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首发于彭博财经，撰稿人为Grace Shao。
五月初，谷歌前掌舵人施密特在亚州大学毕业礼上盛赞人工智能的「卓越潜力」，却遭在场学生群起反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媒体同时在广泛报导学子们以高涨热情将AI引入课堂的现象。
这一对比现象背后，反映了中美两国更深层的思想碰撞，需要更透彻的分析。
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显示，中国受访人群中达84%对AI感到乐观，此占比在所有调研国家中最高，相形之下美国仅占38%。另据统计数据，美国仅三成民众认可AI技术，中国的认可度则高达七成多。
产生这一巨大反差，并非源于中国民众看不清AI的风险所在，也不是美国人的AI应用更稀少。真正的根本分歧在于，两国社会对AI收益能否落实到个人身上、以及制约力量能否有效规范此技术，持有完全对立的预期。
中国消费者同样关切欺诈、换脸深伪及儿童职业前路的问题。美国民众日常接触AI工具，该国在AI创新投资上更是遥遥领先全球。
然而，许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告诉他们，过往的创新进步往往拓展了个人的可能性，因此对AI的疑虑往往催生更快的接纳，而非排斥。
许多美国人的十年经历却大不相同。社交平台的负面影响、信息污染及科技巨头权力过度集中，所带来的焦虑并未引发更快的采纳，反而激起对约束机制的诉求。
观点分岐何在
中美群众获取的AI未来蓝图是有差别的。
在美国科技重镇，对AI的信仰近乎「宗教性」。拥护者相信机器即将突破人类上限，进而统治几乎所有领域，职业替代成为首个冲击点。
这一认知主导着美国的AI讨论。Anthropic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曾表示，初阶白领职位或面临五成衰减。埃隆·马斯克则更为激进，想象一个「人们再也不需要从事任何劳动」的远景。
面对这类预言，美国人开始认真对待极端情景，包括AI是否会导致一个「难以翻身的贫困层」。
中国并未完全豁免这类忧虑。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希恩曾非正式走访中国AI政策研究者。访谈结果显示，工作担忧在2024年初仅列第六，到2026年初已攀升至第二。武汉市民就无人出租车的抗争，印证了这一转向。抗议者指控无人车「掠夺出租车驾驶员的生计」。
中国官方对公共舆论的把控力更强，这意味着某些反对之声可能被网络审查所压制。
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对AI的乐观或至少是包容的态度，仍占据上风。
AI在中国被更多理解为实用装置或游戏功能的升级版，部分原因在于现阶段直接受冲击的劳动力占比相对较低。美国约八成劳动者从事服务业，中国则为46%左右，另有约五分之一的劳力从事耕作。由此，当下AI对中国就业格局的冲击深度明显小于美国。
伴随AI发展迈向通用阶段——即超越人类的大多数能力——更多行业和工种会遭遇冲击。然而在中国，另一种共识同样根深蒂固：新的工作岗位将不断涌现。
通用人工智能仍是中国AI企业孜孜以求的终极方向。智谱AI的唐杰指出，抵达通用AI乃公司生存之道。月之暗面和DeepSeek也表达了相同理想。
即便是中国最看好通用AI前景的人士，也倾向于强调这项技术将为已经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创造什么——生产力的跃升、体验品质的优化，以及将人们从单调重复的任务中解救出来。
布鲁金斯智库的陈凯尔在去年五月的《纽约时报》撰文中，将这一心态浓缩为：中国「吃下AI的药，却没吃下通用AI的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负责人余晓晖则撰文阐述，AI将成为生产和日常中的「共存伙伴」，并充当「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更直白地说，AI将创造新机会，使所有人更加富足。
技术进步留下的烙印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AI将令我更加繁荣」这一表述，并非遥远的猜度，而是源于既有体验。
二十余年的技术演进，切实为大多数国内消费者打开了获取商品、供应和机会的通道。移动支付、线上购物、廉价物流、短视频、线上餐饮，及农民工经由零工模式进城的机遇，都是此过程的组成。
对山区及乡村的许多人来说，货物和微额贷款与网络资讯的易获取，始于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
眼下，国内约八成人口都在使用智能移动设备。
创新快速迭代的年月，恰巧也是中国家庭收入持续跃升的周期。2021年，官方宣告极端困苦已被消灭。无论科技发展与收入起飞之间是否有真实因果，时间上的高度重合，天然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即技术进取与生活品质改善息息相关。
当原始基础相对低洼时，每一次升级所带来的感受都格外深刻。在中国，科技驱动的昌盛及资源触达范围的扩张，往往被诠释为安定感和保障。
普通美国人的二十年科技经历却是另一个故事，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国的发展起点本身差异悬殊。
美国早就有大型购物商城、刷卡消费体系及通畅的邮递网络。所以互联网及电商的兴盛，不过是在富裕基础上加添便利，而非从短缺走向充沛的革命性转型。
优步首席执行官科斯罗萨西曾在播客中描述这一演变：「神妙的事物变得日常，其速度令人瞠目。」
过去十余年，美国最醒目的科技事件多带着阴影，像社交应用对少年儿童的戕害、全天快递配送的生态代价，及斯诺登揭秘后民众信念的坍塌。
这类议题当然不仅限于美国企业，但它们令美国科技公司逐渐成为本土社会的「坏人」角色，而中国大企业并未经历过这样规模的名声坍塌。
恰恰相反，中国科技龙头几乎都有扶助贫寒的计划，并且大笔投入国家「共同充裕」行动，著重财富的广泛分配。
不管这类举措的实在成效如何，都强化了一个观感，即科技产业到底还是听令于国家。
中美都存在贫富分化的问题，但财富集聚于少数人，似乎更让美国人感到愤怒。一种解释是，中国的顶级富豪如今更谨慎，避免公然炫耀其家产。
更根本的是，在中国，财富并不必然换得政权。最后掌控政治话语权的仍是职业行政人员和懂技术的治理者。这直接形塑了群众如何看待谁在掌控AI。
美国里，执政者与科技领袖时常看起来站在一边。官府与工商之间有旋转之门，富豪在议会游说，风投家被委以「AI主任」，企业老板赞助竞选，有的甚至自己参选。
民众日益感觉缺乏真正的中立仲裁者，因为仲裁和选手好像在同一个更衣室里。
在中国，权力的等级划分则更明确无疑。
创业者飞升太高，会被压下来。平台若施加垄断规则强迫商户，或恶劣对待工人，也会遭遇惩治。政府宣布「共同充裕」后，科技企业转身就公开表示支持。
美国人的焦虑是，在AI危及生计之前，官方可能不会严格约束科技权贵。
在中国，企业家和资本方可能会忧虑政府的政策陡然改向。2020年代初对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整顿，依然在市场脑海中留下痕迹。但广泛的公众通常并无疑虑，政权最后会出手管束科技行业。
从不安到抓住
对技术进步曾经改善生活的记忆，及对官府最终不会任由科技失控的信念，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对AI的态度整体更加开放。
然而，中国的AI热潮还有一层更深的动力。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生态中，忧虑很少转化为逃离，而是更易化为竞速。
中文里有个词专门表述这种现象：「内卷」。
它描述的是为了维系原有处境，必须付出越来越大的工作，就像在跑步机上速度越加越快，却始终在原地踏步。眼下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电车的降价战和送餐平台的厮杀。
落伍的恐惧，往往压过变革的忧虑。
校园正是最鲜明的表现。
杭州、北京等地已把AI教学纳入必修课。以前，家长会送孩子学儿童机械人或参加数学竞技，而今这些已远远不够，愈来愈多家长正把子女送进AI课程。
DeepSeek爆红之后，讲授写作命令词的廉价教学在淘宝、小红书等网站上数日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DeepSeek本身也快速进入了手机、家用电器、汽车及医疗机构等各种场景。
这一轮AI浪潮，其动能与其说源于确信，不如说源于忌惮落后的心理。
这种基于焦虑驱动的抓住，也说明了中美对AI立场的差异，并非只是简单的一边更有希望、一边更感悲观。
这当然与人们对前景的认知相关，但同时还要看人们如何总结过往技术的演进，是否信赖管理部门有能力制约强大的工商机构，以及最关键的，即寻常民众能否想象AI真的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