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因三十七年前新生儿被错抱而起的索赔纠纷，将于8月13日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开庭。
李慧选择了公开庭审，而在开庭前夕，她向媒体展示了这些证物：”我把所有票据、病历、转账凭证都整理好，复印、装订，交给法院。那一摞，真的很厚。”
这份沉甸甸的材料清单包括血液病诊断证明——彼时她的血小板最低只有15；甲状腺手术档案，术后需终身用药；为养父缴纳社保的收据，为养父母置办住房的转账明细；还有她的学历凭证等。
她说：”如果没有这场错抱，我不会那么早放弃学业，不会这么年轻就出来打工，或许这辈子都不用承受这么多身体上的折磨。”
这一切的根源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彼时两个家庭怀揣对生命的朴素期待迎接新生儿，却在医院粗放的管理之下，被卷入了无法预见的漩涡。
Li Hui诊疗档案。受访者供图
「以为是诈骗来电」
时光切换到2025年4月27日。一通来自清远派出所的电话打进了李慧的生活。
「对方说有一起被错抱小孩的案子，需要我协助查证。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诈骗电话。」
民警随后告知，1989年10月3日，在清远市人民医院生产的孩子疑似遭调换。三十七年后，有人报警寻亲，警方通过排查当日出生的所有婴儿而找到她。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因为她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与实际生日不相符，排查的过程尤其复杂曲折。
「我想啊，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要去找？那时候我真的跟看热闹的没什么两样。」
她配合采集了血样。民警表示会有后续通知。采完血就回家了，心想没有来电的话应该就没事了。
第二天午后，电话又响了。这回派出所要求她携带养母进行第二次采血。
真相于2025年8月29日得到官方证实。清远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出具的司法鉴定结论表明：朱女士（李慧的养母）与黄晓琳（化名）存在生物学上的母女关系；而黄晓琳的法定父母，才是李慧真正的亲生双亲。
来自2025年的协助函件。受访者供图。
「两条岔开的人生路」
时间回到1989年10月3日。两个女婴在清远市人民医院相隔不足一小时出生。由于当年还没有新生儿腕带这种标识手段，只能用手写卡片区分身份，在称重、护理、交接的某个环节，她们被调换了。
这一错，延伸到三十七年。
两个女孩从此踏上了截然相反的人生旅程。
Li Hui在物质条件相对受限的环境中成长。养父曾经下岗，和养母一起经营小卖部，后被亲戚诱骗投资而家财散尽。幼年时期全家借住在各个亲戚家中流转，养母靠做零工勉强维持生计——剪线头、熨衣裳，月薪只有几百块。Li Hui读完职高一年级后，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缴纳学费而主动离校，外出打工谋生。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她成了养家的经济顶梁柱。
「一个学期学费就要三千多，到了2005年一年是六千块，三年光学费就得两万多。家里实在承受不起两份学费。」
养父母劝她别放弃，说「就算借钱、砸锅卖铁也得供」。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辍学。
「家里条件太差了，父母想借钱给我念书，我舍不得让他们这么做。」面对网络上有人将她标签化为「血包」的说法，她坚定地拒绝了：「陪我淋了三十多年风雨的，是家人，不是包袱。曾经我们一起挨过雨，现在我有能力了，就想给他们撑把伞。」令人遗憾的是，2022年5月，养父离世了。
相比之下，黄晓琳在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中长大，养父母都是体制内工作人员。然而养父始终因血型差异、相貌不符而怀疑她的身份来源，夫妻间为此争执不断，最终于1994年走到了离婚的地步。黄晓琳由养父抚养，后来又回到养母身边，长期处于「自己不属于这个家」的精神困境中。2022年7月她自主进行了亲子鉴定，多年的怀疑得到证实，随后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无人从他人的人生中窃取什么。两个女孩都是同一场事故的「受害人」。
「她同样在承受痛苦，只不过承受的形式不一样罢了。」Li Hui说道。她没有嫉妒，也没有责备，只有对命运错配的感叹。
公安部门亲子鉴定复函。受访者供图
「这份错位的账单」
Li Hui的身体状况，是这张错位账单中最沉重的项目。
「我在2019年3月检查出了血液病，去广州做了骨髓穿刺，血小板只有15。医生说，你再不注意，随时会大出血。」2020年4月间，她还接受了甲状腺切除手术，需要终身用药维持。她认为这与多年来高强度工作、长期接触有害物质密切相关。
正当Li Hui还在消化身世改变的冲击时，2025年5月26日，派出所再次来了电话。民警告诉她：「你的亲生父亲突然脑出血，现在在医院ICU，医生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看着日历，她的心跳动得很快。她立刻赶往广州，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了全身插满管子的生父。血缘的力量很奇妙，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个给予她生命的男人，但她却一眼就认出了自己脸型的轮廓、眼睛的神韵、嘴巴的形状。「我靠在他耳边说，我都三十多了才第一次见到你，爸爸，你可不能这样对我不公平啊。」
她看见，生父的眼角有泪水。虽然医生说，那可能只是一种生理反应。
后来生父转入普通病房，脱离了危险。然而这个「迟到了三十七年的相认」，始终充满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恰恰是这次见面，化解了Li Hui之前的误会，她曾以为生父母不想让生活被打搅。这次相逢让她坚定了一个念头：必须为这一切讨个说法。
「仍待解答的疑问」
当Li Hui与其他几位受害人一起向清远市人民医院追究责任时，迎面而来的是深深的沉默与模糊。
「起初我们想协议解决问题，但医院表示，赔付额度超过一万元，必须走诉讼途径。」Li Hui说道。而当他们想调取1989年的原始分娩病历时，医院的答复是：有法规规定病历保存期限最少三十年，三十七年前的原始病历已经不存在了。当年接生的医护人员多半已经退休或去世，建议走司法程序解决。
「是医院自己建议我们去起诉的。」Li Hui说，「清远市人民医院是清远最大的公立医院，我们对它有那么大的信任，发生这么严重的疏忽，他们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
本报记者致电清远市人民医院，医院方面回应：「案件已进入诉讼程序，医院将按照法律规定和相关制度来处理。」
一张手写的身份卡，一次身份核查中的遗漏，就此改变了两个家庭所有成员的人生。三十七年后，当年的「管理漏洞」已成往事，但那份病历保存「三十年」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为何变成了「查不到就查不到」的挡箭牌？在过错发生之后，公立医疗机构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受害者？又该如何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些依旧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只能朝前看。」Li Hui说，她希望三位老人（养母、生父、生母）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两个家庭的人，她都会尽量去走动。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三十多年的养育情分，我丢不了；赋予我血肉之躯的亲生父母，我也不能当做不存在。」
本报记者将持续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
潮新闻记者 李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