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奖励绑架的人生:从王虹获奖看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被奖励绑架的人生:从王虹获奖看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昨日青春》

网络舆论最近被一则学术新闻刷屏——菲尔兹奖,素有”数学界诺贝尔”美誉,这次花落数学家王虹和邓煜两位学者。

值得关注的是,两位学者的本科生涯都起始于北京大学。其中,邓煜在求学途中做出了转学选择,投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怀抱。同样地,王虹在本科阶段曾表达过内心的沮丧感——用英文说,这叫”discouraged”,随后她远赴法国深造,才逐渐找回了对数学这门学科的信心与热忱。

“discouraged”这种心态指向的,是挫败、失落与压抑的精神状态。究其根源,既不仅仅源于环境的反馈缺失,更在于单一评价系统的桎梏。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已经发现,那些表面上与”打骂”截然相反的”表扬”鼓励”模式,其本质依然被优绩主义驱动,这最终引发了精神空心、价值观扭曲等问题。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学者杨芮在《奖励的恶果》一书中揭示的现象:名为”奖励”的教育机制,究竟是如何一点点吞没我们的自我意识,削弱我们去感受和拥抱热爱的能力的。

01.奖励这个工具,效果真的如我们想象那样好吗?

设计奖励制度的初衷通常很单纯——激发孩子学业成果的提升,或是维持他们对求知的持久兴趣。

在1961年,一位名叫路易斯·米勒的肯塔基大学博士生开展了一项实验。她选取两组年龄相仿(约十岁)的儿童参加人脸辨识的学习。对于第一组小参与者,米勒承诺他们识别正确的次数越多,获得的金钱回报就越丰厚;对第二组孩子,她只是简单地告知他们的对错,没有任何经济刺激。

令人意外的是,获得金钱激励的那一组儿童犯错的频率竟然更高。这个发现既不与他们预期的收益相关,也不与他们的成就动力水平有关。

翌年,纽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山姆·格拉可斯伯格复制了类似的实验设计。结果显示,受奖励组的孩子花费在任务上的时间,竟是无奖励组的两倍之久。

自7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实验室研究开始汇聚指向一个相同的结论。珍妮特·斯宾塞(后来担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在让儿童进行记忆测试时发现,有物质鼓励的组别的准确度显著低于无鼓励组。

90年代的研究者莱帕专门观察了四五年级学生参与国际象棋比赛的表现,他观察到被提前许诺奖励的学生其游戏策略较为松散、耗时更长,甚至在随后一周内完成其他任务时,成绩仍不如未获奖励的对照组。

艾玛·比尔致力于研究人的创意能力,她进行的实验涉及儿童和成年人创作拼贴画、编写故事等活动。她的发现是,拥有实物奖励承诺的参与者创造力明显受限。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任务性质、激励形式、时间节点以及被试年龄等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无关联。

更耐人寻味的是,艾玛曾让一些富有文学才华的年轻创作者用五分钟的时间思考工作能带来的金钱或名利回报。结果?相比没有这样引导的创作者,这些人创作的数量明显下滑,质量也跌至低于他们常态的水平。

这些研究成果被收录在艾尔菲·科恩1993年出版的著作《奖励的恶果》中。听闻”外部奖励反而会降低表现”这一论断,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困惑甚至怀疑——毕竟谁没有被奖励激发过动力,也谁没对他人实施过奖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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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鞋子》

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对奖励的作用机理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权威心理学期刊《心理学公报》在2014年发表的综述文章指出,外部激励并不总是直接拉低人的成绩。

它更容易促进的是数量维度的表现——速度快了、产量高了、做得更多了。但当评估标准转向品质和深度——那些需要投入、决策、复杂思维乃至创新突破的表现时,外部激励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一项来自1999年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对于本身就具有吸引力的活动,物质奖励在整体上会侵蚀参与者的内部动力。

这种”侵蚀”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一旦奖励撤除,人们不太可能在无人监督、无人要求的情况下主动继续从事该活动;其二,人们对该事物本身的喜好程度和吸引力都会相应下降。

换句话说,奖励并非全然无效,它能让人的行动变快变多,但通常难以让结果变得更优。特别是那些涉及理解、投入、审视和创新的事项,奖励往往帮不了忙,反而会蚕食人内心的驱动源。

奖励最根本的改变,并非行为本身,而是一个人为什么去做某事,以及做的时候心里的感受。

02.被奖励所带来的隐形伤害

为何外部奖励会削弱内部的驱动力呢?

《奖励的恶果》记录过这样一个案例:美国费城的若干公共图书馆推行了一项创意举措——看书就送奖励,希望借此吸引小朋友多读书。一位名叫格雷格的九岁男孩对这个活动兴高采烈,因为奖励清单里他最爱的棒球卡赫然在列。仅仅两天,格雷格就从图书馆借回了六本书籍。

从阅读数量的角度讲,奖励的促动作用显而易见。然而,用棒球卡来诱导格雷格读书,实质上等于对他传达了一个隐形信息:读书本身没意思,棒球卡才有意思,所以才要用你喜欢的东西来换你不喜欢的事。

美国的众多学校当时都引进了类似的阅读激励项目,阅读数字一度飙升,但选书的倾向开始转变。学生们开始偏爱篇幅短、字号大的读物;在奖励机制启动之后,他们对所读内容的理解反而变差了;最令人遗憾的是,课外阅读的广度与深度最终都呈现下滑趋势。

科恩在其著作中尖锐地指出,一旦某个活动沦为达成另一个目标的途径,它的性质就由目的转变为手段,从而被贬低为一件”人们不太想要”的事。引入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诱因,恰恰验证了阅读本身的枯燥乏味,本就薄弱的阅读兴趣就此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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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男孩》

更为可怖的是,奖励的破坏力并非止步于”无趣之事”。它甚至能摧毁一个人对”原本热爱之事”的热忱。

研究者发现,倘若让小孩喝一种他本来就很喜欢的饮品,同时告诉他喝完就有奖励,那么这个孩子对该饮品的好感度会瞬间走低。

以我自己为例,唱歌曾是我最天然、最可靠的快乐源泉。不过,一旦我转身成为了一名唱歌博主,这份快乐就异变了。

为了积累流量和关注,我开始挑选热度较高的歌曲,制作唱歌搭配谈话的内容。当我察觉到比起其他类型的视频,唱歌内容的流量和粉丝增长率远低于预期,重新录制唱歌视频时我就产生了不适、被动和疲惫感。

我甚至思考起如何迎合平台的推荐机制、如何蹭热点话题、如何言辞激烈地吸引点击和粉丝。尽管一个月内我收获了五千新粉丝,但对制作所有视频内容的热情却在急速衰退。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那段时间我连唱歌的欲望都消退了。曾经因唱歌获得的喜悦,完全被作为回报的”流量”剥夺和重新编程了。那种来自奖励的压迫感,我感知得一清二楚。

表面上,外部奖励像是激励,实则它是操纵与隐形处罚,因为奖励本不只有”收获后的欣喜”这单一面向。

一旦奖励的设定被确立,它的反面也应运而生。没有获得,就等于失败、不够好、背离了期望。即便没人言语指责,那种挫折感、焦虑、羞愧和失落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惩罚。

更加深层的是,奖励不仅在强化某种行为,更在重塑行为本身。它规定了什么活动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样的表达会被认可、什么样的表达会被放弃;什么样的自己能被看到、什么样的自己必须隐藏。

表面上我是在自由选择,实际上我的焦点、步调、决策甚至欲望本身,都在被奖励系统重新排列组合。我会逐步去迎合那个奖励框架,猜测它的需求,改造自己以换取更多奖赏。

这就是为什么,奖励往往意味着自主权的沦陷。一个人越来越依赖外部奖励来定义和驱动自己,就越来越难以察觉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什么是真正的满足感,也越来越难为了兴趣和内在意义去行动了。

更为险恶的是,奖励通常不是孤立的”成功就得”,它常常把人们置于与他人较量的舞台。只有超越同伴才能获奖,只有排名靠前才算成功。

久而久之,我们内化的就是一套危险的价值逻辑。如果某事无法让我胜出、无法让我比他人更出众,就意味着它没有价值。如果努力不能换来更高的排位,那努力这件事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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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枪手》

于是乎,一个人与自己的联系被悄悄重写了。我们不再问「我是否感兴趣」「我是否认同」「这对我有什么真实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诘问「我领先不领先」「我会不会失败」「别人怎么评价我」。甚至,我们会无意识地把精力投向妨碍别人、隐瞒信息、抬高自己的事情上。

后果是,人与人之间原有的理解、协作和互信也被挖空了。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统治方式,它不仅让人顺从于外部标准,更让人把「他人」当作衡量自我价值的量尺。

奖励对使用它的人同样有着阴险的影响。

当我们拥有一个能迅速提升产出、改进行为的工具——奖励时,特别容易因为它”太有效”而对其形成依赖。拥有奖励权力的人会变得懈怠,只想依靠这种”即时见效”的手法达成目的。

奖励方与被奖励方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冷漠。若我能轻易换取你的服从和讨好,我为什么还要费力去理解你的真实需求和感受呢?

以阅读为例,倘若教师和家长仅仅想增加孩子的阅读量,奖励政策初期确实能做到。对于实施奖励的家长和教师而言,这种结果本身也是一种”奖励”,它驱使他们想要继续通过奖励来提升孩子的读书量。

但他们往往不会去思考,如果孩子觉得阅读无聊,要如何才能让他感到有趣呢?他们习惯于借助奖励让孩子压抑和克服”无聊”的感受,直接达到”完成阅读”的结果。

03.表扬和成绩,作为奖励在暗地里做什么?

关于”如何让奖励发挥最大效用”的讨论已经足够多了,可关于”我们为何对奖励如此依赖””奖励背后隐藏了什么”这些问题,讨论远远不足,甚至经常被刻意隐没。

尤其当我们把奖励嵌入教育体系中审视时,问题就不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不只是奖励怎么发、何时发、给什么,而是这些奖励的逻辑如何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学习”和”自我”之间关系的理解。

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奖励以多种形态出现。对较年幼的孩子来说,学校会派发铅笔、橡皮、零食、贴纸等直接物质奖励,这些通常很吸引人。但升入初高中后,物质奖励的效力减弱,于是演变成了”表扬”。

在许多教师和家长的观念里,表扬似乎是一种比物质奖励”更高档”的奖励。它不像物质交换那样赤裸裸,反而显得像在给予认可、鼓舞和信心。尤其在当下,很多学生都在经历焦虑、抑郁、厌学的困境。

孩子考试成绩好,家长和老师就大力表扬,让他把”高分”与”被看见、被肯定”联系在一起。孩子感到压力山大时,大人们就说”你其实最棒的””你这么聪慧,肯定可以达成”,仿佛多一些认同,孩子就能更有自信,也更能承受这套体系的重压。

不过,就像其他形式的奖励一样,表扬也不是天然温和、天然无害的。它用于什么目的、在什么环境下使用、怎样被使用,几乎决定了它最终会产生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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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普照》

非虚构作品《要有光》中记述了这样一位家长,她频繁地称赞孩子聪慧、夸奖他好思考、甚至会牵线竞赛老师和高等学府教授来印证他的天赋潜力。

关键问题在于,无论这些褒言听起来多么积极正面,它们最终服侍的都是一个既定目标,强行驱赶孩子去做他不感兴趣、逐渐无法承载的事情。

作家梁鸿的笔调异常锐利:”她利用了幼小孩子的虚荣心和对现实的片面认知,最后又冷漠地说,这全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表扬不一定在为一个人提供支持,有时反而通过”让你感觉更好一点”的方式,将你一步步推往你其实并不想去的地方。

进入学校的每一个人都逃不脱一种更根本、也更强势的外部奖励机制——那就是成绩。成绩之所以是终极外部奖励,不仅是因为它决定了学生能否进入理想学校、获取更多资源,更是因为它几乎垄断了”什么是好”的定义权。

在校园内,努力、进展、卓越、骄傲,最终都要换算为分数。

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话:”你手工能力很强,要是能拿一半的精力去学习就好了”;”你现在认真读书、考上好大学,将来就能配得上更优秀的人”;”你能进步,那些同学才没办法嘲讽你了”;”下次若能和那个同学考得一样好,我就让你们坐一起”。

因此从小,我们就明白了一点:成绩不只是学习效果的体现,它本身就是一套奖励体系。分数高的人会获得夸奖、照顾、敬重,甚至更多的自由空间。分数低的人则会遭遇质疑、失望,甚至谩骂、处罚、忽视、隔离。

换个角度说,在教育语境里,成绩看起来在评估学业进度,实际上却在分配尊严、认可和人的体面。

这正是为什么,相比其他物质奖励,成绩对学生的吸引力要大得多。因为它奖励的不只是某个具体行为,而是奖励一个人的整体位置。它告诉你:你不仅要把事办好,你还要超越他人;你不仅要学习,还要通过学习来证明你配得上被关注、被喜爱、拥有光明前路。

如此一来,学习这件事就渐渐失去了对求知、理解、探索和自我成长的指向。它越来越变成了一场交易:我投入努力,换回分数;拿到分数,换来赞许;失去分数,也就失去被看见、被尊重、被信任的资格。

长此以往,孩子内化的就不仅仅是”我要好好学习”,而是”没有好成绩,我就不够优秀””如果我不能强过别人,我就毫无价值”。

这是”好成绩”作为符号奖励对个体和社会危害最深层的地方。它不止引发焦虑、不止引发比较、不止把学习沦为功利性的工具,而是让人们逐步相信,自我的价值应该由外部指标来定夺。

这会让一个人逐渐养成深重的依赖心理。只有在有成绩衡量、有外部压力、有明确奖惩的环境里,才懂得什么叫”学习”;一旦这些支柱消失,就陷入了瘫痪。

因为如果过往的付出都是为了换一个好成绩,那没有成绩的时候,我吃的苦意味着什么?我应该如何理解学习的价值?我应该如何定义自己?没有赢、没有证明自己比他人更好的时候,我凭什么相信自己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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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理学工作者徐凯文提炼出了”空心病”这个概念,灵感来自于他在北京大学从事心理辅导工作时的所见所闻。

按理而言,北大学子在整个应试竞争中理应是”胜利者”,是那些历来获得成绩褒奖和外界夸奖的人。然而,恰恰是在这些系统的赢家身上,尤其是在某些”高考竞争的受益者”身上,我们目睹了令人震惊的空虚感、无意义感,甚至内在动力的彻底崩塌。

这个现象靠”压力太大”的解释是说不通的。如果仅是压力作祟,那赢家在压力释放后应该精力十足才对。然而很多人的情形恰恰逆向,脱离了那个靠分数衡量、靠排名驱动的环境后,他们反而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习了。

倘若人生的每一步进展都由”好成绩”这个奖励符号推动,久而久之,学习本身的内在价值就会被成绩逐步侵占。一个人看似在持续学习,实际上却在不断用分数兑现价值感、安全感和”我足够好”的确认。

任何系统性奖励机制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仅让体系中的”失败者”或”下位者”承受挫折与打击,也会蚕蚀那些最成功融入这个体系的人,直到他们逐渐无法分辨,在这套系统所奖励的价值之外,自己到底还是谁。

优绩制是这样,资本主义是这样,父权制也是这样。

04.人生可以不被奖励绑架

我和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对教师的权威感到恐惧。那时的语文老师年纪不大,她教我们学习成语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把字典里的注解抄下来,然后背诵,第二天在课堂上逐个提问。我照做了,因为我想让每个作业都得满分,想要得到”优”,被老师表扬更是一种上瘾的快感。

有一回,妈妈看我在抄写成语解释,她让我先把字典合上,问我是不是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她会引导我从上下文去理解,让我试着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那种感觉真的很妙,因为词汇不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个可以由我去探索、领悟、说出来的活的东西。

但等我们讨论结束,我还是会拿起字典,准备把标准答案抄进去。妈妈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我回答说,这样和字典对不上,肯定是错了,那样就得不了”优”。她接着说,得不得”优”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你通过上下文懂得了这个词的含义,这个方法和过程才是最宝贵的。

类似的对话反复出现过无数次。小时候的我一度觉得她在和我作对。有段时期她甚至会把我的字典收起来,禁止我抄答案,也不给我买那种有标准答案的练习本。

不过,她也经常陪着我读书,我们会讲故事、讨论故事情节。她激励我多表达、多动笔,不要纠结什么是”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在和她互动的那些时刻,我一直体验到了深层的喜悦感:看书的乐趣、思维的乐趣、她认真倾听我时的乐趣、和她来回辩论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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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妈妈那时候”别为了分数去抄答案””别为了老师的表扬去完成作业”的执着,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的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水平,我长期要面对的,是对”我成绩不够好”的焦虑。这种焦虑虽不至于令人崩溃,但我确实非常羡慕那些成绩出众的同学。

我也一直无法理解,那些成绩优异的同学为什么参加考试仍然如此紧张?他们就算发挥失常,也能轻易超越我的最佳表现,他们究竟在焦虑什么呢?

后来,当我阴差阳错地进入纽约大学求学,开始接触到更多自小成绩卓越、来自全球各地的同学后,我开始看到一个不同的侧面。他们对分数和评价的关心程度,简直像在关心生命本身。也就从那时起,我转变成了那种会劝别人”别太在乎老师的看法,自己学到了就足够了”的人。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在一个全民争相成为”最好”和”最杰出”的环境里,能够不完全为了高分和好评价而学习,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我。

抗拒分数、金钱以及各式各样的外部激励的引诱,确实不容易。直到今天,我还会一次次掉入这个陷阱。不过很多时候,我会想起韩剧《我叫金三顺》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这话本来出自牧师阿尔弗雷德·德索萨。我想稍稍改一下,作为对各位的祝愿:

去爱吧,就像永远得不到回应一样;

跳舞吧,就像没有人在看一样;

唱歌吧,就像没有人在听一样;

生活吧,就像今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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