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Anthropic筹备上市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的人物调查报道。达里奥拒绝了采访，但记者采访了他的多位同学、老师、朋友和同事。《纽约时报》用两个词概括达里奥的人生轨迹：「理性主义」和「有效利他主义」。
在曾经共事的人眼中，达里奥是个精力旺盛、极其固执的家伙。他喜欢追问。还是大学生时，他就曾和朋友认真讨论究竟多少只鸡的生命才能抵得上一个人的生命。
01 害怕考试的达里奥
1997年，14岁左右的达里奥在旧金山读八年级。那年学校评选最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的学生，达里奥与另一名同学一起获选。
进入旧金山著名公立高中Lowell High School后，达里奥的数学和科学天赋愈发明显，他甚至提前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选修课程。但物理老师Richard Shapiro记住的，是他经常因考试表现焦虑。即使最后考得不错，也总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到最好。Shapiro不得不一遍遍提醒他「达里奥，放松一点」。
2001年，达里奥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后来转到斯坦福大学，最终前往普林斯顿攻读博士。他很难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彻底满意。今天Claude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AI产品之一，Anthropic拥有惊人的资本资源。可达里奥依然在不断寻找下一个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02 多少只鸡抵得上一个人
在加州理工学院，达里奥曾提出人可以吃螃蟹，因为螃蟹没有脊椎。朋友Colin Heckman反问他：为什么有人不吃猪肉，却觉得吃螃蟹没问题？没有脊椎就意味着生命不值得保护吗？
另一位朋友Nathan Avery还记得，达里奥曾认真讨论究竟多少只鸡的生命才能抵得上一个人的生命。这种近乎数学计算的道德观，后来与他接触的「有效利他主义」不谋而合。有效利他主义试图用理性和数据回答一个问题：有限的资源究竟该如何分配，才能创造最大的社会福祉。
后来，这套思维被他带进AI领域。2025年，Anthropic开始研究「模型福利」，探讨AI是否可能拥有主观体验，以及是否值得道德关怀。不过达里奥曾澄清，自己并不是有效利他主义者，只是认同其中一些思想。
03 父亲去世与睾丸癌
2006年，23岁的达里奥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原本打算成为理论物理学家。但这一年，他的父亲Riccardo去世了。父亲长期与丙型肝炎抗争。当时医生主要依靠干扰素和利巴韦林治疗，不仅副作用明显，治愈率也只有约40%至50%。
2025年接受采访时，达里奥再次谈及这段往事，情绪依然激动。前女友Jade Wang也回忆，几年的科学进步可能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父亲或者有机会活下来。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达里奥的科研方向。他转向生物物理学和神经科学，后来前往斯坦福从事生物医学研究。2014年，达里奥自己也被诊断出睾丸癌，他靠化疗战胜了病魔。自此，他开始认真思考，与其穷尽一生攻克某种疾病，为什么不创造一种能够加速所有科学研究的工具？人工智能最终成为他的答案。
2024年，达里奥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中提出「压缩的21世纪」。足够强大的AI，可能把原本需要50至100年取得的生物医学进步，压缩到5至10年。
04 AI奇点预言
2007年的一个晚上，达里奥向高中好友Colin Heckman兴奋地介绍了一本书：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这本书提出，随着计算能力不断增长，机器最终可能超越人类智能。这种转折点被称为「技术奇点」。
据Heckman回忆，达里奥几乎迷上了这套理论。他预测技术奇点可能在2040年之前到来。他开始阅读《Overcoming Bias》等博客，接触理性主义、有效利他主义和AI生存风险理论。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Eliezer Yudkowsky，如今仍是对超级智能持极端谨慎态度的代表人物之一。
同年9月，达里奥在《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中公开呼吁放慢前沿AI研发速度。他同时解释了为什么自己仍要继续开发AI：如果停止研发，人类可能失去技术带来的巨大收益，也可能让更不重视安全的竞争者率先掌握它。
05 偶像是马斯克
年轻时，达里奥是马斯克的崇拜者。据《纽约时报》采访的两位知情人士回忆，2007年前后，达里奥就与马斯克有过邮件往来，还曾认真考虑过加入SpaceX。当年的马斯克还在努力证明私人公司也能把火箭送入太空，这件事符合达里奥的胃口。
2016年，达里奥加入OpenAI，马斯克当时正是这家公司的联合主席和重要出资人。二人后来都和OpenAI闹翻了。
2021年，Anthropic成立。2023年，马斯克成立xAI，推出Grok。二人变成了同一个赛道上的竞争对手。据Axios报道，Anthropic如今还是马斯克旗下SpaceX的AI数据中心算力的重要客户。这意味着双方一面争夺AI市场，一面又存在算力供应关系。
到了2026年9月12日，更魔幻的场面出现了。达里奥发表《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呼吁整个行业放慢前沿AI研发速度。马斯克随即转发：「Dario is right」。
06 从慈善到AI「福利模型」
2008年，达里奥通过经济学家Tyler Cowen的博客，接触到一家名叫GiveWell的慈善评估机构。达里奥很快成了GiveWell论坛的积极参与者。
2010年，他在GiveWell发表了一篇文章，认真解释自己如何花掉1万美元。候选项目有两个：一个是治疗结核病的Stop TB，另一个是改善非洲疫苗配送的VillageReach。
根据GiveWell当时的估算，VillageReach平均花费约545美元可以避免一名婴儿死亡；Stop TB每避免一人死亡的成本则约为150至750美元。但最终他选择了VillageReach。原因是Stop TB虽然理论上更具成本效益，但项目涉及政府、医疗机构、药物发放和持续治疗等多个环节，很难看清每一笔钱最终产生了什么效果。
后来他尝试用AI继续自己的慈善之路。他认为如果AI能够加速医学研究，就可能挽救无数生命；但如果失控，后果也可能波及全人类。
07 在百度熬夜的AI末日预言家
2014年，达里奥加入了百度位于美国桑尼维尔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当时的百度还在认真做AI。吴恩达刚从Google跳槽过来担任首席科学家，带着一群研究员挑战语音识别。后来名声在外的Deep Speech系列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2016年的Deep Speech 2甚至展示了同一套深度学习思路处理英语和普通话的能力。
那时候连Transformer都还没诞生，硅谷对AI的主流想象还是让机器听懂人话、识别图片。但达里奥已经开始担心世界末日了。
据前同事Gregory Diamos回忆，达里奥出了名的工作狂，经常通宵待在实验室，特别喜欢和同事争论。更有意思的是，2015年前后他就开始向同事警告AI能力可能迅速追上甚至超过人脑。
同年他转到Google Brain，开始把这种担忧变成真正的技术研究。2016年，达里奥与Christopher Olah、John Schulman等人共同发表了《Concrete Problems in AI Safety》，讨论五类具体问题，包括奖励作弊、负面副作用、安全探索和分布偏移等。这篇论文解释了达里奥此后十年的基本思路：AI风险未必等机器有了邪恶意图才会出现，当它足够强大时，一个看似无害的目标都可能产生危险后果。
08 达里奥的另一面
在旧金山，达里奥、妹妹Daniela、理论物理学家Jared Kaplan、研究员Christopher Olah，以及后来成为妹夫的Holden Karnofsky，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朋友圈里，其中几个人还合租过公寓。
2017年Daniela和Karnofsky结婚时，这个朋友圈彻底放飞了自我。如今掌握全球最前沿AI研发方向的Anthropic CEO，在十年前的人生重要社交场合，形象是一只熊猫。研究Claude神经网络内部结构的Olah，则是一只长颈鹿。
2021年，达里奥与Daniela、Kaplan、Olah等人共同创办Anthropic。2025年，Karnofsky也正式加入公司，参与制定负责管理先进AI风险的Responsible Scaling Policy，直接向首席科学官Kaplan汇报。早年一起讨论AI末日、合租公寓、参加火人节的朋友，后来真的掌握了全球最重要的AI实验室之一。
09 在OpenAI两次被否
2018年，达里奥已经成为OpenAI最重要的研究负责人之一，妹妹Daniela也开始参与重要的组织管理工作。不过，OpenAI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这对兄妹的管理方式。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年12月，研究人员Joshua Achiam专门找到Sam Altman，表达了一个微妙的担忧。按照Achiam的想法，伦理监督应该由不同立场的人共同参与，甚至最好引入公司外部的专家，避免研究负责人既制定规则，又负责判断自己是否遵守规则。
据知情人士回忆，双方后来发生过一次面对面的激烈争论。达里奥甚至提高音量，坚持认为没有人比自己更适合承担这个职位。
类似问题后来又在OpenAI上演了一遍。2023年，OpenAI董事会突然罢免Sam Altman。但董事会虽然握有正式权力，却没能获得足够的组织支持，Sam在几天内重新上台。
10 向Altman摊牌
后来事情开始发生变化。Alec Radford等研究员发现，通过扩大模型规模、增加训练数据和算力，神经网络可能获得越来越强的语言处理能力。达里奥很快意识到这条路线可能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重要一步。
OpenAI联合创始人Greg Brockman也希望参与GPT项目，但达里奥兄妹不愿意。据两名了解情况的人士回忆，达里奥曾多次向Sam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不能把Brockman排除在相关工作之外，自己就会离职。
随着GPT-2和GPT-3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能力，达里奥对于研究路线、安全审查和公司治理的担忧不断加深。2020年12月，达里奥与Daniela等人离开OpenAI，随后共同创建Anthropic。
11 Anthropic的「第一夫人」
Anthropic的熟人关系网里还有一位神秘人物：达里奥的妻子Cami Clark。
2026年8月，《华尔街日报》专门报道了这位低调的「第一夫人」。Clark没有在Anthropic担任正式职位，却经常陪同达里奥出席达沃斯、太阳谷峰会等重要活动，还充当他的私人顾问和人脉联系人。
其中最关键的关系是Google前CEO Eric Schmidt。据报道，Clark曾与Schmidt交往，后来将他介绍给达里奥，并帮助促成其投资Anthropic。2021年，Schmidt成为公司首轮1.24亿美元融资的投资者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华尔街日报》披露，Clark曾向Schmidt提出一项名为「Mother of AGI Fund」的投资计划，甚至准备了40页提案，希望整合自己的人脉、Schmidt的资本和Anthropic的商业机会。这项计划最终没能成行，反对者中就包括Anthropic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达里奥的亲妹妹Daniela。
外界对达里奥的评价始终充满争议。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未必关心谁能率先造出超级智能，也不在乎硅谷哪位CEO更懂得人类的未来。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当少数人开始掌握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技术时，又会替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