处可能就是，看不出人们期待的那种”儿媳妇”气质——容貌姣好，性情温和，拿手家事，这些我都欠缺。那几年，我陆陆续续见了十来个相亲人选，大多是亲人引荐的。
有人初中未毕业、却家拥三四套房产，见面就向我数落国内教学的弊端。我心想：教学制度即便有再多缺陷，也不至于无法读完初中。还有些人知道我是”海外学成归来”，满心想让我带他去异乡，随后他”理财”，我来赚钱。
碰到的人越多，我对异性越产生了某种”繁殖隔阂感”。
最后一段相亲的失利时刻，我的年纪已是39岁。那位仁兄外形还可以，文化程度一般，但兄弟姐妹中有很多高学历者，表明遗传基础还行。我想，只要没有根本分歧，试着相处也无妨。但他认为我俩距离太悬殊，无法交流。
越往后，我越感受到：找一个更优秀的人基本无望。我的表妹，年仅三十，亲戚就给介绍五十多岁的丧妻男士。不过表妹后来也结了婚，我的亲戚晚辈也都陆续有了伴侣。那时期我觉得，仿佛全世界仅有我还是孤身一人。我明白是做过不少努力，为何还是无法成功呢？
有段日子，我乃至想过去随意约会，但又忧虑卫生及病症风险。相比来看，精子库起码经历了医学检测，有较为详尽的资料。
独身生育最突显的弊端就是要承当更高的风险，尤其当娃娃患重症的时刻。例如碰到罕见疾患或严重病症、供体亲属需要骨髓献赠的状态，单身养育的家庭定然会更加困难。生孩子时我特意保留了脐血，便是基于这项考虑。虽然我对此技能本身保留看法，但只要能供给一丝的防护，就还是值得尝试。
产后催化剂降低的这段时间，我经常做可怕的梦：黑暗中，肩膀传来尖锐的疼，一个面貌凶悍的小儿在啃我。这大概与内在的育儿焦虑关联。
独身生育的一大现实问题就是单人赚薪，势必不如两人赚得充裕。但只要开源节流，日子也能凑合。我对物质的需求并无太高，降低消费标准我也能接纳。
2026年9月11日，希腊首都雅典，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抱着他们刚生下三天的试管小宝贝，在某家私营产科医院与儿科大夫商议（图：视觉中国）
倘若女儿长大后的消费观不像我，反倒很在意名牌和物质，那我就从小启蒙她的商业头脑——妈妈可以做家教，要是大家都来找妈妈教课，咱们就有钱去买这个了。你能帮妈妈把这堂课卖出去吗？若是卖不出去，又没有别的本领，咱们就只好这样日子。每月好几千的日常，既不是最富也不是最困，这样平稳度过，已是足够。
其外，还须剔除不必要的养娃成本。我不打算在文化课程上额外投入，那些内容我自己就能讲授。说句实话，我干了十多年的教培工作，从没把天资普通的小儿教聪敏，顶多从及格水准升到良好水准，但很难变A。
我的期许是让女儿活得闲适、开心，有种”无论怎样活，我都很高兴”的精神状态，就当不辜负此生。不必在学业上拉得太紧，一旦拉紧了，人就无趣了。我计划采用新颖的办法去启蒙她：学作文、练口语，就多听老段子和评书；玩运营游戏，锻炼理财能力，让她理解有规划的财产配置的核心。
在我的理解中，孩子的伦理原则和精神状况永远排在首位。我在教学生涯中接触过很多富足家庭的孩子，家长倾注了诸多心血，有的显现出明显的焦虑心态，还被迫来参加课程；有的虽然考了高分，获得了不俗的入学资格，却内心阴郁。教学就象上妆，终会卸妆，但一个人的气质是陪伴终生的。
提到教学，我个人恰恰是个活例子。我高考时理科考了636分，成功录取了某个985学校的天文专业。我的执念是成为一名天体研究人士，在天文馆夜以继日，或许能发现什么贯穿历史长河的新发现。
但我在大学里的日子超级昏暗，一面是换到了陌生城市，气候难以适从。另方面，我在高中排名靠前，一度觉得自己的脑力属一流。来到大学后才意识到人才济济，站在集体里，能感受到周边人的智力至少超出自己20多个百分点。
往后回溯，才觉得过去的自己多傻，参赛经验都没有，还做起了专家的梦，这就是井蛙之见。
那阶段我只想尽快逃出此地，所以选择了出国进修。家里条件有限，我挑选了不收学费的高校，学科方向还是理工，花了五年時間取得了硕士证书。那时只想着先把学位到手，中学时成绩那样好，若学历不够漂亮，我会感觉很羞耻。
学成后，国外的工作机遇并无想象中的好。我明白自身离当年的梦想已渐行渐远。时光一晃，经过几番摸索，青葱岁月也就此消耗了。
我决定归国，归家起码可以省掉房租。返乡后首份工作是初中物理教参的制作及评阅。团队多是大专毕业，我们日日拿着初中物理知识，有时还要重温小学乘法口诀。这项工作的产出与我的期望差距太大，才干了不足一年就辞工了。
后来，我加入了国际课程培训的队伍，最初在一个出国服务机构上班，职业强度把人压得难以呼吸，几年下来也走人了。我当下主要是自主讲学，偶尔接一些培训部门的任务，月入能维持生活就足够了。
我的过往说明了什么：只要认知和推理能力达到，习新东西就没那么难。但每个人的聪慧程度和耐力有界限，加上机遇和社会处境的制约，一次成就一项，就很难兼顾别的。要想全部掌握，自己的缺陷就会暴露。与其强行兼得，不如一开始就放松心态。
家里亲属得知我做辅助生殖这回事，起初心理上多少有点别扭。但见到孩子的真身后，没有人不喜爱她。家族聚集时，各位都扎堆在她身边，争着搂抱。她到处都像个小明星。
我妈担忧小孩长相太”出众”，外出总给她戴顶帽子。我倒认为”出众”好过”不起眼”，我小时便是那种易被遗漏的娃娃，那滋味并不好受。长得吸引人，上了托儿所，教师也会对她多加照顾。
我从幼年就在姥姥家成长，印象里爸爸很少出现。他常年在外跑业务，回家时更像是个”捣乱者”——非把我碰伤就是磕伤。就我个人来讲，一个家里没有”父亲”这个身份，也无伤大雅。从生物界看，一公一母养护后代群体的方式，并非主流。
若女儿长大了有不一样的想法，期望自己”应当有位爸爸”。我会坦白说明：妈妈在感情这事上不算成功，但我很想拥有孩子，于是借用了科学的手段。
我决定和她坦白相告，不会模糊其词，乱编”爸爸去了”、”爸爸在远方”这样的故事。那样只会留给她一个无法实现的期盼，当幻想碎裂，她将承受更多苦楚。
若她一时很难消化，我会逐步开导她：期待你不要过多怨言，起码你长得很可人。那些貌不惊人的人，也各自有烦心事。每个人都在尝试找到自己的活法，自洽地活下来。
我老爸在我女儿诞生三月后去世了。他活着时，咱们联络甚少，彼此之间总觉得隔着一堵墙。他在医院突然病倒，讯息传来的那刻，我妈奔向医院处理后事，我在家里抱着女儿，泪流满面，叹息生命的无常。决意要个孩子，成了我们父女间少数几件令彼此欣慰的事。
爸爸去后，妈妈的肩上压力小了一些。过去这么多年她一直照顾患病的父亲，已是苦不堪言。女儿的出生，她也投入精力去抚养。我月子期染上乳房发炎的日子里，她每天天不亮就从家坐车到月子会所看孩子，再去医院照护我，之后还得赶回家陪我爸。快七十的年纪，就这样日日不停地忙。
孩子降生后的这一年，我妈瘦了整整二十斤。她常常埋怨是我的这次选择搞坏了她的暮年，还宣扬要脱离家庭，但我看得出她其实舍不得。她把全部关怀倾注在这个小生命身上，再累也一看见孩子就眉舒眼展。小孩也特别粘姥姥，一刻都分不开。作为回报，在我肚子里时就主意让她用姥姥的姓，因为她贡献最多，算是得到了这份”命名权”。
小孩现阶段正处于最折腾的时期，我和我妈维系着低消耗、多行动的默契。终究是母女关联，纵使有不同意见，也能互相理解和包容，任何事都好沟通。
我现在仅有的顾忌就是十年下来，我和我妈都已年迈，我肯定要拿出大量精力去伺候我妈，而女儿适逢青葱少年，我恐难以投出充分的陪伴和关切。这或许也是高龄生育普遍面对的现实挑战。
坦然讲，跨国辅助生殖是一个危险系数大的决定，金钱、身子、日后的养育担子……每样负荷都得一肩扛。但就我个人而言，就算困难，也胜过毫无选项。等候爱情这条路，我走了十年，最终没走通。假若不去主动把握这次机会，一旦错失生育的黄金阶段，势必会终生后悔。
近来，有个特别感动我的刹那：我躺在地板上，女儿蹒跚地跑过来，一头拱进我的怀里，跟着躺了下来。那一刹，我多想就永远这样躺下去——我不累，她也无忧。可这份安闲只能维持数分钟，她转身又如小马般，兴高采烈地跑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