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中国网络出现蔡康永、《VIVANT》和姆巴佩三宗「辱华」争议。三宗事件看似性质相近，但官方反应和舆论热度不同。蔡康永言论被部分网民解读为涉及台湾主权，官方回应有限；《VIVANT》引起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回应，官媒连日跟进；姆巴佩事件则蔓延至品牌解约和商业层面。
多名学者认为，北京的处理方式不仅取决于争议对象来自哪个国家，而在于事件是否触及主权、历史等核心政治议题。官方一方面借助民族主义凝聚国内共识，另一方面也试图控制动员强度，避免影响外交关系和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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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康永的言论最初在社交媒体发酵。部分中国网民将其解读为涉及台湾主权立场，要求封杀并要求其表态。但官方和主流官媒并未持续追击。蔡康永多年来在中国累积的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使事件最终未升级为大规模政治风波。
相比之下，《VIVANT》引发的争议更为持久。剧中中国情报人员对日本特务施以酷刑的情节曝光后，中国外交部、国防部等官方机构先后回应，官媒亦连日发表评论。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闾丘露薇表示，官方态度首先取决于议题性质。涉及领土、主权、历史等核心利益的议题，措辞通常最严厉；如果牵涉日本，反应会更强硬。其次是对象和双边关系。台湾被视为主权问题，官方没有退让空间；对日本，历史记忆和国内舆论令官方难以放软态度；对欧美，官方则要权衡经贸和外交关系，反应相对克制。
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黄兆年认为，官方介入程度、回应层级和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事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关乎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以及事件发生期间是否存在其他重大顾虑。在蔡康永事件上，北京必须考虑台湾正值选举这一背景，也会担心强硬表态影响统派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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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这类风波的舆论压力往往迅速扩散至商业领域。从品牌道歉、撤换代言人，到企业修改官网表述，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已成为传递政治讯号的一部分。
另一场风波围绕姆巴佩展开。他被指曾发表涉及毛泽东的负面言论，引发中国网络舆论批评。随着事件升温，多家与姆巴佩合作的品牌受到中国网民施压。有中国品牌迅速解约、中止转播。官媒多次强调，中国广告收入是姆巴佩的重要收入来源，形容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以失去中国市场作为警告。
《VIVANT》则被新华社定性为「恶意抹黑中国、炮制虚假历史叙事」后，中国舆论场也开始追查哪些企业曾在剧中投放广告，并要求相关企业道歉。与该剧合作的日本企业三丽鸥（Sanrio）其后公开道歉，令事件进一步扩大至商业层面。
闾丘露薇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只要对方在乎中国市场，这种做法往往很快见效。这已成为中国对外施压的常用工具之一。不过这种手段的效果取决于对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对依赖较低的国家或企业，作用有限；长远而言，也可能促使对方分散市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政治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表示，北京利用市场规模影响外部行为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如果一家企业认为失去中国市场将付出巨大代价，它通常会选择道歉或让步。但近年一些国家和企业开始重新评估风险。当企业发现中国市场同时伴随政治和监管不确定性时，便可能寻求降低依赖。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黄韵琪认为，民族主义动员与市场压力很难完全分开。中国政府不一定需要直接下达行政命令，只要市场和舆论相信某家公司触碰了政治红线，企业往往就会主动作出调整。
黄兆年指出，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市场对全球企业仍然重要，但相对吸引力已不如过去。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供应链重组及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企业的计算方式正在改变。对北京而言，市场规模仍是重要筹码，但未必像过去那样具有压倒性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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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近年频繁出现的「辱华」风波，不能只从外交或对外关系角度观察，还要放回中国国内政治的脉络中。
闾丘露薇指出，以「百年屈辱」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叙事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在1989年后透过爱国主义教育，被系统性地推广至教科书、媒体和文化产品。这类动员首先服务于内政，核心作用是巩固执政合法性、凝聚社会共识；向外界传递政治讯号则属于次要功能。
黄兆年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对中共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当局需要持续向民众展示自己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捍卫者，而外部冲突和「辱华」争议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黄韵琪也表示，中国官方对相关事件的回应，往往不仅是针对事件本身，更是在向国内受众展示政府正在捍卫核心利益与国家尊严。民族主义已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政治资源。
但受访学者同时指出，民族主义不能无限制地被动员。黄韵琪警告，一旦民族主义情绪被全面激发，未必总能按照官方预期的方向发展。民族主义有时像被打开的「潘朵拉盒子」，既能成为动员社会的工具，也可能带来难以完全控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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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愈来愈多「辱华」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巨大讨论，却未必能在现实社会留下同样强烈的影响。在姆巴佩事件中，不少中国网民甚至不清楚争议源于哪一句言论；《VIVANT》的剧情争议对许多人而言较为遥远；蔡康永多年来累积的知名度和观众缘，也使部分用户没有完全响应抵制呼吁。
闾丘露薇部分认同民族主义动员出现疲劳的说法，但认为「疲劳」未必是最准确的描述。演算法能决定人们在手机上看到什么，也能在短时间内点燃强烈情绪，但这些情绪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更多反映民族主义动员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类似事件越来越频繁，议题又往往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每一次动员的影响力自然就减弱了。
抖音上有用户留言说：「月薪三千累死累活到家，发现自己民族情感被伤害了？」这类声音反映，部分网民更在意现实生活压力，而非遥远的政治争议。
黄兆年认为，民族主义动员在中国长期存在，但普通人也会计算何时表态、表态到什么程度。并非每一次官方发动，民众都需要以同样的热情回应。今天的中国人与其说是被「洗脑」，不如说是被「洗嘴」：人们对表达真实意见心存忌惮，但何时、在何种程度上响应中央，是一种计算，而非真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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