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欣子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若遇上客户邀约聚餐的繁忙时段，常常需要忙碌到深夜才能返家。这就是她日常工作的节奏和常态。
曾在美国纽约电影学院攻读电影制作的吴欣子，在毕业前夕家庭陷入困顿。由于难以找到合适工作机会，她在洛杉矶选择了上门做菜作为经济来源。
这样的职业轨迹转变，正在海外留学生群体中逐渐显现。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搜索发现，越来越多海外校友摆脱了「专业对应工作」的传统思维，反而踏入了上门私人厨师、家务定制等服务领域。
多位受访对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北美、欧洲等海外留学生聚集的地方，由年轻学生提供的上门做菜业务已呈现一定规模，但随之而来的是「砸百万留学买来的学位，最后却给人做钟点工」之类的质疑。
这些选择进入做菜行业的海外学子中，有人把它看作生存阶段的临时缓冲，想通过积累手艺来等待职业转机；还有人将其定位为高端私厨领域，采取企业化管理策略，欲将其打造成永久事业。
在学位光环的期许与从业现实之间，这群下厨的海外毕业生究竟经历了什么？
「毕业典礼前，家里就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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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上门做菜」这条路后，吴欣子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决定。她订了返回中国的机票，随后报名了烹饪机构的「一对一」定制训练班，集中学习洛杉矶华人最欢迎的川菜与粤菜菜系。十道菜品，日程从早到晚，仅用七天突击完成。（受访者供图）
吴欣子人生的转折出现在毕业典礼前夕。
当时，吴欣子寓居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高档公寓内，四年电影制作本科课程已近尾声，她为自己规划的未来是进入片场当导师级人物，在电影圈扎根发展。
父亲的一通来电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在电话那端，父亲告诉吴欣子，家族企业已无法继续撑持下去，前几年就陷入窘境，为了让她完成学业才硬生生坚持下来。「如果愿意回到家乡，我给你报销机票；如果坚持留在那边，生活开销必须自己想办法。」吴欣子回忆起这通电话。
尽管吴欣子在电话中坚定地说「自己想办法」，但内心其实没有把握。吴欣子先查了账户里的金额，询问了房东房租缴清的期限，给朋友们群发信息看能否借宿，随后把自己的车卖掉了。
「有车等于持续花钱，卖掉车的钱能维持一段日子。」吴欣子这样跟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找工作的经历，远比她想得要艰难。
起初，吴欣子想象着最好能进电影片场，拿份「看起来体面」的工作。但现实给了她重击——场景记录、美术、制片这些职位，她投了无数份简历，换来的全是沉默。
在同学介绍下，她间歇性地参与微电影和广告的摄制工作。在那段时期，吴欣子的日常就是从凌晨三四点工作到次日早晨一两点。每天的报酬是五百美元。「看似不少，但交完税只剩一半，还得支付房租和生活费，根本攒不下什么钱。」
为了节省开支，吴欣子寄住在朋友家中。她睡在起居室地板上，铺着垫子作为床铺。朋友的继父经常抱怨她「吃闲饭」，吴欣子选择听而不闻。在最困顿的时刻，她靠转售限量版运动鞋来维持日常。「怎样活着」变成了吴欣子必须立即解决的现实困扰。
有次，朋友向她建议，可以当家务工作者，「包食宿还能有收入」，能解决眼前的困局。
对于「工作的体面」，吴欣子已经没有太多奢望，她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每日的工作是清洗沙发、擦拭玻璃、洗床套，全是那种专业级的深层清洁。日薪是一百八十美元，比行情低了差不多一半，当新手就被当廉价劳动力看待」。
比起身体的疲劳，更难承受的是心理的打击。做上门家务工不仅要和陌生家庭同吃同住，有时半夜两点还会突然被敲门。
「雇主说床单没铺平有皱褶，让我马上用熨斗处理。」吴欣子无奈地说，但她还是照做了。
在洛杉矶做家务期间，吴欣子意外地意识到，本地上门做菜的市场需求不小。
「洛杉矶是美国西海岸华裔最为集中的都市，物价飞涨，双收入家庭请不起全职保姆。」吴欣子跟南方周末记者说明，请钟点工来做一餐饭，时间费率在三十五至六十美元，很多家庭还是能承担的。美国华人看重隐私保护，不乐意让陌生人常年住家，又渴望品尝地道的中华料理，于是请上门厨师变得可行。
吴欣子本身就会下厨。幼时父母工作繁忙，她放学后就自己做蛋炒饭、炒豆苗之类的饭菜。留学美国以前，吴欣子曾萌生去澳洲学做菜的念头，但父亲觉得花几百万留学只为学厨艺「档次不够」，劝她转向电影专业。
「兜了一圈，还是回到了灶台边。」吴欣子自嘲地说。
拿定主意做上门做菜后，吴欣子采取了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她买了回中国的机票，随后在烹饪学校的「一对一」定制班报了名，专攻洛杉矶华人爱吃的川菜和粤菜。十个菜色，每日早到晚地学，七天闪速培训完成。
学完了以后直接飞回洛杉矶，吴欣子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菜品照片，开始接待客户。
与吴欣子的被迫转向不同，张华选择上门做菜，是在毕业找工作期间的过渡措施。
张华籍贯四川，在悉尼完成了高等教育，一面寻找专业相符的工作，一面想找些兼职来补充生活开销。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自己可以上门烹制川菜。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客户。
「来找我的客户基本都是身边的留学生群体，经济条件还不错，图个便利，厌烦了外卖想试试新滋味。」张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次工作通常是做三四个家常菜，耗时一到两小时，时薪是三十澳元。「不按人数定价，通常就是供应一到两个人的饭量。」
订单的多少和在校留学生人数相关。「学生上课的日子是营业旺季，假期里学生们离开，生意就差不多。」张华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学期中间，周末的单子会比较集中。
在张华看来，档期灵活，能够同时找工作，收入比通常的兼职要多，还不用受老板脾气。「相比于『浪费学历』的讨论，先把根扎稳了更关键。」张华说。
「赚一餐，供一餐」
南方周末记者在各种社交平台的搜索表明，越来越多海外毕业生放弃了「对口就业」的思维定式，改而涉足上门做菜、定制保洁等服务业。「相比之下，做菜的收益更丰厚，沟通的对象也都是在地华人，语言难度不高。」陈檬说。（受访者供图）
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吴欣子在洛杉矶华人圈内积累了不少人气，需要她做菜的人越来越多。
吴欣子盘算过账目，只要持续工作，手艺过硬，客源稳定，按照工作时长来算，单月收入能在七万块人民币左右。
吴欣子的价格在洛杉矶属于平均档次。和固定客户合作按时薪四十美元计价，最少三小时；宴席订单则按小时制收费，六十八到八十美元。现阶段吴欣子拥有五六十位固定顾客，客户资源主要源于现有客户的推荐。
吴欣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月收入扣除税款、房租分摊后，还要支付饭钱、各式保险和杂税，实际上手的钱比外界想的要少。
「最大的开销来自交通。」吴欣子一天上门三个地点，车程花费接近两小时，南加州的油价本就不便宜，爱车的磨损费、超速罚单都要自己掏。
「这是赚一餐，供一餐的体力型工作。」吴欣子清楚地认识到这份职业的特点。收入上限完全由体力决定，做的单子越多，赚的越多。初期工作时，每晚回家都是全身酸疼，后来才慢慢适应。「每周必须至少保留一天在家休整体力，否则吃不消。」
「每次工作到晚上九点左右就结束，开车回到住处差不多十点。」吴欣子说。
最辛苦的一次，吴欣子接了四个订单，最后一个是深夜小聚。她回忆起来，那餐从晚上八点半开始做菜，一直到凌晨一点半才算完成。完工以后她在雇主家的沙发上躺了十五分钟才回过神，上了车又睡了二十分钟，才鼓起勇气开车回家。
那一天吴欣子做了超过二十道菜品，整天在油烟里，全天都没有食欲，只在回程途中吃了一个面包来恢复体力。
为了对付高强度的工时，吴欣子周末会提前制作一些速冻菜肴。像鸡翅、红烧五花肉、大虾，炒好后分装进冷柜。「工作日回到家，从冰箱里拿一份热一热，再随便炒份青菜，晚餐就有了。」
吴欣子常常接待聚会聚餐订单。「这是赚一餐，供一餐的体力型工作。」吴欣子深知这行的本质。收入的天花板完全看体力，单子越多挣钱越多。（受访者供图）
在东京，华籍留学生陈檬也在经营上门做菜的业务。和吴欣子不同，上门做菜是她的副业。
陈檬就读于当地制药工程硕士专业。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说明，上门做菜的费用是按小时结算，标准价是每小时四千日元，折合约一百六十元人民币。含上下班时间，每次任务通常要花三小时。
陈檬的出门主要靠公共运输。「东京打车开销巨大，一点五公里差不多就要一百五十块人民币。」陈檬透露，若往返时间超过两小时，还需加收远距离服务费，一切额外支出都会事先说清，按实际支出付款。
陈檬常为东京的富人区服务。在天气炎热的日子，有的客户还会额外赏赐辛劳费。这份兼职收益，能覆盖她生活开销的百分之八十上下。
她拿东京的其他兼职对比过。便利店店员时薪约一千四百日元，超市员工时薪在一千二到一千四百日元区间。「不光薪资低，干的很累，对日语口语能力要求还高。」陈檬说，日本各地的口音千差万别，有些人说得含糊其辞，听起来费劲。
「相对来说，做菜的酬劳更高，对象也都是在日华人，语言压力小。」陈檬说。
「华族家庭是主力消费群体」
实际上，华裔侨民做菜这项服务并不是才新近出现的。
早在八十年代左右，海外华人社群就出现过「做菜阿姨」。在美国生活了近十年的林静丹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时候通常是中年移民女人，经由熟人推荐为华人家庭提供定期的做菜帮助。但那时的服务更接近于家务工作的延伸。
真正发生转变，是在疫后的时期。林静丹回忆，疫情期间以及疫情后，美国不少小规模华人饭店因金链断裂而关门大吉，外卖配送时间延长，与此同时很多华人在家远程工作，对家庭饮食的需求激增。
「一些年轻的留学生们开始在网络平台发帖揽活，表示愿意上门做菜。」林静丹观察发现，现在这一行的从业者背景已相当繁杂，「年轻留学生们不再执着于一定要找一份「好工作」，反而更看重工作的灵活度。」
林静丹住在美国加州尔湾，家中有两个娃。从疫情开始，她就固定预约留学生每周上门做菜两回。
「我是四川人，在洛杉矶找过不少川菜馆，有的是改良成甜辣的，有的是味精特别重。」林静丹说，她的厨艺平平，日常工作忙，没精力给孩子准备中华料理。「自从请留学生上门做菜以后，两个娃都挺喜欢。」
林静丹这样带娃的家庭，是这项服务的主要消费方。他们共同的特质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食物品质有讲究。林静丹计算过，请人上门做菜，比雇全职家务保姆省钱得多。
「许多华人不接受改良过的美式中华料理，想吃原汁原味的、最新鲜的传统中餐，上门私厨恰好满足这种期待。美式中餐为了适应本地食客口味做了广泛调整，酸甜风味的菜很多。」吴欣子分析道，这和地道家常菜的差距很大。
另外，大多华人没有付小费的观念。「同样的费用，与其到中餐厅吃饭还要付小费，倒不如把主厨请上门来。」吴欣子的消费者里，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籍或华裔美国人。
还有一种客户，主要是出于社交和体面的目的。吴欣子接过许多宴席聚餐订单，客户在家宴请朋友或合作伙伴，「请私厨来家里做一桌地道中餐，比去酒楼吃饭更显得高档，也更有隐私」。这类单子的客单价通常是普通订单的两到三倍。
同为海外大都市，澳洲墨尔本的上门做菜市场则远远不如洛杉矶热络。
黄思蕾是在澳洲墨尔本读书的粤籍女孩，她的顾客中绝大多数是不懂做饭的留学生，华族家庭顾客稀少。在她看来，当地中华料理店和外送平台分流了上门做菜的客源。
「澳洲没什么小费传统，外卖和中餐馆总有便宜的选择。」黄思蕾跟南方周末记者说，墨尔本一般中华料理店人均费用在二十到三十澳元，网络外送套餐多数在十五到二十五澳元，远低于上门做菜的收费。
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追求经济实惠没必要找上门做菜服务。黄思蕾认为，真的重视健康饮食的人，又会倾向于自己做或是吃简单的健身餐。
黄思蕾的生意并未如愿顺利。她的顾客源完全来自网络社交平台。两年前发的招揽帖子虽然能持续获得平台推荐，但一年里也就三五个人主动询问，其中多数因为档期不合而未成交。
澳洲华人社交圈的家务信息传播能力有限，本地华人更倾向于通过口头推介找家政服务。黄思蕾提到，偶尔会有华族家庭咨询，但通常住在偏远地区，还要求免费试做，她都会谢绝这类订单。
「这行没有明确的淡旺季之分，假日也不会有大量订单涌入。」黄思蕾说。对比洛杉矶旺盛的消费需求，墨尔本的上门做菜市场仍属小众兼职生意，尚未达成规模优势。
黄思蕾来自澳洲墨尔本，是粤省女孩，她效力的消费者以不会做饭的留学生为主，华族家庭客户很少。在她的观点中，本土中华饭店和外卖平台分走了上门做菜的消费者。（受访者供图）
有人把它当过渡，有人把它当事业
「花百万出国留学，最后还不是给人做钟点工？」这类吐槽，受访者们都听过。
吴欣子也逃脱不了。有次，她在做菜时，能听见客厅那边的对话。
「听说她原来学电影，现在还要我教她怎么处理蘑菇。」那位女客户和家人谈起吴欣子的过往，「还当自己是娇弱千金呢，现在来给咱们打钟点工？」
面对这种讽刺，吴欣子选择沉默，把饭菜做好。工作结束离开后，委屈彻底爆发。那户人家在郊区，窗外一片深黑，只有隔壁人家门前有盏灯亮着。吴欣子走到那盏灯下面，站在那儿流泪。
这些不好的经验，反而让她更珍视遇到的温心客户。
一次，客户家里聚会，吴欣子从下午一点干到晚上八点，做菜时还停过两回电，幸亏最后还是按时上菜，客人们吃得很高兴。结账时，客户除了付六百美金的约定费，额外又给了一倍的小费。
「当你连下一顿饭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睡在哪都不确定时，所有的想法只能聚焦在一件事上，就是存活。」吴欣子说，什么「工作的档次」「学位的用处」，在生存面前，全都变得无足轻重。
面对「留学生做菜」这样的舆论，在瑞士深造的刘冉霖，没有把这份职业当临时谋生，而是当成高端私厨生意来做，用企业化的管理体制，打算把它发展成永久职业。
和其他上门做菜的留学生截然不同，刘冉霖经营的是定制化家宴和私人聚会。
但从事饮食这条线，一开始就遭受了全家的强烈抗拒。刘冉霖从幼年就热爱美食，上高中时就直言想去国外攻读烹饪，不想按部就班升学，结果被父母强烈反对，升学指导老师也不赞同。
对立最严峻时，刘冉霖和双亲发生了多次争执。最后两边各退一步，刘冉霖报考了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这间学校在QS酒店管理、泛酒店管理科目排名中一直靠前。
「这条路进退有余地。」刘冉霖跟南方周末记者说明，既能满足家里期望，从酒店高管方向开展，也能接受专业烹饪训练，「很多校友最后都涉足餐饮界，有的甚至成了国际级美食品牌的奠基人。」
出国读书花费不少。本科一年的学费就在三十到四十万人民币，加上日常吃住，年均在四十多到五十多万人民币上下，全部由家里支付。但刘冉霖很早就开始自己赚生活费。
大二时，刘冉霖和朋友在寝室办起了「临时餐厅」。同伴管酒水调配，刘冉霖掌勺，吸引了许多同学和教授来吃饭。自那以后，刘冉霖就很少像家里要生活费了，做菜挣的钱基本够日常所需。
按校规，大一学生要进厨房、旅店前台等实操位置见习，大三要从事带有行政性的实习。刘冉霖在大三行政实习的时期，趁势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彼时，学校有创新孵化中心，刘冉霖的创业计划书获批，取得了可观的启动资本支撑。学校也给了咨询、律师等创业帮扶。
初期阶段困难重重。「起初很艰难，没有活儿。」刘冉霖说，真正意义的首个家宴业务，源自一位同窗的邀请。同窗家庭宽裕，要办一场私人宴会，请了业界有名望的人物参加。
那场家宴之后，宾客对他的菜都赞不绝口，成了他家宴生意的第一步。
刘冉霖的私厨收费不低，大多采取打包定价的定制餐单，根据各类高档场景量身创作。根据他的透露，综合时季和全年均匀，月营业额能达十万多块；旺季时，净利润能冲到十万块人民币或以上。
眼下，刘冉霖一边在瑞士洛桑高等院校读经济研究生，一边运营自己的家宴企业。现阶段除了上门做菜，企业还涉足餐饮车、外卖等相关事业。
刘冉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目标是开一间米其林三星餐厅，树立属于自己的美食帝国，做成真正的名厨。「大概率会去找融资人融资，不靠父母掏钱。」
面对「留学生上门做饭」的议论，在瑞士的刘冉霖，没把它作为谋生的过渡期，反而定位为高端私厨生意，用公司化形式运营，准备开展成长期事业。（受访者供图）
「从业的留学生越来越多」
「从前有传统的代买、地陪、课程帮扶，近年冒出来的新行当里，上门做菜增长最快。」周荣晟最初觉得只是少数学生的临时调整，但后来发现在海外职场机遇收缩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留学生主动改变预期，用日常生活类能力去适配本地华人的消费需求。
多年从事出国咨询的周荣晟跟南方周末记者讲，在日常回访顾客中，他显著察觉到，挑选灵活服务业的海外毕业生在与日俱增。「也不算浪费学历，先把局面稳住，才是赴外生活的首要任务。」周荣晟说。
林静丹目前聘用的家厨，是一位二十四岁的中华留学生。年轻人的优点在于沟通协调能力好、擅于通过网络社交获取消费者、能供给更有针对性的劳务，费用也普遍高于中年移民妇女那一档。
过去也有人给她介绍五十五岁左右的华侨女工。中年侨女眼下仍是上门做菜市场的「主力」，以陪读妈妈、新侨女眷为核心，拥有多年居家烹制阅历。
「她们的价格一般较低，时薪在二十到三十五美金的范围，主要做普通华人的生意。」林静丹说，基本都靠嘴皮子传播，属于「圈子里流通」。
吴欣子的看法是，洛杉矶四五十岁的女工很多，可真正年纪轻、有学位、交流顺畅、菜做得地道的，并不多见。「这就是我的竞争优势。」
身在墨尔本的吴希蕊，有着相同的体验。
今年初，吴希蕊从广州辞职，到了墨尔本。最初，吴希蕊试过投咖啡师的职位，也接过设计散活儿，但都不如意。偶然一次，朋友说她饭做得好吃，可试试上门做菜。
吴希蕊在小红书发了一条开篇文案，介绍业务范围，配上菜的照片，加上服务地域标签。出乎预计，很快就有人私聊咨询价钱、菜色和预约。
但真正做起来比想的复杂。第一单距离吴希蕊家约三十分钟的车程。不熟悉的厨房，各式厨具、调味料、灶火都要重新摸索。「加上紧张，整个过程很不顺。」吴希蕊说。
幸而客户挺大方，现场就确定了长期的协作意向。每周三回，每次七十澳元，做两个半小时的菜，收工后把厨房打扫干净。
眼下吴希蕊每日最多接三个订单，周内最多十五个订单，周六周日休息，假日费用更高一些。吴希蕊盘算过，每月的纯入账在五百到六百澳元，足以支付日常所需，还能有剩余。
食材费分两种方案。若是一次性客户，食材由客户自备，或委托吴希蕊代办。代办按半小时工资计价，食材款项实报实销。长年固定合作的客户食材，多数由吴希蕊负责采买，提前规划好菜单发给对方审核，之后统一购置。
周围的朋友看吴希蕊在墨尔本经营上门做菜，都艳羡她工作自在、报酬丰厚。
「实则需要投入的劳力很多。」吴希蕊跟南方周末记者说，每日清晨七八点就起床回应客人询问、出价、确认订单和菜单。若有订单，就得提早规划线路、筹备物料。夜间处理新询问，查对明天订单，时常工作到午夜后。
并非所有的询问都能达成交易。「有的觉得太贵，有的住得远，有的只是闲着打听。」吴希蕊说，这种没成交的咨询无声地占用了她的私人时间。
「危险与机遇并存」
直至今日，吴欣子的父亲仍然认为这份「上门厨子」的职业有失体面。在和南方周末记者的访谈中，吴欣子讲述了不同社会环境里的职业观差异。转向家务工作以来，吴欣子遇见过许多事业有成的华人，他们对她的职业路线并无偏见，反而支持她去探索人生的种种可能。（受访者供图）
海外华人社群里，上门做菜正成为越来越活跃的新型营生。可这种营生同时也伴有无法避开的危害。
因为上门做菜用的是客户家的厨房和食材，菜吃了之后若有食物中毒或胃部不适，权责分界往往很模糊：是食材自身有问题，还是做菜时不卫生，经常难以区分。
在律师界耕耘十多年的吴勇太，处理过不少和食品有关的权益争议。他跟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国外从业上门家厨，工作者应该提前学习本地食安法规，在劳务开始前和客户明确食安责任分工，并妥善保存食材收据、做菜过程的凭证。
可现实远未达此规范。从业人士多为留学生，主要靠网络交互与客户联络对接。按吴勇太的观点，目前几乎没人会签署合同。
「一旦出麻烦，证明事实很不易。」吴勇太也提醒，除了食安和服务争议这类普遍风险，因为缺少正规渠道的担保，买卖两方的安全都高度依靠私下信任，风险余地其实很大。
眼下在伦敦艺术院校读本科的郑甄宜，家里虽然还能负担她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但郑甄宜想靠自己的劳动来增加一点收入。
郑甄宜浏览社交软件时，看见伦敦有不少在做上门做菜的留学生，计算下来时薪比便利店兼职多。起初郑甄宜动心了，还参加了伦敦华人上门做菜的讨论社区，观察了一阵后，却放弃了想法。
「群里时常有人诉苦，说客户麻烦，也有人多次提起上门时存在的人身风险。」郑甄宜跟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深思熟虑，最终没敢发接活贴。
人身防护是业界从业者广泛面临的真实挑战。林静丹说，她第一回请华人来做菜时，对方会事先把住址和主人信息发给朋友，约定两小时内要汇报安全，要不然朋友去报警。
除去人身风险，这份工作还隐含着许多肉眼看不到的付出和突发状况。
刘冉霖向南方周末记者说，做家厨和在酒楼当厨师完全不一样，突发事件特别多。
「每户人的喜好都不同，连锅碗瓢盆都各不相同。」刘冉霖说，意料外的情形经常出现，碰到过很多挑剔的、甚至无礼的消费者。「这份职业不仅身累，心也累。」
「不能仅仅学会炒菜就入行。像做生意一样，得给自己定位，得做好包装，得周全每个步骤，如此才能突出重围。」作为经验者，刘冉霖不认为留学生应该想到就干。
在吴勇太的见解中，国外华侨做菜业的兴起，根本上是职业选项丰富化的表现。
「它冲破了侨民工作只能仰赖文凭、融入本地人职场的老套想法。」吴勇太认为，倚靠华人社群的内部需求，把厨艺这样的日常技能转换成稳定利润，这也是留学生活存法的灵活展现。
不过，至今，吴欣子的父亲仍旧觉得这份「上门厨子」的岗位有损体面。
在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话时，吴欣子论述了不同的文化情景里对工作的不同看法。改做家务工作之后，吴欣子认识了许多有成就的华人，他们对吴欣子的职业选择没有歧视，反倒激励她去试验人生的种种时刻。
「这仅仅是一份工作，靠工作换取薪酬，无分贵贱。」和居家保姆对比，上门做菜的档期更灵便。吴欣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类小时工聘雇方式，能随时停止。而当地上门做菜的市场需求充足，也给了她转行的便利。
「找新工作的速度极其高效，基本没有真空期。这儿如果不需要我了，我可能明天就有新的做菜活儿了。」关于今后的职业路线，吴欣子有着明确的构思。
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一个「环球跑场」的设想。也就是到访一个国家，若有朋友或有人想请她做菜，她可以在那个国家承接做菜活儿。做完菜以后，就在这个国家游玩一圈。
「等迁移到另一地时，也能提前接单，完工后在当地旅游停留。」吴欣子构想着借着这些消费者来体察这个国家的实在面貌，「用这样的路线去认识这个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