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监控摄像头。
“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临近，中国多地维权人士、异议者与人权律师再度遭遇行动限制。尽管各地财政吃紧，当局在这一政治敏感节点的维稳力度丝毫未减，反映出官方对历史记忆与潜在群体抗争的持续高度戒备。
在北京，本台获悉，自上周末起，大批维权人士陆续被警方约谈并告知将“被上岗”一周。维权人士周先生本周一（6月2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众多异议者从5月30日开始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高瑜、季风、吴强、浦志强、何德普、查建国等人。他说：“我也被上岗了，院里停着一辆警车，里面有几个警察。除了高瑜被带出去‘旅游’，其余人多数被软禁在家。”
“被旅游”、“被上岗”以及“被喝茶”，是近年来当局惯用的人身控制和警告政治异议的常用手段，每逢六四纪念日或者“两会”前后便会上演。
“上岗”成限制异议人士常用手段
资深媒体人高瑜上周在社交平台X发文写道：“六四纪念日一天一天临近，国内国保、公安已动，当然是严防死守，网络一片沉寂，不能出现一个字。”她提到，海外社会持续发表纪念言论，“我在忙着看录像，认真听演讲，不要小看36年——毕竟过了30年、又过了35年，哪怕只多一年，也会有变化。”
一天后，高瑜再次发文：“今天已经不能发了，推友，再见！”
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王先生表示，由于公安系统经费吃紧，许多过去被带往外地“度假”的人，今年一如去年，改为就地监控。“查建国、何德普、李蔚等人被困在家里，连去超市都要由警车接送，全程有人盯梢。”他说，“三十多年了，他们还在维稳，一点都没松，究竟是在怕什么？”
异议人士被纳入多维度监控
据本台了解，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居住的小区内，有警车戒备，街道办人员与便衣警察轮班驻守，形成“多维度监控”模式。高瑜的友人透露，年逾八旬的她因身体状况不佳，不确定是否会被带往北京郊区“看风景”或远赴外地“游山玩水”，她特意准备了十天药物，以应对可能被延长的‘被旅游’行程。”
类似的监控行动也在外地同步上演。常在每年“六四”期间被限制自由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今年亦未幸免。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小区的王勤对本台透露，包括他在内的多名成员被“上岗”，“陈西、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人都被限制出行。”黄勤感慨道：“国家财政都这么紧张了，还在撒钱搞维稳。我听说南方有些地方已经‘没钱搞维稳了’。”
在广西南宁，异议人士周启明表示，国保近日多次警告他不得离家，甚至要求他每天发送定位并上传自拍照给派出所。“现在‘旅游’这个说法已经不用了，改叫‘打招呼’、‘就地监管’。派出所都嫌麻烦，大家都在踢皮球。”
人权律师群体也受到打压。河南一位不愿具名的709案律师透露，数名同行被要求返回户籍地接受“看守”，但有人以身体等原因拒绝配合。北京、河南、山东等地曾代理维权案并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士均被当局“打招呼”监管。
从检察官到访民均被控制
在安徽合肥，当地人士说，前检察官沈良庆被警方警告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北京房山，访民汤女士则指出，多名外地访民遭遣返或被秘密关押。她说：“吉林来的几位访民，全被送到久敬庄，再遣送原籍，送去‘学习班’。”
贵州退休讲师冯南指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财政愈发紧张，但当局仍维持对敏感节点的高压维稳，显示维稳体系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局：“现在的维稳手段呈现出‘降本增效’趋势，从异地旅游改为就地看守，但本质仍是对基本人权的漠视。”
冯南说，尽管当局年年排练维稳剧本，但“六四”的阴影始终未曾散去。“面对不断变形的记忆封锁与人身控制，一代人的沉默与抗争，这一切，也成为中国社会‘不敢忘却’的真实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