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贤年过四十，生活中的一切都受智力障碍的影响，那时她正居住在韩国仁川江华郡的一所残障人士照护设施──色动院。为了搞清女儿伤势来龙去脉，母亲请求查阅监控资料，院方人员却拒绝了这一要求。母亲随后做出决定，直接把女儿带离了院舍，并告诉她：从今以后，你不需要再回来这个地方。
离开那座机构后，徐美贤开始吐露隐瞒多年的秘密：自己长期遭到性骚扰和侵害。制造这一切苦难的人，是分管院内住户日常事务的金某，他在这所机构里担任院长的职务。
《熔炉》这部韩国电影曾在十多年前戳穿了残障孩童在教育机构中的苦难，如今色动院事件再次令整个社会感到震动。时间推移了十余年，这样的悲剧并未因为人们的关注而消失。2026年9月，法庭宣判了这起案件，金某被判监禁十五年。然而，司法判决并未真正平息风波：即将关闭的院舍，让其三十多名住户陷入了何去何从的困境。正如当年那部电影提出的问题一样，在照护机构本应是庇护的地方却变成了加害的场所时，究竟谁来给那些最没有声音的人撑腰？
2026年2月19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外，色动院院长金某在羁押令审查后离开法院。（图源：韩国《京乡新闻》）
一声控诉引发的全面调查
2016年那一年，徐美贤进入了色动院。
色动院的办公地点在韩国仁川江华郡吉祥面，这是一所于2008年建立的专业机构，专注于为身体和精神双重障碍的人士供给生活协助。岁月增长使母亲的体力和经济状况都不足以独自承担全天候照顾的任务，于是母亲将女儿送进了这家院舍。此后，只要工作许可，母亲便会定期去看望。
九年的院舍生活在一个受伤事件后中断了。2025年2月，因头部外伤，徐美贤被母亲带离了院舍。这个原本应该成为保护和照顾场所的地方，从此转变为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对象。
徐美贤的诉讼代理律师高恩英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院方先送她就医，等伤口缝合才通知家人。家属询问是否可查看监控以了解事故经过，工作人员说院长不在场无法处理；进一步追问院长去向，得到的答复是出门办公。家属随即决定将女儿带走。女儿当时曾劝阻，表示只是想出去透透气。
回家的那个夜晚，母亲给了女儿一个承诺：永远不会再把你送回那里。而在那个夜晚，母亲听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秘密：女儿竟然长期被院长性侵。母亲随后找到律师协助，案件最终辗转送到了高恩英手中。
高恩英曾经在韩国警察机关的侦查一线工作满八年。2016年，她通过特招律师项目进入警队。这起案件摆在她面前时，尽管经验丰富，她仍感到棘手：徐美贤的表达能力受限，她难以组织出完整而连贯的句子，只能通过简短词汇和肢体语言来表现自己的经历。
2026年9月2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外，受害者代理律师高恩英就一审判决书的宣读发表声明。（图源：韩联社）
高恩英团队在启动正式调查之前，就已经搜集了相关的妇科检查记录、认知测评和心理评估资料，目的是让办案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表达习惯和特点。让这位无法完整讲述经历的受害者的声音被倾听，成为了初期工作中的最大障碍。
另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该将这些信息提交给哪些部门。金某在当地的福利领域担过许多职务。高恩英担心本地警方的调查可能遭受他的影响，因此决定把线索转交给首尔警察厅的性犯罪侦查小组。她同时建议调查人员采访曾在此工作过的员工以及现在的住户，以便能从多个角度核实指控的真实性。
面对执法人员，徐美贤这样表达自己的决定：”我心里有很多痛苦，所以我来讲我的事情。”
与此同时，机构内部也在讨论徐美贤的离开。《朝鲜日报》公开了一份会议纪录，显示2025年3月18日时，人权监督组织讨论了徐美贤头部受伤、家长要将她领回家但未完成离院手续的事情。
那一年的4月，仁川残障人士平等权益联合会的执行秘书张钟仁从一位性暴力受害人援助机构的工作者那里听说，警察正在对色动院院长进行侦查。张钟仁本人自2007年起就投入了残障人权事业，为改善残障者的交通便利、推动他们的社区融合生活而奔走。
张钟仁表示，当时外界对案件进展知之甚少。随后，他加入了色动院性暴力问题的共同应对委员会，担任共同执行主任，参与案件推进和后续处理。
到了那年6月，人权监督组织的会议记录所讨论的仍是徐美贤离院手续的事项，有关性侵害的指控并未向组织其他成员披露。
9月初，张钟仁获悉一个重要信息：警方决定对色动院实施搜查，并将其中13名女性住户临时转移到院舍外进行隔离。这些住户的日常活动都需要专业照护支持，警方因此向残障权益组织寻求帮助。张钟仁与其他倡导人士马上动员起来，为她们安排转移地点、照护员工和相应的后续协助。
2026年2月9日，色动院性暴力问题共同对策委员会在院舍外组织了抗议活动，呼吁关闭设施并追究责任。（图源：韩联社）
2025年9月24日，执法部门对色动院开始了搜查工作。侦查的范围不再限制于一个离院住户的经历，而是向其他住户扩展。之后的日子里，警方与女性和男性住户分别进行了多轮深入对话，目的是确认院舍内是否还有其他受害人，以及侵害的具体情况和范围。
被叫爸爸的管理者
2021年12月的某个时刻，色动院内的监控设备记录下这一幕：一位女性住户跟随一名男性走进了办公空间，两人来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女性住户伸出手掌。男子拿起了一根鼓槌，开始有力地抽打她的手心。每一次击打都让女性向后退缩，但男子却紧跟着继续出手。
画面中挥舞鼓槌的人，就是色动院的院长金某。院内一些住户叫他”爸爸”。现年六十二岁的金某既是院长，同时也是运营色动院的法人代表。他的身份远不止于此：他还兼任仁川残障人士福利设施协会会长，同时在全国性行业协会和仁川社会福利委员会担任理事。
在院舍的范围内，金某的权力远远超越日常事务管理。住户的饮食起居、外出活动安排，甚至看医生，全都由院方负责，由他掌控。对于缺乏家庭支持、无法独立生活的群体而言，留在院舍已经是唯一的活路，离开无异于断绝生计。
色动院的主楼是四层结构，二楼安置女性住户，三楼住男性住户。走廊和公共场所都安设了监控摄像头，夜间还有专门的值班员轮流看护。然而这些本来应该确保居民安全的防护措施，最终却未能阻止伤害的发生。
2026年2月9日，色动院内的一间卧室。该机构因涉嫌性侵事件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图源：韩联社）
一位女性住户回忆，熄灯入睡的时刻在晚上九点左右，但在此之后，金某仍会进到她们的房间里来。许多女性住户可能早已在服药的帮助下入眠，而值班人员有时坐在大厅看电视。房里发生的事，就这样逃过了他人的觉察。
更加令人恐惧的是，说出来本身就意味着危险。一位受害者回忆，金某曾对她说，如果敢把遭遇告诉妈妈，就会把她杀死。他还说，妈妈不会再来接她了。对于另一个住户来说，离开院舍就等同于失去所有依靠。在办案时，她告诉侦查人员，自己没有父亲和母亲，除了在这儿，没别的去处了。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伊莎贝尔·格兰特多年来研究了智力障碍女性面临性暴力时的法律困境。她的看法是：”在机构中生活的女性，也许能准确地评估，向他人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现实中对自己是否安全。”
在格兰特看来，当照顾者同时掌握了住户的日常需求和获取支持的方式时，受害人很难相信，在说出真相后，自己能继续获得充分的照顾和安全保障。她强调的是：”不应该由她们来承担提出控诉的责任。”
色动院并非第一次出现警告信号。2021年1月份，一名住户被一位职员强制带进房间，另一位同事听到了房内传来的打击声和哭声，住户出来时脸上泛红，还挥动双手作自扇的动作。江华郡政府在三个月后的调查中认定这是身体虐待，因此下了整改指令，但后续的督查并未产生效果。在2021年至2025年间，当地公安部门进行了九次定期联合检查，政府方面也做了五次日常监督，结果是全都未察觉到虐待的踪迹。
张钟仁在事后查证这个举报事件时发现，除了对有关职员实施了较轻微的纪律处分，院方没有采取更深入的应对措施。他评价说：”假如有人举报虐待行为，但问题没有获得充分、深入的处理，那么这个举报就不会产生什么实际作用。”
在张钟仁眼中，监督机制本身也存在缺陷。人权监督组织由院长来组织成员，所谓的外部人士里面，也存在与院长关系紧密的人，甚至还有色动院的前任员工。这种结构让监督者难以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张钟仁认为，这样的组织”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监督的作用”。
在这之后，金某继续担任色动院的院长职务。2025年10月23日，仁川残障人士福利设施协会临时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国会议员要求交付资料的问题，以及金某是否应该暂停协会会长身份等议题。
在这次会议上，金某否认了新闻媒体的报导，声称自己是被诬陷，并考虑以诬告罪名对批评者提起诉讼。与会者们意见不统一：有人怕提交资料会被误读为认可指控；也有人主张先发声明替金某澄清。最终，协会同意了金某的暂停职务提议，决定等待调查结束再做最后决定。
2026年2月19日，金某被采取强制措施。直到3月初，色动院的董事会才正式作出了撤销其法人代表身份的决议。
从住户提出控诉到金某被羁押，再到机构采取人事行动，这一系列处置用时之长令人瞩目。（图源：NEWSIS）
法庭：让她们的话被听见
离开院舍后，徐美贤还得面对另外一重质疑：她描述的可能只是幻想。
徐美贤曾经在色动院期间接受过精神科药物治疗。金某的辩护团队由此出发，提出了一个问题：她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能否分辨现实和想象的界线。而她对事件的日期、时间和细节的记忆不够精准，这也被对方用来削弱她证词的可信程度。
针对这一点，高恩英提交了两家大学级别的医院在不同时期出具的医学意见。医学专家没有在徐美贤身上看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迹象，也以为现存的医学证据不足以确诊她患有这种疾病。随着诉讼的展开，认知评估结论、医疗记录以及人身伤害的证据逐步被呈交给法庭，这些资料在判断证词的真实性时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2026年5月15日下午，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来到了色动院，实地进行了勘查。金某的辩护人士之前就曾主张，根据机构的建筑形式和人员配备情况，金某没有充分的机会实行住户指控的侵害。他们期望通过察看房间的布置、监控器的安装位置和工作人员的活动范围，来突出控诉中的疑点。
2026年5月15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审判长来到色动院进行了实地勘查。（图源：NEWSIS）
在院长室里，辩方律师指出，办公室的前后都装有摄像头，金某不可能在监控之下还敢实施侵害。检察机关则反驳说，摄像头之间有监控盲区。住户一方的律师补充称，家人曾要求看监控资料，但遭到拒绝。
随后，众人走向了涉嫌犯罪的卫生间附近。卫生间对面有张椅子，供值班人员坐着值班用。辩护方认为，既然有人在此守着，犯罪怎么可能发生。检方回应，没有任何证明能说明当时值班人员在场且认真执行了职责。法官走到椅子旁，自己坐下来，观察了实际的现场情形。
三天以后，法庭听取了受害者陈述分析专家的意见。辩方指出，一个住户前后说法矛盾——先说见过很多回，后来又说只有两三回。分析人员作了解释：重复回答与痛苦经历有关的问题，会对住户造成心理压力，当询问持续进行时，她可能就不太愿意继续作答。
尽管表达受限，多名受害者还是讲述了不少细节。有人记得，金某穿着拖鞋走近时产生的摩擦声就足以让她认出他来；有人记得，他身材很高，比自己高出整整一个头；还有人说明，尽管房间光线不足，但门上方有应急照明，所以她能看清进来的人。这些看上去零散的回忆，成了法官在评判证词真实性时的参考依据。
张钟仁透露，在全面的侦查中，十九位住户通过言语、肢体、眼神等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遭虐的经历。不过根据公开信息，对金某的起诉仅涵盖三名女性的性侵害指控，以及对另一名住户的暴力行为指控。
在张钟仁的看法中，尽管警方配备了陈述辅助人员和专门警官，但并未提前与住户接触足够的时间来建立信任感。对住户而言，对着一群陌生人回答问题本身就构成了压力。
“对于经受过虐待的残障群体来说，述说自己的创伤已经很不容易。如果对象是素未蒙面的人，难度就更大了。”张钟仁的意见是，每个人约一小时的访谈时间是不充分的。
7月24日，法庭进行了一审的最后一次听证。住户方的律师总结了这段长期的陈述过程：在一年半的跨度内，受害者们共计七次接受警方询问和出庭作证。根据律师的总结，她们对核心经历的讲述始终保持一致。
检察部门定性此案为发生在封闭式福利机构内的权力型性犯罪，恳请法院判处金某二十年有期徒刑。金某在最后的庭上供词中依然否认性侵指控，仅对自己口中的”体罚”表示悔意，并恳请从轻处理。
张钟仁当天旁听了庭审。他印象最深的是金某在法庭上展现出来的镇定。他记得，金某有时会用冷漠的眼神瞪向旁听席上的对策委员会成员。”他身上看不见任何反省或悔悟，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9月2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一审判决结果，金某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并附加就业限制和出狱后保护观察。法院认定，住户的讲述具有可信度，驳回了金某关于她们受暗示或编造故事的主张。判决还认定了其他暴力行为，包括金某向拒绝性侵的女性掷出玻璃杯造成伤害，以及用鼓槌反复抽打某女性的手。
英国肯特大学荣誉教授米歇尔·麦卡锡在长期研究智障女性遭暴力的问题。她表达了这样的感受：”这些智障女性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她们得到了相信。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这并非理所当然。”
麦卡锡认为，以精神病为借口质疑受害者的真实性，在这类诉讼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对智障女性来说，如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经历、如何让他人理解自己的陈述，往往会成为获得法律救济路上的额外的障碍。
但是三名女性所受侵害的法律判决并没有完全一致。其中一人遭受的部分侵害被认定违反了《残障人士福利法》，但相应的强奸罪指控没有成立。法院的理由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金某的行为满足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即暴力或强制。
张钟仁也出席了判决的宣读。他说，这部分判决最令他难以接纳。他的理由是，长期生活在封闭机构的住户，面对掌握其生活必需的院长，很可能逐渐产生一种无力感和无奈感。
“即使加害人没有施加暴力或威胁，受害女性也常常陷入无从拒绝的局面。”张钟仁觉得，判决没有充分权衡这样的权力失衡状态。
2026年9月2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外，色动院性暴力事件共同对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一审判决发表了言论。（图源：News1）
金某和检方随后分别对判决提起了上诉。徐美贤的母亲向新闻界表达了感激。对她来说，女儿的遭遇终于被听到了，施害人也为此受到了惩罚。
设施关闭后的出路
色动院的丑闻被曝光后，那部曾在韩国引发广泛反响的影片再次被人们提及——《熔炉》。
2011年9月发布的《熔炉》源于韩国光州仁和学校的性侵事件。电影讲述了一个新老师如何逐步意识到，听障学生遭到的侵害来自校领导和教员本身。电影吸引了超过460万观众走进电影院，使这个被遗忘的案件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
电影放映一个多月后，韩国议会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联署信件。2011年10月28日，国会通过了一部重要的修订案，即”熔炉法”。这部法律取消了对十三岁以下女孩和身心残疾女性的强奸及准强奸的诉讼时效限制，同时加重了对残障人士护理设施的负责人和员工实施性犯罪的处罚。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色动院的督查记录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出入仍然巨大。
2021年，江华郡有关部门曾因设施人员虐待住户的事件对色动院下达过整改要求，之后几年的检查却都显示”未发现异常”。直到徐美贤被接回家，关于机构内性侵的指控才逐渐公之于众。
2026年3月23日，江华郡政府对色动院宣布了关闭处分。然而院舍并未立即停业。为了保证住户在迁移时能够持续获得照护，政府给了一个过渡期，以便他们转移到其他设施、回归家庭或融入社区。
徐美贤离开院舍后，不再需要按部就班地按照院舍的时间表进食、休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日常。当被问及离开后最大的感受时，她答道：”(我感觉）很放松，每一天都开心。”她期待与金某从此无任何牵扯。
不是所有住户都能如此幸运地离开。共同对策委员会指出，在色动院注册的三十三名住户里，有十九人之前曾在发生虐待事件的其他设施中居住过。
2025年的12月，张钟仁在色动院里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他们曾经生活在仁川灵兴岛的向日葵残障人士家园。大约十年以前，那个设施内发生过两人丧命的事件，设施随之关闭。当年参与调查的张钟仁和其他活动人士曾建议，在关闭设施时，也应该为住户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独立生活。但仁川市没有接纳这个建议，两人最后被转入了色动院。
根据张钟仁的了解，在色动院里，两人再一次成为了受害者。两人看到他时显得非常高兴。”十年过去了，他们还认得我，高兴地跟我打招呼。我永远忘不了其中一个人带着笑容握我手的样子。”张钟仁说。
2026年6月15日，三名住户离开了色动院，开始了社区独立生活。张钟仁说，他对他们离开的那一天记忆深刻。其中一个住户走进了自己将要住的房间，脸上充满了欢喜。他给张钟仁播放了自己喜欢的音乐，展示了自己珍爱的画作和玩具。
2026年6月，一位自2020年起住在色动院的男性住户搬离机构，在新居中整理行李。（图源：韩国《时事IN》）
“这些看似很平常的日常琐事，对他来说却意义重大。”张钟仁不禁思考，这个人对这样的生活渴望了多久；在被困在机构里的那些年，又经历过多少困苦。”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了千般感慨。”
仁川大学社会福利系的全智惠教授也曾接触过一位离开院舍的人。搬入新建小区后，这个人兴奋地向人们介绍自己的房子竟然有三间房：”一间打游戏用，一间晾衣服，还有一间是卧室。”
在全智惠看来，支持性住房不仅提供地方居住，还配备了社会工作人员等各种帮助。一般情况下，四个残障人士配一个协调员；对那些需要加强照顾的重度残障人士，还会另外安排生活协助人员。但要想维持这些服务，必须持续投入资金，经费仍然是当地行政部门面临的难题。
张钟仁在色动院遇见的那两个故人，后来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其中一人在2026年9月被安置到仁川市的支持性住宅，开始了社区生活；另一个因为家属的反对，还继续待在色动院。
当谈到住户的实际意愿与服务人员观点相悖的情形时，全智惠强调：”基本原则是要听住户本人的决定。”在她看来，成年残障人士通过目光、手势和声音，同样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支持者应该留出充足的沟通时间，找到双方能够理解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因为沟通存在困难，就替他们拿主意。
从6月起，有关组织在仁川市政府前持续进行抗议，呼吁为色动院全体住户落实住宅和生活照顾。经过七十二天的活动，他们最后获得了承诺：给全部三十三名住户提供独立生活帮助，建立民间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对话渠道。
全智惠说，据她的信息，色动院还有十个住户等待搬迁。地方已经确定了住房资源，打算给每一个人分配一千万韩元的自立定居金。
然而全智惠也注意到，虽然仁川市对全部住户的自主生活帮助作了许诺，具体执行的力度还是不够。”有关单位一直在说，仍在调查住户们的真实愿望。”她盼望那些住户能够尽早搬进自己期望的家，与值得信任的人朝夕相处、共同生活。
已经脱离色动院的人，也在为接下来的安排而等候。张钟仁表示，多数女性住户现在仍居住在性暴力受害人保护设施。这样的庇护所为受害者供给住所、伙食和心理咨询，也帮助她们获取医疗、法律及自主生活的帮扶。
现在张钟仁正与仁川市、江华郡携手制定住户自主生活的帮助计划，也在推动有关经费的到位。他的理想是，最晚到2027年6月，色动院全体三十三个住户都能在社区中独立生活。
2026年5月14日，色动院的几位住户在首尔的一所残障人士夜校参加了绘画活动。（图源：韩国《时事IN》）
“我想说的是，大众的关注不应该就此散去。”麦卡锡学者提到，当人们被送进设施后，脱离了社会环境，他们很容易从公众的记忆里消失。
“真正值得持续关注的，不仅仅是突发丑闻在刚开始时引起的震撼，还有事件归于平静后，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如何。”麦卡锡说，”当舆论热度消退时，社会仍需要持续思考：他们怎样生活的？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