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通常将这类投资的幸运结果称为「突然暴富事件」。7月27日，当长鑫存储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时，中国政府恰好体验到了这一景象。
这家芯片存储企业的发行价定在每股8.66元，一举募资579亿元（折合约86亿美元）。该股票在上海科创板首个交易日即收于49元，相比发行价暴涨了470%，公司估值随之跃升至3.3万亿元。
这一成就使长鑫存储一跃成为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中市值最高的企业，同时刷新了亚洲本年度IPO规模的纪录。作为公司最早的资本方与当前最大的股权持有人，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而这个投资者的真实身份，正是中国政府。
近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然转身成为了中国最具分量的风险投资人。他向绿色能源、电动汽车及半导体等产业注入了巨额的国家资本，赌的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为高科技强国。此外，政府还在电池、无人机乃至飞行汽车等新兴领域提供了扶持。
数据显示，到2024年底，中国政府已通过逾2000个政府支持的投资工具部署了约12万亿元资本。这种大手笔使得习近平被外界评价为「眼光长远、极富耐心」。大约十年前，中国创新体系首次迎来这种规模的资本投入，这一周期与传统风险投资基金的完整生命周期大致相当。
在习近平众多的投资中，长鑫存储堪称成效最为显著。这家企业由政府在2016年参与创立，乃是著名「合肥模式」的典型代表。这一模式因发源地——安徽东部的合肥市而得名。
该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并未从既存企业中甄选赢家，而是在战略型科技企业的初期阶段直接参与作为股权伙伴。
这类投资正在全面重塑中国经济的版图。仅在不久之前，中国内地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还是一家平凡乏味的银行。
政府的这一举措，乃是削弱海外企业在科技前沿领地垄断权、增强中国自主掌控能力的重要环节。
长鑫存储的竞争对手是屈指可数的国际巨头。美光、SK海力士与三星三家企业合计掌控着全球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超过九成的份额。这类存储器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与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随着人工智能领域需求的无限扩张，上述三家公司在本年度的估值均已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
长鑫存储通过在2019年获得德国企业的存储技术授权而进军该领域。当前它仅掌握全球DRAM市场的8%份额，但随着苹果等美国科技巨擘开始考量从中国采购芯片以降低消费电子成本，其市场占有率很可能进一步扩大。
政府在长鑫存储的资本投入获得了可观的财务回报。《经济学人》采用人工智能手段解读了该公司递交给科创板的IPO文件，结果显示约15个政府关联的投资机构直接持股公司的36%。
若是考虑到政府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所持的股份，它实际拥有的权益比例会更加可观。
经历股权稀释之后，这部分直接持股的当前账面价值已攀升至1.1万亿元。按照基础假设推算，这项投资所获的资本收益倍数可能达到40倍以上。作为长鑫存储最初的政府背景投资者，长鑫集成目前账上持有的股份价值超过3450亿元。任何硅谷的风险投资人看到如此收益都难免为之欣悦。
然而，长鑫存储仅仅是中国政府投资版图中的一个案例，其余项目的业绩却并未如此优异。在这个庞大的投资组合中，政府如今面临着任何风险投资机构都会尽力回避的困境——找不到合适的退出渠道。
自2020年起，中国政府对科技产业的整顿日趋严格，包括来自美国的私人资本在内纷纷削减了向创业企业的投资。在随后的时间内，政府反倒变成了必须肩负最后融资压力的投资者。
据《南华早报》与烯牛数据统计，去年流向私募股权领域的资本中，约九成出自政府相关的投资机构。鉴于政府引导基金的体量如此庞大，中国政府势必需要更多如长鑫存储般的投资成功案例，才能抵消其他项目的亏损。
这类基金结构容易诱发贪腐现象。2022年时，有关部门曾控告掌管中国重点芯片基金的官员贪污国资。该基金总规模达3430亿元，资金的划拨因此一度被迫停止。
腐败隐患进而使得廉洁的公职人士难以胜任股东的角色。
纵然某项投资本身没有不当之处，一旦陷入亏损状况，相关官员仍可能被指行为失职。由此，管理者通常是将权益投资作为贷款来处置，甚至对创业者施加诸多严苛的条件。
纵使中国国家风险投资体系今后能涌现更多明星企业、腐败问题也得到缓解，市场仍旧缺乏资本充沛的接盘者。从目前来看，中国民间投资者的资本储备似乎不足以从政府手中承接那些成功的企业。
自月初开始，科创50指数已经跌去16%，这引起了市场的担忧——或许投资者正在抽离其他股票的资金来扫入长鑫存储。
政府支持的各类基金向股票市场投放了90亿美元，意在遏制股价下滑的势头。与此同时，长鑫存储的不少大投资者还需经过三年的锁定期，方可转手他们持有的股份。
对于习近平而言，幸运的是他可以如同众多风险投资人那样，自行决定他的投资组合中各项资产的估价方式。然而，这些投资到最后很可能将根据政治效果而非财务成效来进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