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Mei离世的噩耗后，田青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她逐条审视网络讨论的IP来源，甚至一度推断这可能是有人想要阻挠中国罕见病救治工作的进展。
《Science》与学术监督机构Retraction Watch于2026年7月23日联合推出《致命反应》深度调查，揭露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例：一名年仅6岁的女孩Mei在新华医院进行基因治疗后不幸去世。
悲剧发生后，医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最终做出结论，认定这起死亡事件与所接受的治疗方案直接相关。由此引发的争议将主导该试验的仇子龙教授置于舆论风口，同时也令人们对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这一科研路径产生了质疑。
田青自己的孩子罹患由SCN2A基因突变引起的罕见疾病，所属的这一亚型患者表现为智力发育迟滞，同时伴随自闭症谱系的种种表现。眼下，孩子已经6岁，却无法开口说话、不能自主进食、生活难以自理。
从孩子出生后42天即被发现异常开始，各类康复训练就成了日常。如今每周要参加六天的课程，每天四节，涉及言语、运动、手眼协调、社交能力等多个方面，田青始终陪伴左右。这六年来的投入超过百万元，却收效甚微。
面对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仅仅对症治疗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因如此，田青与众多患儿的父母一样，将目光投向了这种还在实验阶段的基因治疗。与Mei的双亲相同，她联系上了科研团队，打算通过IIT的方式来推动这项治疗的开展，目前筹资已超过百万。科研工作者曾向她介绍，这种疗法在小鼠身上的试验效果令人鼓舞。
然而自2026年5月1日国务院令818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生效以来，科研工作者多次表示医院的内部审批流程变得更加严格，团队成员忙于准备补充材料，试验迟迟无法推进到下个阶段。
期待与日俱减，田青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新的规定让临床试验的进度放缓，这让她担忧孩子会错过最佳的发育窗口期。”你体会不到这种沮丧，”她用这样的比喻诉说内心的感受，”就像被困在淤泥中，疾病这只无形之手一直在把你往下拉。”
新的法规颁布与Mei离世这两件事的发生，使得原本被许多患者视作救命稻草的IIT试验前景变得模糊，它未来的走向将影响无数患者及其家庭的命运。
新华医院外景（摄影：视觉中国）
无处求医当拉罗尼酶进入张笑体内那一刻，她忽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三十分钟不到，她长期绷紧的肌肉和软组织逐渐放松，呼吸也变得顺畅而深长。这份轻松的感觉却只维持了26周的时间，试验结束后，若要自费继续用药，她每周的医疗开支将接近8万元。
早年在上幼儿园时，张笑就发现自己与同龄人截然不同：无法做出下蹲的动作，两条手臂活动范围受限，洗漱、换衣、系鞋带这些日常小事对她都构成了难题。在4岁那年，北京协和医院诊断她患上了黏多糖贮积症I型，这是一种由基因异常导致的遗传性疾病。体内无法代谢的黏多糖日积月累，逐渐破坏骨骼、肌肉和神经系统。随着时间推移，她的视力明显下降，呼吸愈加困难，一旦温度超过25摄氏度，整个呼吸道就会陷入粘稠、狭窄、瘙痒的状态。
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张笑无药可医。直到2022年，她有幸参与到了拉罗尼酶（商品名艾而赞）的第四阶段临床试验。这是目前仅有的有效酶替代治疗选择，在2003年于美国获准上市，到中国已经相隔17个年头。
根据2026年的《中国罕见病产业现状观察》，本国已知的罕见病种类超过四千种，患病人口规模约两千万。
但当前被列入中国《罕见病目录》的病种仅有两百多种。要进入此名单，除了需要满足发病率低、危害程度大的要求外，还必须具备”有明确的诊断方法”以及”具有可行且经济上可负担的治疗手段，或虽尚无有效治疗但已纳入国家科研项目”两项条件。
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罕见病患者面临”无药可用”的窘况，许多疾病甚至鲜有科学家投身研究，即便某些疾病已有药物出现，昂贵的价格也足以令患者家庭难以承受。
为了推进治疗进展，张笑采取了两条战线的行动。一方面，她通过撰写公开信、参与媒体访谈等方式呼吁将拉罗尼酶纳入国家医保范畴，希望天价药物最终能够造福广大罕见病患者；另一方面，她也试图通过IIT这条路径寻求突破。
有一家西南地区的三级医院曾向张笑抛来橄榄枝，邀请她参与一项利用AAV病毒进行基因治疗的IIT项目。但最终因为安全性考量而作罢——主持研究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肿瘤领域，缺乏遗传代谢性疾病的专业背景，况且张笑因腿脚不便难以独自出行。后来她听说有其他患者在接受基因治疗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虽然这次IIT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相比其他许多罕见病患者，张笑已属于幸运儿，因为她至少有一种特效药物存在。
黄倩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专家进行了远程会诊，最后得到的答案让她感到深深的绝望：她孩子所患的莱施-尼汉综合征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成熟的治疗方案。”那一刻的绝望无法言喻，”黄倩回忆道，”我早已降低了对孩子的期待，只要不是很聪慧，我可以花时间陪伴康复，但现在连治疗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孩子现在已经9岁，言语表达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候连想喝水都只能通过眼神接触和发音来传达，同时还伴随着强迫性自伤的症状，稍不留神就会把嘴唇和手指咬得血肉模糊，这正是莱施-尼汉综合征最显著的临床表现。
黄倩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主导研究工作，对这种罕见病的科学研究可能会继续像过去那样停滞不前。正因此，在2018年末孩子被确诊的那一年，黄倩携手曾在罕见病药物研发领域工作过的陈懿玮博士共同创办了”蚕宝儿LNS罕见病关爱之家”，并在2021年4月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组织，成为国内最大的莱施-尼汉综合征患者互助平台。
多年来，这个团队建立起全球莱施-尼汉综合征文献资料库，推动了HPRT酶学检测本土化工作，更与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实施了莱施-尼汉综合征的自然病程研究——这类工作往往只是新药研发早期阶段才会进行。
患者自身推动科学研究的案例并非个别。发起”千里行CMT互助之家”的圆姐本身也患有腓骨肌萎缩症，她的女儿同样如此。为了填补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圆姐主动与中山大学公卫学院的研究者建立联系，并与中国罕见病联盟及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携手，汇总了超过500位患者的信息资料，在2025年完成了《中国腓骨肌萎缩症患者健康状况、疾病经济负担与生命质量调查报告》的撰写工作。
不熟悉腓骨肌萎缩症的人可能会望文生义，圆姐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肌肉萎缩仅仅是这种病的一个临床表现。神经与肌肉的剧烈疼痛、身体的颤动、四肢的畸形、长期的疲惫感等症状贯穿了她的整个人生。值得警惕的是，腓骨肌萎缩症的某些类型甚至会最终导致呼吸功能衰竭，2026年已有两名患者因此不幸去世，两位患者的年纪都还不满10岁。
在医学的无奈中，医学界面对这种疾病多年来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其进展轨迹。圆姐曾被告知某家医疗机构正在招募一项针对该病某个亚型的IIT患者，预计在2026年7月开始招生，但在818号令落地后，项目的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虽然圆姐已近中年，基因治疗可能带来的改善效果未必显著，但她仍然渴望能够成为IIT的受试者。”我的想法很简单，”她说，”希望能为女儿趟出一条路，让她今后的人生走得轻松一些。”
风险的天平刘方强在18岁时前往大学报到，拖着行李箱爬过一段陡峭的坡道，忽然感到缺氧和胸痛袭来——这些都是冠心病的典型症状，在年轻人中极其少见。
从幼年时开始，他的身体就陆续长出黄色脂肪瘤，首先在臀部出现，随后扩散至膝关节、肘部，进而蔓延到手指间、脚跟、颈部、耳后，甚至眼睑部位，可谓无处不有。当地小医院的医生通常把这当作皮肤病来处理，单是冷冻疗法和激光去除，刘方强就经历过十多次。有些瘤子长得特别大，直径达三到五厘米，就像一颗核桃，他的臀部就因为同一处病灶接受过三次手术。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一种遗传性的脂质代谢异常，它削弱了肝脏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机能，那些黄色脂肪瘤正是胆固醇沉积的外在表现。
尽管刘方强长年用药控制，但这些办法都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异常的基因——始终没有被触及。”LDL-C已经降不下去了，”他描述自己的困境，”我想通过IIT拼一把，可能还有其他的出路。”2023年时，他在西安交大一附院参加IIT时，自己的右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已经达到90%，几乎要完全堵塞了，而左冠状动脉也狭窄30%。
医生选用AAV病毒作为基因运输的载体，把正常功能的基因序列送入刘方强的体内。理想情况下，他的身体会重新获得代谢LDL-C的能力。
身为第一位参试者，他只能接受较低的剂量注射。注射一次后，这个阶段的治疗就结束了。配合降脂药物后，刘方强的LDL-C浓度从原来的9至10 mmol/L下降到最低的6.4 mmol/L，日常维持在8 mmol/L左右。而在试验前，这些降脂药对他几乎没有作用。现在通过多种药物的联合，他把指标控制在4 mmol/L左右，虽然仍然略高于普通人的0至3.4 mmol/L的正常范围。
但并非所有患者都愿意接受这样的低剂量AAV治疗。人体在首次注射后会对病毒产生免疫反应，第二次注射的效果会大幅下降，甚至可能触发严重的免疫反应。如果第一次的效果不理想，患者可能永远失去再次尝试同类治疗的机会。
随着剂量的增加，一些患者见证了令人瞩目的效果。刘方强向本刊讲述，在高剂量治疗的患者中，有人的LDL-C水平降低到了不足1 mmol/L，血管内的动脉硬化竟然出现了逆转。两年的时间里，这些患者的病情没有反复，有人甚至已经停用了降脂药物。
在参与治疗后，刘方强除了肝酶出现过短期升高（后来恢复正常）之外，只经历了一两天的咽部不适，加上病友们取得的显著成效，他建议同为患者的姐姐也参与这个项目。现在姐姐配合药物治疗，LDL-C浓度从原来的9至10 mmol/L降到了大约2 mmol/L。
然而并非每一例IIT都能像刘方强这样不良反应轻微、治疗效果显著。那个广受关注的6岁女孩Mei就在2025年3月31日因为与试验用药密切相关的血栓性微血管病而去世，随后整项试验被叫停。
根据公开报道，Mei的基因治疗采用了AAV作为基因编辑工具的载体，而且是双AAV的方案——由于编辑器体积太大，必须一分为二，用两个不同的载体来运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市神经系统罕见病创新诊疗与转化重点实验室主任樊东升教授介绍说，AAV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通常与剂量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在设计试验方案时，科研人员会采取逐步加量的策略。
以樊东升自己主导的一项AAV基因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即渐冻症或ALS）的项目为例子：参试者按照每三人一组进行分组，从最小剂量开始接受注射，首先由组内第一位患者进行注射，之后要观察大概28天不出现明显不良反应，才由由医学和科研专业人员组成的安全审查委员会商议是否继续试验。同组的其他两位患者在注射且均未出现不良反应后，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要进一步提高剂量的问题。
尽管整个过程设计得面面俱到，但在首位接受高剂量注射的患者身上，还是出现了肝脏功能受损的情况，经过安全委员会的商议，研究团队决定停止高剂量组的试验，改为探索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降低剂量来规避风险的可能性。
樊东升反对为了追求更高的剂量和效果而一味冒险，他的观点是，在平衡疗效和危险性时，临床医学工作者应当发挥更加核心的作用。”从事研究的人对临床一线的直觉往往不足，”樊东升进一步解释说，”即便动物实验数据看起来再安全，到了真实的人体环体中，个体差异依然是巨大的。”
关于用药剂量，患儿的父母也有他们的考虑。”医学在和罕见病对抗时往往会要人命，许多顶级科学家都对此望而却步，而他（仇子龙）真的是在为了科研事业而付出，”白亮不同意社会舆论对仇子龙教授的某些指控，他的孩子患有Phelan-McDermid综合征（一种由基因功能缺失引起的罕见神经发育障碍），也在期待接受IIT治疗。
在新华医院事件发生后，白亮为之担忧的是，这可能会让医生们变得更加保守，不敢尝试高剂量方案。由于患者能够承受的AAV注射次数非常有限，有些患者和家长反而更想一次性接受高剂量的治疗，希望一步到位。白亮表示，如果那些微弱的改善无法帮助患者学会照顾自己，那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很多患儿家长也向我们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在樊东升看来，家属对于死亡这件事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即使他们表示愿意承担风险，也不见得真的做好了面对最坏后果的准备。更要命的是，假如患者的病症还没有危及生命，”就没有人有权利去改变这个患者的生存状况。一旦这个口子开了，所有患者都可能被纳入高风险治疗的范畴，那整个体系就乱套了。”樊东升直言。
科研人员为验证Mei治疗所用基因编辑器载体是否能到达脑部，曾将该疗法注入到猴脑中，用靶向性荧光标记物对脑部组织进行显色（左图为全景）。通过放大的细节图像（右图）可见，标记有编辑器的组织显示为红色，所有神经元位置用绿色标记，表明该疗法似乎能覆盖大部分神经元，但部分研究人士对此持保留态度（图片源于《Science》）
“孩子长大了怎么办？”这种时间的紧迫感笼罩着所有罕见病患儿的家长。与本刊沟通的患儿家属都表现出明显的迫切感，他们渴望在孩子进入成长期之前，能够用上特效药物或者参与上IIT。
白亮的孩子已经3岁了，能够理解一些简单的指令，但还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若不及时干预，到了七八岁，患者可能会遭遇精神障碍的威胁。自从2岁被诊断后，白亮就坚持让孩子进行运动、思维、语言等多方面的康复训练，尽管如此，效果并不明显。
Mei去世后，有人批评其父母不应当为了发育迟缓这样的问题就让孩子去参加IIT。白亮对此感到不能接受：”难道我们应该眼睁睁看着孩子错过最关键的发育时期吗？虽然精神问题不会直接导致死亡，但那样的生活质量已经无法接受了。”白亮还听说过一些年龄较大的患者，在疾病发作时连父母都认不出来了，而且父母也不可能陪伴孩子一生，”孩子长大了怎么办？”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吴焱斌指出，IIT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其内部审查由机构内的委员会负责，而不由外部行政机构主导，这个特点有利于加快科研的进展。因此患者能够更快速地接触到那些尚未纳入正规治疗体系的技术手段。
成熟的IIT项目通常也会向参试患者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尽量消除患者参与试验的各类障碍，以刘方强参与的项目为例，项目方会补偿检查、交通、采血等环节的费用。
并非所有罕见病都能获得IIT的机会，不少患者只能自掏腰包来推进科研工作，就像Mei的父母那样。白亮了解到，有一项正在招募患者的IIT，单个家庭需要投入百万级别的资金，而且在818号令实施后，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
成本提升的驱动链条是复杂而漫长的。818号令第15条和第17条规定，开展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自试验通过学术和伦理审批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卫生部门提交备案信息，相关部门随后会组织专业机构对已备案的试验进行评估审查。
在这道新规颁布之前，只要医疗机构（通常是医院）批准了，IIT就能开展，不同机构的标准完全不统一。新规的备案和评估制度倒逼许多正在实施或筹备中的IIT要补齐更为完整的前期资料。
不止一位自筹资金的患儿家长告诉本刊，新法规实行后，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非人灵长类动物试验这个环节，至少需要9只猴子做试验，而往常只需要3到6只，近期猴子的采购成本也从十多万飙升到二十多万元。
新华医院那个IIT项目仅动用了4只恒河猴参与毒理学检测，但在樊东升最近上报的一项IIT中，参试的猴子数量达到了24只。”需求一旦上升，价格当然跟着涨，”樊东升说，”如果只拿两三只猴子的数据就说安全了，那可能就无法令人信服。”
猴子的开支只是众多成本中的一项。在患者中享有相当高的评价，仇子龙的原因之一是他曾许诺为患者做小鼠模型实验时不收取任何费用。有患者家属说过：”仇子龙很谦逊，是唯一一个允许家长不花钱做IIT的科学家。”
可是在相关新闻报道中，对仇子龙的描述却是截然相反的画面。根据披露，Mei的父母总计向仇子龙指定的一所大学基金、一家病毒生产公司、一家非人灵长类药物研发单位，以及论文共同一作者、新华医院副研究员杨侃的个人账户转入了约86万美元。
《民法典》第1008条明确规定：”为了研发新药、医疗器械或发展新的预防和救治手段而实施的临床试验，不许向参试人员征收任何试验费用。”新近出台的818号令第20条对此也有相似的规定。
从事卫生法律研究的吴焱斌解释，这并不等于法律禁止参试者自己投入资金来帮助研发，而是参试者应当通过基金会等中介机构与科研人员对接，保证所有资金严格用于试验本身，防止研究人员以不当名义获取酬劳。
也有患儿家长提到，如果通过基金会这样的渠道来推进IIT，通常要缴纳10%左右的管理手续费，相当于额外增加了成本。
成本的增加对于多个患者家庭共同筹资的项目会产生骨牌效应。白亮举了个例子，假如最初是10个家庭集资1000万来做IIT，后来成本涨到了1200万，那必然有家庭因为缺少额外的20万块而选择退出，剩下的家庭就要每家多承担120万，进而会有更多的人决定放弃，最后这个项目就自然流产了。”你明白吗？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说。
（图源：视觉中国）
“管理不当和放任都让我们很担忧”与患者的想法迥异，医学界和伦理学界的许多人士都对818号令持肯定态度。吴焱斌认为，这部法规能够让科研人员获得更好的制度支持，尤其是为那些风险系数较高的试验明确了管理的思路。比如第11条，明确了进行临床研究的机构必须建立符合规范的学术审查委员会和伦理审查委员会。
伦理审查委员会本应在IIT中起到安全防线的作用。公开信息显示，上海市杨浦区卫生主管部门曾在2026年1月20日因”医疗卫生单位在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管理上制度不完善、安全隐患存在”，对新华医院给予警告处分，并处以2.5万元罚款。
《南方周末》曾报道，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在对这个项目做审查时，有关文档中提及”待动物实验病理数据完成后，需要重新提交伦理委员会”，但动物病理学检查结果出来以后，仇子龙团队并没有把报告交给伦理委员会。
换句话说，伦理委员会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非人灵长类毒理学的报告。
樊东升对此感到吃惊。他解释道，啮齿类动物实验主要是用来验证治疗的可行性，而非人灵长类的数据才是评价安全性的黄金标准。借助毒理学报告，研究者能够清楚地知道动物在不产生危害的前提下能够承受的最大剂量。当同样的治疗方案用到人体时，剂量通常会下调一个数量级，樊东升补充说，”通常会采用猴子最大耐受剂量的十分之一，有时候甚至更低。儿童的情况需要更加谨慎。”
PriMed这家合同科研机构为仇子龙团队出具的非人灵长类毒理学报告指出，参加实验的4只恒河猴全部检出了”大范围的中到重度肝细胞肿胀”及多种其他不良表现。报告中还指出，此次试验”参与的动物数量偏少，并且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组”。
在正式开始医学干预之前，不只需要医学工作者、科研人士、医院伦理委员会来确认治疗是否安全可行，参加试验的患者也需要充分理解可能面临的风险。818号令第19条明确要求，临床研究应当获得参试者书面形式的知情同意。
根据刘方强的回忆，他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中详细列举了试验的设计方案、动物实验的数据以及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每一种风险都附带了相应的临床处置方案。比如，”AAV基因疗法还有可能导致血栓性微血管病，但发病率极低……万一发生，可以通过血浆交换的方式进行治疗。”
得益于微生物学专科背景，加上曾经参与过AAV制备的工作经验，刘方强看完知情同意书后立即做出了参加IIT的决定。
但大多数患者没有这样的生物或医学专业背景，一份纸质同意书远远达不到”知情”的要求。”这样的知情同意程序只做到了同意这个形式，”吴焱斌评价道，”但是否真正做到了知情，则有很大疑问。”
针对这个问题，他介绍了可行的处理办法。一种是邀请来自机构外部的独立专业人士，向患者讲解风险因素，这样能够防止院内人员出于各种原因淡化风险；另一种做法是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一流医疗机构正在试点的方案，即医院提前录制文字、视频讲解材料并当面向患者讲述，随后由专业人士回答患者疑惑，整个过程进行录音和录像存档，防止医学问题解释得不到位。
818号令实施带来的另一项重要改变，就是要求研究机构向卫生部门进行备案，并接受相关部门的评估。这种做法并非创新，樊东升举自己主持的IIT项目SNUG01为例，从项目启动阶段，北京市卫健委就主动跟进了解进展，并给予指导帮助。”我们也希望卫生管理部门能够了解项目情况，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沟通，预防风险的出现。”他说。
谈到评估工作，樊东升认为评估的关键应当放在试验有无严重的、不可接受的缺陷上，不应当逐字逐句地过度挑剔。他以新华医院为例，倘若评估时查出缺乏非人灵长类的试验数据，就能立即”发现并纠正严重的、无法解释的问题”。目前各方都还在适应新规的过程中，樊东升表达了他的期待：不会出现过度干预的情况。”我们也担忧，”他坦率地说，”要么管理缺位，要么管理过度。”
孩子被确诊时，白亮被诊断出了焦虑症，严重时四肢酸痛，夜不能寐。最近他的焦虑症再次发作，他开始反复思考：孩子还能不能参与IIT？他甚至想起了一个悲剧性的历史案例——美国男孩Jesse Gelsinger。
1999年那年，Jesse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中心接受基因治疗，第四天时，一场剧烈的免疫风暴引发了多脏器衰竭，他最终离开了人世，成为全球第一个因基因治疗而身亡的患者。在这之后的36个月里，美国全国提交的基因治疗IND申请数始终在下滑，2002年达到最低谷，之后的十年间都徘徊在低位。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美国卫生主管部门随之加强了对临床研究的监管措施，不良事件的通报成为了标准操作程序，对早期试验的安全监测变得更加严格，同时逐步引入了独立的第三方机制来保护患者的知情权利。十多年过去，美国基因治疗IND的申请数迎来了大幅增长，到2019年已经突破250份，大约是Jesse那年的五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