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国的战略想象中所造成的认知偏差，其程度远甚于伊朗、伊拉克或阿富汗。这种反复出现的失算之所以令人困惑，根本上源于历史认知的代际遗失。美国在多个重大问题上都曾陷入战略泥潭，却鲜有反思。倘若再犯同样的错误，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在本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需要精心权衡。
二战年代，华盛顿方面力挺蒋介石的国民党对抗日本侵略者。罗斯福的政府曾期待，由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会与美国、英国和苏联一起，在战后并列为世界四大强国。然而，毛泽东指挥下的共产党在1946至1949年的内战中彻底胜出，美国精英阶层大为震惊——一个他们长期看不起的力量，竟然推翻了他们力挺的政权。更让华盛顿愤怒的是，苏联和中国都落入了共产阵营。有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由此孕育而生的是「谁遗失了中国」这一争议话题，它成为了1950年代麦卡锡时代红色恐慌的核心议题。那些负责任的国务院官员，正是在二战期间一再预警（虽然被忽视）共产党人可能在战场上获胜的人。这些有先见之明的外交官非但没有获得表彰，反而被指为叛国者，被斥责他们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足，导致蒋介石失去了政权。这种想法——认为华盛顿本可在一个5.5亿人口的辽阔国度阻止赤色运动崛起——本质上反映了美国对自身影响力的夸大评估。以作为参照的越南来说，这个数字是当时南越人口的三十七倍。
外交官的判断并非完全准确。虽然他们正确预见了毛的胜利，但对其统治的实质理解有偏差。他们以为毛的共产党比蒋的国民党危害更小。由于常驻国民党的战时根据地重庆，他们对蒋的专制本性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们对共产党在延安的活动仅有浮光掠影式的了解，这些访问还经由毛和他的副手周恩来精心导演。延安呈现的秩序与纪律给这些外交官留下了好印象，但他们对毛式极权制度的残暴本质视若无睹——那最终导致了七千万中国人的丧生与饥荒。
从1950年代开始对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的整肃，一直延伸到了1960年代。美国对越南的介入受到了欧洲事务专家和泛性通才的鼓动，因为「中国通」已经被排挤出权力中枢，他们本应指出在亚洲深陷游击战争的危险，并澄清越南绝非北京的傀儡。从1950年初期的反共运动到1960年代中后期越南的败退，这段历史轨迹由中国这条线索串联在一起。
理查德·尼克松与其国安顾问亨利·基辛格在1972年开启的中美外交新局面，为「谁遗失了中国」的辩论画上了句号。中国不再是被「遗失」的对象，而是演变为可用来制衡莫斯科的地缘政治筹码。尼克松-基辛格的这一思路延续到1989年，但当年天安门的暴力镇压与冷战终结两大事件的冲击，使中国既遭唾弃，又因欧洲共产阵营瓦解而失去了作为战略资产的光环。
真正让美国必须将中国视作大国对手的，是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崛起，特别是整个1990年代的腾飞。江泽民及其接班人朱镕基展现出的开放气魄，令民主、共和两党都相信，只要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就会踏上资本主义和民主化的轨道。克林顿总统就是这样想的，但他绝非独自持有此观点。
这是华盛顿犯下的第三次战略失算。冷战胜利在握之际，美国体制派理所当然地推想中国会步欧洲后尘拥抱自由制度。但事实证明中国并非欧洲。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习近平治下反而回到了全面的威权统治。
这些失误各有各的具体原因，它们也因中国庞大的体量、高度的复杂性和深刻的文化差异而彼此交织。直到近些年，凭借胡佛研究所学者冯客的开创性著述，我们才真正了解斯大林在内战期间对毛提供了何等程度的援助，这使蒋氏政权的前景更加渺茫。与中东分析相异，对华分析并未被浓重的党派立场所污染，但即便对于注重客观理性的学术界而言，中国的复杂性仍然是美国难以破解的谜题。
两国关系能够维持平衡，有赖于尼克松访华后达成的一份模糊但关键的共识——《上海公报》。它承认世界只有唯一的中国，其政治中心在北京，但双方都不会用军事手段改变台湾现状。
《上海公报》自1972年以来或许首次处于危急时刻。虽然历任总统中出现过言论失误，比如拜登曾表示将保卫台湾、打破了尼克松式的战略模糊，但整体而言历任领导人都在言辞上保持了相对谨慎。
到了特朗普这一届，局面大不相同。总统在台湾和亚太事务上的立场摇摆不定、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中国的统治者不再是那些开明的共产官僚，而是习近平这样一位对台湾怀有公开掠夺野心的列宁主义强权人物。曾经明确的规则如今正在动摇。尽管峰会上充满了积极信号，我们却再次陷入了「谁遗失了中国」时代，在这个时代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有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另外，因为中美双方似乎都无意在人工智能治理上展开合作，这一领域的竞争必然会进一步侵蚀两国关系的稳定基础。
最糟糕的地缘政治噩梦就是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防止这类冲突远非仅仅缓解军事紧张局势那么简单。正如耶鲁大学的亚洲专家韦慕德所指出的那样，一战的爆发正是因为柏林认为伦敦可能不会救援其盟友。倘若北京也产生美国可能不会捍卫台湾的错觉，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显著上升。
乌克兰、加沙和中东的冲突虽然撕裂了公众与精英的共识，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改变有限。然而，如果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高烈度战争，将会瘫痪全球最关键的生产网络，对人类未来造成深刻改造。这并不夸张，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谁遗失了中国」这一论争产生于对某种观念的执迷和对现实的曲解。在20世纪40年代末，这种执迷针对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二战结束那刻起，赤色威胁就代替了德日法西斯而成为华盛顿眼中的首号敌手。当时，华盛顿高估了自己拯救一个衰弱的国民党政权的能力，以为这可以在跨越数千英里的疆域中实现。
当下的执迷同样聚焦于共产主义，而具体表现为对华超越美国——在军事、经济和AI等领域成为全球至强者——的忧虑。还有一种误判认为，采取温和、相对克制的台湾防卫政策就能避免战争。但实际上，这类做法很可能强化北京对发动台湾攻略的信心，将美国推入一场触发点近在咫尺、关系到整个太平洋局势的险境。
要防范大国冲突的升级，政策的一致性和纪律性最为要紧。这听上去或许乏味，但它的作用是提供一套稳定且清晰的信号。华盛顿不应该试着迷惑北京，同样北京也不该试着蒙骗美国。一战之所以爆发，部分原因恰好在于战略意图的误解与猜疑。特朗普通过他的变幻无常——诸如把对台军售当作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考虑把亚太地区让给中国的势力范围——不负责任地加剧了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这种混乱局面。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1966年创作了关于一战起源的经典著作，随后她又推出了《高塔》这部作品。这本书描绘了19世纪那个璀璨而兼济天下的欧洲，以及那场「大战」是如何摧毁了它的底蕴、光彩和纯真的。塔奇曼为其著作选择的题名源自埃德加·爱伦·坡1845年的诗句：「而死神则巍然地立在那座城堡高塔上，俯视世间。」
在今日世界，没有任何地缘政治风险像美中之间的对抗那样，一旦判断失误就会把全人类拖入深渊。七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变化撕裂了美国的国内社会。这一次，后果可能会更加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