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刘小白、严泽胜所涉诈骗案期间，被害企业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联华公司）的刑事诉讼代理人发生了一次值得玩味的人事调整。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熊智接替成为该企业的新任代理律师。而这位律师之前最为人所知的职业身份，恰是在海南高院前副院长张家慧案件中担任过一审阶段的法律辩护人。
刑事案件所涉及的小区为海口翡翠水城。张梦云 摄
司法生效裁定在张家慧案件中认定，联华公司的幕后实际操纵者朱万贵曾向张家慧进行过90万元的利益输送。令人关注的是，这位已被三份司法生效判决书认定为共计行贿225万元的人士，时至今日仍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相比之下，那位遭关押近一千天的债权人严泽胜却仍在苦苦等候判决结果。
八月初，张振国、严树青、刘小白、严泽胜、汤庆军等来自湖北的五位投资方及债权人，联合向海南省公安部门提交了实名举报材料，指控朱万贵涉嫌从事黑社会性质的违法活动。
01 投资方在海南遭遇的「以刑化债」怪象
2010年初夏时节，来自湖北的投资人张振国、严树青、刘小白等与联华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10.5亿元用于受让该企业的全部股权，另加2.5亿元作为解除原有合作关系的补偿金。
联华公司掌握着海口琼山地区滨江路上面积441.32亩的住宅建设用地，准备开发名为「翡翠水城」的住宅项目。名义上，朱万贵在该企业中既无股份也无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股东为其前妻、妹妹和表哥三人。
依据经过公证的资金往来凭证记录，投资方实际支付总额超过8.1亿元，已占约定总价款的八成以上。翡翠水城项目一期涵盖16.9万平方米的在建工程，完全由投资方对外融资，经过自身投入建成并向市场销售。
海南省公安厅大楼外景。张梦云 摄
投资方颇为无奈地说道，「资金已付了七八成，朱万贵突然反水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朱某以尚未清缴相关税费为由，拒绝办理股权交割手续。到了2014年十一月，忍无可忍的投资方向海南仲裁机构提交了仲裁申请，请求根据合同条款办理股权转移事宜。
仲裁申请立案后的第三个月，即2015年元月初四，百余名社会人员携带凶器冲入翡翠水城项目工地，将投资人强行赶出，随之接管了整个项目。
其后，海南仲裁机构先是做出裁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再做出裁定要求投资方支付1.29亿余元的违约金。在法院执行环节，这笔违约金金额与朱万贵应当返还的股权价款（张振国9100万元、严树青3480万元）进行了相互抵消，投资人的全部资金就此告终。
司法生效文书显示，为了操控仲裁和诉讼的走向，朱万贵先后向海南仲裁委时任副秘书长刘彦勋行贿100万元、向海南高院时任副院长张家慧行贿90万元、向海南高院民一庭时任副庭长王庆伟行贿35万元。
伴随着股权纠纷进入执行阶段，多名投资人及债权人随即向联华公司提出了民间借贷案件诉讼请求。其中，严泽胜与联华公司的借贷纠纷案件经历了鄂州市基层法院、湖北省高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级审理，各级法院均认定其债权关系完全合法。
联华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了5100万元后，反手向海南公安部门举报债权人涉嫌「虚假诉讼诈骗」。随后，海南省公安部门指定琼海市公安局承办此案。
2023年十月初七日，海南省公安部门在联华公司都未曾正式報案的状态下，就已提前发出了《指定管辖决定书》；十月初九日，琼海市公安局才出具《受案登记表》；十月初十日，侦查人员才到联华公司进行了首次报案记录；十月二十日，严泽胜被以「诈骗罪」名义拘留，随即被押解到琼海市看守所。
琼海市公安局办公地点。张梦云 摄
2024年年末，海口市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刘小白、严泽胜两人提起诉讼，指控涉案金额正好是5100万元。另外一名债权人汤庆军借款总额为1150万元，同样胜诉，却在2025年元月二十一日被刑事拘留。
舆论界将这个案件描述为海南版本的「以刑化债」奇观：原本属于民事范畴的债权债务纠纷，因其中一方的刑事控告转化为了刑事案件，获胜的债权人反而面临牢狱之灾。
02 已经完成审理的案件与尚未开庭的案件被强行并一
2025年春季中旬至下旬，严泽胜、刘小白所涉诈骗罪案在海口中院完成了首轮完整的庭审程序。
因为审判长已经退休、一名合议庭成员被安排外出锻炼，法院重新组建了合议庭，在2026年春季中旬至中下旬这段时期，再次走过了整个庭审过程，随后再一次宣布会择机宣读判决结果。
按常规逻辑，接下来就应该等候裁决书了。但严泽胜、刘小白等到的并非判决，而是一个全新的案号。到了五月二十二日，海口中院就刘小白另行立案，新增了汤庆军作为被告人，也就是那位因1150万元借款案胜诉、却在2025年元月二十一日被拘留的债权人。法院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把已经完成两轮庭审程序、等待宣判的前一个案件，整体并入这个尚未进行任何庭审的新案件。
海口市检察机关办公场所。张梦云 摄
进入七月中旬，严泽胜的法律顾问向海口中院呈交了《异议书》，请求收回之前的并案决定。《异议书》援用了最高法院在刑事诉讼解释中关于「如有多个案件应当合并审理，则由最先受理法院进行审判」的规定，指出：当同一个被告人因多项罪名分案起诉时，应该以最先受理的案件为主体，把其他案件纳入其中，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
辩护方进一步指出，「逆向并案」造成的后果是：前案历经两次庭审所固化的质证提问和法律辩护意见统统作废重新来过。更加离谱的是，严泽胜与后案所控的汤庆军案之间毫无关联性，却非要跟随别人重新参加一轮庭审。
《异议书》还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前案经过两轮庭审长期拖延未作判决，审理期限已经非常紧张，并入新案之后期限重新计算，这形成了「变相规避审限监督」。
随着汤庆军进入被告人的序列，三位因「以刑化债」而遭控的债权人已经全部纳入刑事审判环节。辩护方指出，从2023年十月二十日被刑事拘留起，严泽胜已经被关押接近三年，汤庆军的羁押时间已超过五百天，然而两人所涉及的债权均已被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可。
03 主管侦查警长因受贿已被法院判刑
就在首轮庭审结束后的等待裁决阶段，一个出人意料的情节浮出水面。
2025年五月中旬，本案的主要负责侦查人员、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三级警长刘凌霄因为收受朱万贵的财物而被宣布进行审查调查。
海口市中级法院办公地点。张梦云 摄
根据在庭审现场公诉机关宣读的海南省公安厅《情况说明》记载，刘凌霄在办案期间接受了被害方朱万贵给予的财物。但该《情况说明》同时声称：经过查证，「取证程序并无违反法律规定」「未发现其有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其参与的刑事诉讼程序内容完全符合法律要求」。
辩护方对这一自我证明方式提出了强烈反对，认为作为办案机关上级部门的海南省公安厅，与案件存在直接的利益牵连，不应该为下属人员出具「合法性凭证」。有关证据是否需要排除，应该由审判机构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而不能由公安部门进行自我背书。
令辩护方觉得古怪的，是本案首次庭审结束后的一系列离奇举动。庭审在2025年四月二十二日终止，两名被告人都已完成法庭讯问，辩护律师也已作出了完整的法律辩论。按照正常的诉讼规则，庭审之后应该进入评议阶段，侦查工作理应告一段落。
然而在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海南公安机关在侦查程序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却以三十多次的高频率再次传唤被告人刘小白、严泽胜进行讯问，并编成了大量的「补充侦查补充材料」。这些传唤全部发生在首轮庭审之后，被告人每次都被带离看守所接受询问。辩护律师每次申请会见，都被告知被告人「正在接受讯问」。
辩护方主张，既然侦查程序已经完成，补充侦查也曾经两次被检察部门退回重报，起诉书已经生成，法院也已经组织了庭审，公安机关此时再以高密度频次传唤被告人并补充取证，不具有法律支持，属于非法扩大侦查权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此外，在2025年春季，即首轮开庭的前期，海南省公安厅办案人员还曾经通过彩信向证人张振国、严树青发送了内容为空白的《拘留证》，这被判断为以强制措施进行威胁，目的在于干扰证人的作证行为。
严泽胜与联华公司债权纠纷案的胜诉书。受访者提供
到目前为止，刘凌霄因贪污罪在一审阶段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二审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然而他所办理的案件至今没有结论。司法生效判决文书显示，刘凌霄在2024年春、夏、秋三个时段分别收受朱万贵贿赂总计15万元，并清楚地注明行贿的目的是「加强对刘小白、严泽胜诈骗案材料的处理力度」。
被告人家属疑惑不解，朱万贵曾经向四位关键司法工作人员输送金钱，且四人均已受到刑事惩罚，然而这个主要的行贿者非但至今没有被追究，反而还在持续通过刑事手段追究债权人。
04 投资人联合上书举报开发商涉黑犯罪
进入八月初夏，张振国、严树青、刘小白、严泽胜、汤庆军等来自湖北的投资方及债权人联名呈递材料给海南省公安部门，对朱万贵等人涉嫌黑恶势力犯罪进行了实名举报，同时也抄送至公安部、最高检、全国扫黑办。
举报材料将朱万贵长达十六年之久的一系列行为串联成了一条「三段式」的完整链条：第一个阶段（2010至2014年），冒用前妻温莉珍身份处置其60%股权，伪造授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股权受让为幌子骗取投资人8.1亿元资金；第二个阶段（2015年），召集百余名社会人士以武力方式驱逐投资人，强行占有价值约20亿元的项目资产；第三个阶段（2015至今），通过贿赂司法工作人员来操纵仲裁和诉讼过程，利用虚假诉讼来消除合法债务，将遭遇胜诉的债权人跨越地域转为刑事被追诉对象。
海南仲裁委办公地点。张梦云 摄
举报人认为，朱万贵等人的这些犯罪行为完全满足黑恶势力团伙的「四大特征」，请求以领导参加黑恶势力团伙罪、合同欺诈罪、非法输送利益罪、扰乱社会秩序罪、强行交易罪、诬陷他人罪、虚假诉讼罪等罪名立案侦查。举报人进一步建议，鉴于当地可能存在干扰因素，应该由湖北省公安机构跨区管辖此案。
在举报文件中，朱万贵前配偶温莉珍在2022年十月十一日提交的《声明书》，以及海南高院在2026年六月初四日的听证记录备受关注。
温莉珍在1987年与朱万贵缔结婚姻，1991年双方离异。她曾担任联华公司的董事长职务，名下持有60%的公司股份，但从未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事务。到了2022年，她向湖北省鄂州市基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回自己的60%股权收益。她强调对2010年的股权转让完全不知情。
温莉珍在该声明中证实，直到2020年自己才获悉股权已被转让出去。当时有人用她的账户收取了6418万元的股权款项，「我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支配或动用过这笔资金的任何部分。」据她说，2011年五月，朱万贵伪造了相关文件，将她的股权转到自己名义下，并向工商部门提交了两人为夫妻关系的虚假声明。事情败露后，朱万贵将股权挂靠在儿子名下，而他也与温莉珍再度结婚。而事实是，两人早在2010年股权转让时就已离异二十年。
朱万贵前妻温莉珍的声明文件。受访者提供
在六月初四的海南高院听证阶段，针对张振国、严树青提出撤销海南仲裁委裁定的申请，温莉珍以证人身份再度确认了上述所有事实。张振国、严树青的法律代理人指出，2010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一开始就是违法无效的」。
九月中旬，严泽胜的法律代理人吴丹红认为，朱万贵的行为涉嫌行贿违法。朱万贵的行贿对象涵盖仲裁、民事判决、刑事侦查的全流程，行贿的真实性已经被多份司法生效判决书和法庭调查取证所认可，但此人至今仍逍遥法外。
05 辩护受贿者的律师转身代理行贿人出庭
回溯到开篇所说的律师人事变动。
被告人的家属透露说，朱万贵一方已经聘请了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主任熊智，让其代表被害企业联华公司进行刑事诉讼代理工作。而熊智正是在张家慧案件中担任过一审阶段的法律辩护人。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官方微信号在2019年十二月曾发布过熊智代理该案的信息，并记录了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内容，详细介绍了他会见张家慧、前往海南省检察部门第一分院调阅案卷的全部过程。
这一人员变化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执业律师对此表示，「既在受贿方做过辩护，又在行贿方做代理，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有人还指出，熊智可能同时是本案的证人——在首轮庭审中，辩方曾展示张家慧案的判决文书并申请调取其详细内容，熊智完全有能力作为证人说明朱万贵行贿的动机以及细节问题。
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官方微信号上的熊智代理张家慧案信息截图。网络截图
多位被告人的家属认为，应该由法院做出决定责令熊智退出本案的代理工作。
家属们表示，熊智作为张家慧案一审的法律辩护人，而朱万贵是该案生效判决认定的关键行贿人和重要证人。生效判决确认朱万贵向张家慧行贿90万元，而这个行贿事实恰恰成为了本案的基础性相关事实，两个案件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牵连。作为张家慧的辩护人，熊智通过查阅卷宗、多次会见委托人和核对证据，完整掌握了关于朱万贵行贿的张家慧陈述、答辩及涉密卷内资料。根据法律规定，他对前委托人负有永久的保密责任。
「如今熊智却接纳了朱万贵的委托，担任其在此案中的被害方诉讼代理工作。」一名家属指出，这属于典型的「后现法律信息型利益冲突」：一面要对张家慧的法定保密，一面要尽力维护与张家慧就行贿问题存在直接利益对抗的朱万贵的代理工作，两项义务在根本上相互矛盾，无法同时履行。
依据律师执业的法律法规要求，律师在前一案件中知悉当事人秘密后若代理利害相反方的相关案件，必须事先进行利益冲突审核，向双方充分披露可能的危害，获得前委托人的明确书面同意。被告人家属认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律师事务所已进行过此类审核、也未获得张家慧的书面同意。他们认为，这一委托关系本身就存在违法性。
被告人家属表示，这种利益冲突将严重危害本案的公正审理程序：熊智存在利用前案涉密情报指导事实判断的潜在风险，这将导致控辩的诉讼地位不对等，侵害了申请方的法律权益。「因此，熊智应当退出本案的诉讼代理。」
截至本文成稿，法院方面尚未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