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签配额在短短两年间大幅缩水，从2023年的68万份骤降至2025年的38万份，跌幅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学生的群体规模也在回调，由2019年峰值期的约14万人递减至2025年年末的8万余人。
不过这种下降并非因为政策的刻意排斥。中国学生群体的拒签率控制在24%左右，相比印度学生的74%要低得多。学生数量的减少反映的是家庭主动改变选择，而非被政策之门挡在门外。
但在这片收缩中，K-12教育阶段却展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
中小学申请者无需通过省级配额审批，联邦政府在2026年总体配额40.8万份中为此单独划拨11.5万份额度，相比2025年的7.2万份，涨幅接近六成。
问题是，这批低龄学生多数入读的是不设寝室的公立学校，寄宿家庭由此成为这类学生的标配住宿方式。寄宿行业的景气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低龄留学市场的温度走向。
但利好政策并未给寄宿家庭经营者带来相应的欣喜，反而在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尔加里等主要留学城市传出了学生难以招募的消息。
在温哥华从事此业多年的邢女士坦言：”我用的全是教育部门和留学中介介绍来的学生，去年开始就没那么顺利了。现在入住率才五成左右，收入缩水严重。真奇怪啊，留学生总数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寄宿家庭却不吃香了？难不成这个行当真的走到尽头了？”
生源枯竭：寄宿家庭是否真的衰落了？
到七月中旬，邢女士还有一半房间空置未租，这打破了她十年来的常规。往年这个时候，寄宿名额早就被抢订一空。
邢女士的寄宿屋坐落在温哥华一所深受华人学生喜爱的学校周边，步行距离不足半公里，曾经是求之不得的资源。
从事寄宿业是邢女士多年来的主要生计来源。她家的二楼有四间卧室，若能满租，月入可达8000加元，折合人民币约四万块。
邢女士叹了口气，一切都变了。为了寻找新的学生来源，她天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招生信息。房屋的外观、花园布置乃至房间内的家具细节，她都拍成视频上传。她还专门制作了烹饪视频，着重推介自己擅长的川、粤、湘菜手艺。
邢女士说，为了这事，她使出了浑身解数，却始终没有招到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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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到七月的三个月里，咨询电话足有50多通，但其中九成问过价格后就没了声音。
亲自上门实地查看的家长约有十组，看完后也都消失无踪。面对寄宿市场的冷清局面，邢女士陷入了困顿。
在加拿大东部的多伦多约克区，众多招收小留学生的中学和小学密集分布。
在这片地区经营了多年的王先生已经购入了三处房产，每处都配备了专职住家妈妈。
自2025年起，王先生的生意便开始走下坡路，学生们陆陆续续搬离。到了2026年6月，四成房间仍未租出，他也在这一行迎来了最严峻的挑战。
王先生说：”有的学生不到一年就提前离开了，有的甚至不要押金都要走。我询问了几个搬走的孩子，他们没有再选择寄宿家庭，而是改成了父母直接陪读或是聘请家庭教师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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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角度讲，寄宿远廉于陪读，但王先生最近几年确实看到了周边陪读家庭的数量在增加。一位寄宿家长对他讲起孩子的感受：住家的服务还不错，价格也实惠，但无论怎样都不及在自己家里自在。在家想吃什么就吃，想怎样就怎样，这种随性和自由是寄宿家庭给不了的。
王先生也承认，近些年来寄宿家庭与小留学生之间的冲突一直很尖锐。前段时间那条关于温哥华住家父亲与寄宿生争执的新闻登上了热搜，真实呈现出了寄宿模式的负面，这或许正是学生难以招募的深层因素。
正视现实，家长不再视而不见
Tina现在是麦吉尔大学心理学硕士，籍贯西安。她在九年级时被父亲送到了多伦多一户白人家庭寄宿。这四年的经历对她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创伤。
Tina针对小留学生心理健康做过的课题研究表明，近三年放弃寄宿的学生数量在持续上升。大约一半的家长已经开眼看清，长期寄宿与孩子心理、身体健康成长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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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为此感到欣慰，父母终于不再逃避，开始直面寄宿的问题根源，孩子们也不用继续遭受那份折磨。
Tina经历了四年的寄宿生活，她的看法是：学生与寄宿家庭产生矛盾是天然的，即便住在亲生父母身边也会有摩擦，她不赞同那些把寄宿家庭妖魔化为”地狱”的观点。
真正伤害小留学生心理的核心却是父母的无知和固执。
Tina拿自己当例子，她出身条件优越，父母有钱但没文化，几乎没出过国。
他们对国外生活的认知多来自媒体传播，坚持认为白人天真单纯，不会计较小事。
Tina说：”父母对白人的美好幻想害了我，洗澡时长被限制、晚十点要关灯、饭不能剩，这些烦心事我都经历过。到了大学，我和父母才深入谈过这些，他们虽是商人，但一面对外国人就不理智地往好处想。他们没想到，那户人家就是靠我的寄宿费来维生的，我少花一分他们就多赚一分，该省的他们都想到了。”
伤害孩子且难以修复的，除了父母的认知偏差，还有他们的”苦难教育论”。
Tina研究中访谈的近二十位留学生都提到，父母觉得他们娇生惯养，需要吃苦成长。包括Tina的父母，都笃信唯有在严酷环境中历练才能成材。
她补充说：”我父母认为，留学本身就是种福气，所以他们对住家的过度要求视而不见。高中时，他们要求住家爸妈别送我上学，让我一个人走。大雪纷飞时我独自上路，住家父母反而高兴，因为省了汽油钱。可怜的我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冬天，最后滑倒摔断了骨头。”
总结自己的体会，Tina认为寄宿家庭模式正在被历史抛弃。
主要原因是，这些年小留学生们经历了太多寄宿带来的伤害，使得父母觉醒到一个事实：寄宿并不是培养独立的妙方。
轮流陪读：兼顾事业与亲情的新方案
并非所有父母都能放弃国内生意长期陪在身边，但这不表示孩子非得住进寄宿家庭。
最近这几年，加拿大低龄留学家庭中兴起了一种新的做法：父母轮流赴加陪伴。
这是一种介乎全家移居与孤身寄宿之间的折中方案。
通常的安排是这样的：第一学期从九月到次年一月由父亲陪伴，第二学期从二月到六月则由母亲接班。
David和妻子就采用了这一方式，两人轮流伴随女儿完成了加拿大高中的全部学年。
David表示：”轮流陪读在家长圈里越来越流行，我认识的不少人，特别是中小企业主、自由工作者和不用固定坐班的人，都开始这样做。”
在他们看来，轮流陪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给孩子解决物质生活问题，而是让孩子在陌生国度里始终拥有一个真正的”家”。
女儿刚到加拿大时，David陪了整个学期。
孩子上课时他负责接送，放学后他准备晚餐，周末时他们一起采购、运动或者近距离旅行。
第二学期轮到妻子赴加。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两人不会同时远离国内，工作虽然受影响，但不会完全停止。
这套方案看似均衡，但实际执行时面临的困难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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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做过账目计算：四年下来，夫妻俩的事业都遭受了冲击，家庭收入下降了近三成。
在David看来，陪读的真正意义在于回答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低龄留学生最需要什么形式的监护？
过去的思路很直接：找个可靠的寄宿家庭就行。
如今越来越多家长发现，寄宿家庭能解决的只是住房、吃饭、接送和基本照顾，却替代不了父母的角色。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成长中的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考试成绩下滑，住家可以督促；作息混乱，住家可以管制；食物不合胃口，住家可以改善。
但若孩子在学校遇到不公，经历恋爱困扰，与同学发生冲突，考试失利，或是单纯想倾诉时，寄宿家庭是难以扮演父母的角色的。
David曾去温哥华实地访问过一个寄宿家庭。住家父亲拥有名牌大学博士学位，家庭条件也很好，对孩子的生活照顾得周周到到。
但David察觉到，寄宿学生与住家父母每天真正沟通的时间其实很少。他们能做好照顾，但照顾与真正理解是两回事。
这也坚定了David在女儿留学时决然选择陪读的决心。
寄宿之外：新选择也是新考题
不是每位家长都有精力像David那样两地奔波，但越来越多人都不想让孩子继续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
近年来，除轮流陪读外，市场上还涌现出了共享住家这类新模式。
凯文在2024年创办了这一项目，和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开展共享住家服务。
有别于传统寄宿家庭，共享住家是将三到四个年龄接近的孩子放在同一处，由专职管理员负责他们的日常起居和出行接送，不再混合了房东、监护人和生活照料等多重身份。
凯文自己做过五年的寄宿学生，深刻体会到这套系统中角色混乱、边界模糊正是冲突的根源。
共享住家上线不足一个月，五套房源就已满员，价格较传统寄宿高出半倍以上，但对许多从寄宿转来的家长来说，真正打动他们的是孩子获得了话语权。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不再受住家的摆布。
凯文也坦诚，这不是灵丹妙药。几个孩子同住会产生矛盾，一个成人同时照顾多人的责任边界也不明确，业界标准和监管基本空白，更高的价格注定了它无法替代寄宿家庭，只是在寄宿与陪读之间多了一种选择。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加拿大的低龄留学本来就走的是与美国寄宿中学不同的模式。
教学交给学校，生活归住家，监护这块拼图得家庭自己去填补，这是为什么寄宿、陪读、共享住家轮番成为讨论热点的根本原因。
留学的吸引力并未消减。近几年从加拿大高中申请进美国常青藤的华人学生不断出现，据《哈佛深红报》的数据，哈佛招收的国际学生中接近三分之一来自加拿大、英国和中国三地，加拿大高中毕业生的申请竞争力并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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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的衰退，冷掉的只是那种”花钱托管、其余不管”的陈旧思维。
但对留学生家长来说，这笔账变得越来越复杂。过去只需每月付笔费用就能把烦恼外包，现在无论是飞去陪读、选择更昂贵的共享住家，还是坚持在寄宿家庭中反复磨合，都被重新推向了监护的第一线。
要么拿出时间和事业的牺牲，要么拿出更多的金钱投入，要么硬生生忍受孩子与住家之间无法理解的摩擦。
低龄留学的方案看似选项更多了，实际上是把曾经可以外包的心力，一点点地还给了每一个做选择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