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办公室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幅刻画作品，展现的是这座岛城的样貌。当时的纽约仍处在发展初期，整个国家也是新兴力量。低矮建筑毗邻而立，教堂尖塔高于一切。望眼欲穿，看不到任何桥梁或隧道。帆船与蒸汽动力的轮船在港口密集停靠，岸边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这个时间点是1851年。
当年九月十八日，最终被世人熟知为《纽约时报》的报纸，在岛屿最南侧的拿骚街首次面世。在尚未竣工的楼阁之中，借着蜡烛的微光，工作人员进行排版工作，共计四个版面，布满了纸张，呈现出灰黑的文字密集状态。每份售价仅为一便士。
本周五到来之际，《纽约时报》步入了其一百七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在最近数月的时间里，我频繁地被那幅挂在办公区的版画作品所吸引。这份媒体刊物出生在电力尚未进入家家户户、汽车、收音机、通信工具、航空技术乃至计算机都还不存在的时代，却能够延续至今日，实属难能可贵。同样令人欣喜的是，《纽约时报》在长期的发展中，见证并记录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阐述。
我们在《纽约时报》的理念认为，媒体应当肩负起追求真实、促进大众认知和督促权力者负责的职责。具体而言，这包括向民众传递其进行判断所必需的资讯；让具有多样背景的群体增进彼此了解，领会周围人士的需求与关心的事项，进而促进相互沟通；替民众向执政者与商业管理人员提出严苛的质询；以及在开展这些工作时，始终坚守公正、精准以及独立性的价值观——这正是我们长期奉行的准则所要求的，即进行新闻报道时要做到「无偏颇、无恐惧、无私念」。
正因为此，恰好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满二百五十年的重要时刻，《纽约时报》也步入了其建立的第一百七十五个年头，二者在时间上的相逢可谓是恰到好处。追求真实、增进理解、推进责任追究，这三者是维系一个国力强盛的国度和一套健全的民主制度的不可缺少的基础。
经由61011期的报纸和大约1500万篇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的篇幅展示了美国如何从一个仅有2400万人口的初生之国，发展演变成为一个人数接近3.5亿的国际头号强国的壮阔发展过程。这些报纸版面记述了前沿技术问世的时刻，追踪了由此引发的急剧社会变迁。这些记录涵盖了为了获得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以及关于「何为美国人」这一定义范畴的持续扩展。这些报道呈现了战争、经济困难和不幸事件所造成的伤害，同时也记载了这个民族获得的胜利、经济高速发展以及锲而不舍的努力追求——这个国家也因此得以愈加强大。
汇总而观，这一切记载可视作美国历史的首份记录。日复一日，新的内容不断增加，这些信息极其充沛、纵横交贯，以其丰满程度计算，足以堆积成一部厚重的千页巨著。完成这项记述任务的，主要是那些被我们派遣至世界各个角落、去感受和报告所见所闻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职责不仅止于确认数据的准确性，更在于在历史背景下审视这些事实，揭示其蕴含的意义。
当美国分裂战争的开幕之枪在萨姆特要塞响起时，我们的记者已经身处其中——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新闻记者遭到了作为联邦间谍而被逮捕的厄运。在接下来的多年战争岁月中，我们持续派遣人员赴现场。有的时候，林肯政府的军事部长在收到来自我们新闻机构的战争细节时，甚至比从军队指挥官那里获得的信息来得更早。
在那个被称为「狂飙年代」的时期，《纽约时报》就华尔街金融运作所做的报道曾向公众示警金融领域中的过度投机现象，这令手握权力和财富的金融界人士颇感不满。当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后，某位金融巨擘不禁慨叹：「倘若美国民众那时能够留心倾听这些忠告，我们当下所处的困境定然会大为改善。」
在第二次全球战争的浩劫中，我们的新闻从业者奔赴交火地区；其中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生命，另有一些人在德、意、日三国被俘。在此期间，《纽约时报》利用政府供应的稀缺纸质资源，保证这些来自战争前线的信息能够抵达美国民众手中，为此甚至舍弃了商业广告的收入。
在人权斗争最阴暗的时刻，我们的一名记者恰好在孟菲斯城的洛林客栈目睹了凶手用枪击杀马丁·路德·金这一悲剧。「必须动笔。要把看到的一切都写下来，」这位记者一边环顾四周一边默念。「全部都得被记录。」
在25年之前的此刻，高耸的双塔陷入了熊熊烈火，人群四散奔逃，而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却向那片火焰吞没的残址冲去。在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派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地的通讯员持续进行战地采访。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这两地保持新闻报道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记录，美国这几十年最长的战争事件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和影响呢？这个国家如何才能从这段历史中获得启示？
我们在恪守最高的报道准则方面是毫不妥协的，然而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也免不了出现过各种大小失误。一旦发生错误，我们会采取行动向受众坦白说明，分析问题的根源所在，并督促自己在未来有所改进。
这正是担任国家历史记录员职责的深层含义：一份具有伟大品质但难尽完美的新闻媒体，执著地向世人呈现一个品格卓越却同样不尽完善的国家的真实面貌。
美国之所以能够对自由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述予以有力的维护，使得《纽约时报》及其所代表的独立新闻机制能够延续至今日。若无新闻机构依法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美国民主体制的创新尝试将无法推进。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民众能够获取真实可信的信息源头，由此做出理性判断，也能够察觉他们的统治者何时背离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这也是为何新闻从业本身被纳入了宪法的明确保护范围。如同建国初期的先贤们所信奉的那样，新闻自由是「捍卫人民自由的伟大防线之一」。
当前，美利坚自由新闻事业的前景面临诸多变数与不确定因素。传统上维系新闻原创性的广告经济形态已经瓦解，美国在仅仅的二十个年头间就失去了约3500份报刊和绝大部分的地区性新闻编制。这种不断的萎缩还会延续，由于科技巨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对新闻从业者高成本投入的内容进行抓取与再次发布。同时在经济困难加剧之时，新闻产业还要应对数百年间最为直接的政治性打压和对其正当性的质疑，许多时候被迫屈服于压力。所有这些状况意味着，拥有充分的机构支撑和胆识去从事这一艰巨工作的新闻人士数量会持续减少，而这项工作的核心在于去现场观察那些本可能遭人遗忘的情景，去揭示那些如今更容易被隐瞒的权力滥用现象。
经历了一百七十五年的各种考验，《纽约时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运营已经成为其的日常。我的同事之中有人被非法监禁、被逮捕、被暴力对待。某些人在踏上地雷后侥幸活了下来，还有的人在飞行器事故中死里逃生。部分工作人员遭遇过国外政府的监视与驱赶。还有些人被迫面临民间抗议、政府调查以及被告上法院的情形。
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纽约的权势人物威廉·特威德建立的权力网络几乎覆盖了城市和州一级的全部权力机构，他想要压制《纽约时报》刊登一篇会导致他垮台的调查性报道。他的党羽先采取了恐吓手段，之后又开出了一张相当于今日超过一亿美元的支票作为贿赂，而《纽约时报》的负责人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当暴力、警械和枪支都没能阻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对民权事业的报道时，支持种族分离制度的人士利用司法手段，发起了一系列意在使《纽约时报》财务崩溃的诉讼活动。
不管是哪个党派的总统，都曾对新闻行业施加压力，对那些他们反感的报道进行打压。肯尼迪曾对我们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秘密监控。尼克松政府努力阻止与国防部相关的机密信息被披露。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曾通过诉讼的手段试图让我们的记者说出其消息来源。在当代的历史记录中，没有一位总统对新闻业的敌意比唐纳德·特朗普更深，他将新闻媒体称为「人民的敌对力量」。他声称记者进行了背叛国家的行为，这在法律上可以判以死刑。当新闻报道不符合他的意愿时，他会以个人名义向新闻机构提起诉讼。他令其政府部门利用权力机制对进行记者工作的新闻从业者进行调查、传唤和起诉。然而，使人们想起新闻业的持久价值的是，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前任，都依然在阅读《纽约时报》。他们依然需要我们，依然会接受我们的采访提问，依然会在对他们有利的报道中引用我们的内容。实际上，特朗普在访问《纽约时报》办公室时，曾向我和我的同事表示，他把我们看作是「一颗非常、非常璀璨的美国瑰宝，一颗世界级的瑰宝」。
自由新闻所承受的困难与压力在持续加重，这促使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一个事实：我们所处的社会始终都需要真实可靠的讯息渠道、历史背景的解读以及权力的制约。实际上，或许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个需求显得更为迫切，因为专门致力于为全社会做出原始的、不附从于任何立场的新闻报道的媒体机构，正在被网络红人、政治宣传机制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推送虚假资讯、制造恐惧和激发愤怒的浪潮所冲击。
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众多的真实情况，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闻记者的努力。他们不仅把国家成立以来的二百五十年历程记录下来；他们还让民众拥有了发言的能力，并强制公共权力部门的领导者们遵守承诺。在全球民主体制不断被破坏的当下，有一个明确的警示信号：如果自由新闻遭到打压，人民的其他自由权利也会随之丧失。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论断过于绝对，那不妨举出一个例子：一个既能保障人民自由但新闻却受到控制的国家。
合众国与《纽约时报》的纪念日期在这一时刻相遇，这是对两者长期紧密关联的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提示。其中隐含着一个意思：这个国家经受过许多考验，会继续找到方式渡过接下来的所有困难。但是，这些纪念时刻也在向我们表明一个事实：只有将我们的过往记录下来，我们才能汲取教训。现在的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从未出现过的局面？相似的状况之前是什么样演进的？哪些做法带来了积极成果？哪些则适得其反？将来会如何发展？依然如往常一样，我们可以从《纽约时报》刊登的内容中找到群体的经验教训以及对今后的美好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