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7周年的招待会上现身讲话，举杯庆祝
（德国之声中文网）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近日推出研究报告《习近平控制力的边界：中共五中全会该看什么》，撰文者包括尼尔·托马斯等人。这份前瞻性分析将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期间（10月26日至29日，北京）发挥重要参考作用。报告指出，习近平的权力运作方式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他如同列宁主义思想下的专制家长角色，这一形象在美国电视剧《继承之战》中的洛根·罗伊身上有所体现。此人执掌着一个庞大帝国，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却对执行其意愿的属下们长期感到不满。
根据报告分析，人事调整的幅度达到非同寻常的规模。前年的全会中，参与者的连续性保持在83.8%，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新低。到今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下滑至77.4%——在原有376名委员中，仅有291人预计出席。被开除人数中，20位是正式委员，另有8名候补；接受组织调查的则有15名正式委员与6名候补；此外还有不少人员音讯全无。尤其在军事系统，变化最为明显：2022年新当选的44位将军级干部中，仅有张升民与董军两人既未遭整肃亦未消失于公众视野。
被问责的官员数量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因陷入「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遭受惩处的干部，人数从2023年的约4.6万人激增至2025年的11.8万人；到了2026年的前八个月，这一增幅更是超过16%。习近平推行的评估制度改革产生了两面性的效果：一方面，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职能失职现象变得更难隐瞒；另一方面，这套制度也可能强化了官员们「表面服从」的表演行为。
倒计时：五中全会与二十一大
托马斯分析认为，此次全会的召开本质上是在为2027年的党代大会进行倒计时。预计会议公报中将宣布在2027年下半年举办党代会的日期安排，按照最近几年的规律，十月份的概率最大。与此同时，托马斯做出判断：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依然稳固，第四个任期的获得几无悬念。权力结构中属于他的部分——包括高层人事任免权，以及一套运用胁迫、劝说与控制的机制——为其他领导人留下的反抗空间微乎其微。他在推行官员绩效的过程中遭遇阻力这一事实，决不代表有任何人正在筹划对他的权力更替。
关于继承者的选定问题，报告的结论倾向于认为这种可能性有限。一旦推迟了接班人的确定，现有的权威体系虽然短期内能得以维系，但所带来的风险是：政策执行缺乏强有力的后继者来保护。与之相反，若要通过指定来明确接班人选择，又势必会将日益扩大、难以充分掌控的权力转移到某个下属手中。历史的教训并不令人鼓舞。毛泽东在生前最后数月才匆匆敲定华国锋为继承者，随后邓小平即刻将华搁置脑后，并逐步推翻毛泽东的诸多既定政策方向；邓小平虽然更加成功地维持了自己所主张的政治议程，但这源于他具备习近平所缺乏的来自革命的合法性，加上他活得足够长久，足以在接班人不符预期时重新出手纠正。
文末作者做出总结：电视剧中那位不信任任何潜在继承者的专制家长洛根·罗伊，正因为这份不信任保护了他的权力地位，但同时也导致他的商业帝国在他离世后陷入混乱无序。习近平面临着如出一辙的困局。权力的高度集中决定了一个必然结果：越难以培植一位真正能够承担历史使命、有能力接掌权柄的后继者。
牺牲区：全球共同面临的代价
中参馆（ChinaFile）最近发表了沙姆塞丁（Zubayra Shamseden）和欧文（Peter Irwin）联合撰写的评论文章，标题为《无视新疆的全球代价》。这篇文章追溯了近年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在2017年之后，当大规模不合法拘押的事实证据开始曝光时，全球市民力量迅速集结、众多国家议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种族灭绝的决议、联合国随即启动了独立调查程序。然而到了2026年，这股汹涌的国际舆论浪潮已然消退——曾经敢于直言的各国政府目前已多数沉默或完全保持缄默，与此相反，西方商业资本在基本不受任何限制的状况下，继续在新疆地区进行商业扩张。根据人权倡导组织的统计，被拘留的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民族群体的数量介于40至50万之间。文章强调指出，若这个地区被视作一个独立国家来衡量，它的监禁率会是全球最高的。
两位作者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中共的战略规划将新疆改造成了一个「被牺牲的地带」。具体而言，通过在这个地域内集中进行矿产资源的采掘与核爆试验的硬件建设，新疆地区及其居民被迫承受了环境恶化、劳动剥削与身体健康受损的各种代价，而这些开采与建设带来的经济收益却被转移至国内其他的工业发达地区与城市化核心地带。
这一现象在全球历史上并非孤例。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采煤产业、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等地都曾经历过类似的被剥削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地区的民众及社会组织展开了有力的抗争，草根性质的反抗运动甚至成功迫使核试验活动实现了事实层面的中止。然而在新疆，这种反抗与自卫的可能性已经被彻底堵死——煤化工产业需要的土地、用水与劳动人口可以在完全没有阻力的状态下被强行征收，太阳能产业供应链条中存在的强迫劳动现象之所以持续至今，原因在于当地工人处于被彻底隔离的状况中，他们「无法进行集体活动、无法拒绝任何工作安排、也无法与外部的监察机构进行任何接触」。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如果缺乏有效监督与追责机制，那么由开采与剥削活动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必然会向外溢出——无论是环境污染排放、受污染的产业链扩散，还是核武器军备竞赛的加剧，这些都不会被地理边界所束缚，而将越过国界线对整个世界造成影响。
在收尾处，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警告：对新疆危机的视而不见，所付出的代价并非仅限于当事者。一旦国际社会默认了「牺牲区」这一逻辑——即允许将某些群体长期视作可舍弃的人口——就必然会侵蚀掉全球范围内问责制度与人道联系得以存在的基础。更为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新疆地区在气候变化、全球商品流通体系与核安全风险中的作用日益加深，维吾尔族民众所承受的、难以量化的苦难，其影响范围也会逐步扩大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