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一位老年人外出时突感身体异样，便步入邻近的一家棋牌室想要歇息片刻，岂料不久后陷入昏迷。该场所负责人及时上前搀扶，并拨打急救电话送往医疗机构，然而该老人终究未能抢救成功。
事后，亡者家属向经营者索要十万元赔偿，并威胁若不照办就要在棋牌室门前停放遗体。经警方出面调停，最终经营者被迫向家属支付一万九千元，名义上被冠以「人道主义补偿款」。
这则新闻令人反思的，并非世人的道德沦丧，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奈——经营者已然向公共权力寻求庇护，结果依旧是明显的不公正判决。
我对此类行为的观点，与对举报现象的评价不谋而合。
人之百般，各有其类，社会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物，谁也无法预料下一次接触的是什么样德行的人。应对此类事件的关键，在于担当仲裁者角色的公权力机构，必须依据法律条款进行恰当而公正的决议。
而非抱着「少惹麻烦」的心态，将法律束之高阁，急于通过调解来敷衍了事。
从我的观点看，这类调解无异于对法律的嘲弄，通过那些模棱两可的人伦情理，去模糊法律明确的黑白内涵。
理论上讲，当双方陷入无从和解的争端时，厚重的《民法典》应该足以提供答案——义务如何分配、纠纷如何收场、谁在故意欺瞒、谁在推波助澜、谁在蛮不讲理、谁在挑衅滋事，这些问题根本不难甄别。
然而，某些掌握公权的部门，却偏偏钟情于调解这一套。
调解究竟是什么？无外乎比拼谁更厚颜无耻、谁的人脉更强硬、谁更有时间充足、谁的声音更刺耳——这些因素中，又有哪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核心？
依照长期的观察，每一次所谓成功的调解，都是有理的一方遭受损失，无理的一方捞取好处，无一例外。
原因其实很明白——凡是牵扯调解的场景，都是那个没理的一方硬要耍无赖、拒不认账，从而迫使有理的一方乃至受害方不得不做出让步和自我牺牲。
既然这般推崇调解，又何必耗费人力物力去制定那么庞杂的法律体系呢？碰到分歧就地调停不就完了，何其简洁。
尤其令人不齿的是，那笔一万九千元被冠以「人道主义补偿款」的名头，坦诚讲，我看不出丝毫的人道精神，映入眼帘的尽是魔鬼的逻辑、野兽的本性、歪门邪道的嘴脸。
早年彭宇事件的出现，已经使「街头该不该搀扶陌生老人」成为了广泛的讨论话题。（勿用那些有失客观的言论来驳我，什么彭宇后来承认撞人了之类的说法，根本子虚乌有。）
如今局面更显荒唐——你不过是开店做生意，结果人家倒自己走进门来了。
那么这类事情以后怎么处理呢？置之不理，会被指责冷酷无情、见人困厄而不救，最后还是要赔钱；主动伸手相助，又会被说救护措施不够专业周全，照样还是要赔钱。
这种调解判决，会对整个社会风气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使得许多人在想要伸手帮助他人时，必须先掂量一下经济成本。一万九千元这个数字，按我的估量，绝对不是小钱，若是自己掏腰包，得心疼上好长一段时日。
而且这笔「人道主义补偿金」恰好是在他积极施救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实在是对「人道」二字最大的反讽。
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那些沉迷于调解、视调解为万能之举、将调解成功视作政绩的人们，永远无法设身处地体悟被迫赔钱一方的遭遇。
他们脑子里盘算的仅仅是化解纠纷、降低热度、消弭影响，至于由谁来承担费用，则漠不关心。
理由很直白——因为他们穿着制服，他们被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基本趋近于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