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前一起事件，已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查证相对有迹可循。
而后一起事件，目前似乎仍在官方的措辞阶段，始终未见正式通报。
网络上不乏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媒体没有深入采访和跟踪报道？
这是个好问题，不过下次最好就别再问了。在当前环境下，如果地方官方不主动披露信息，记者去采访就如同被踢皮球。即便是中央级媒体出面，也难免被呛声：你们是哪家媒体？为什么不多报道些正面新闻？
因此，关于副区长郁廷栋的可查信息寥寥无几，仅有的是「个人简历已被从官方网站撤下」，其当前的职务状况则无迹可寻。
《新黄河》曾经刊发过相关报道，现在已被删除。
前一位官员邓富国的情况则无需赘言，我之前在《财新》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注意到相关信息，那篇稿件提及了饭宴的组织情节和随后的发展过程。
至于后续走向如何、是否会有正式通报、通报会涵盖多少内容，这就得看相关部门的态度了。我今天想要重点讨论的，是李微敖提出的那六个字所蕴含的深意：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分析角度在于权力运行的心理层面，即所谓的「膨胀型权力」与「收缩型权力」这两种形态。
打个比方，权力的表现形式如同一个生态体系，其性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呈现各异。
在某些地方，一旦获得权力，它就成为了个人的「战利品」，沦为支配他人的工具——我这下有本事了，诸位务必服从。若有反对，那就用强制手段来解决。
而在另外一些地区，权力到手后首先带来的是战战兢兢——众目睽睽之下，神经时刻绷紧，因此行为必然谨言慎行，唯恐留下任何的把柄。换句话说，这时权力就像拿了个烫手的山芋。
前者属于膨胀型权力，后者则为收缩型权力。
试想一下，今天给你安排一个官职，明天你会否就在酒桌上胆大包天地骚扰女性？
在普通人的认知里，这是绝不可能的。但若让你在那个位置上呆了一段时间，想法就会慢慢改变，胆子也会逐步壮大。原因何在？因为权力开始自我膨胀了。这种「日常的膨胀强化」会导致，当你遭到拒绝时，就会视之为「被挑衅」，于是就会想方设法扩大权力的边界，向他人展示：「对你施压，你也无法反抗。」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将这类事件斥为「色胆包天」。然而这些案例的本质远非如此简单。若仅将关注点聚焦在道德沦丧这一维度，类似的恶行就会在暗处愈演愈烈，我们每一次的发现都只不过是「捕获了一只蟑螂」而已。
说到底，官员们的饭局本质上就是一场权力的微观舞台，绝非仅仅就是用餐，其间的敬酒顺序本身就体现了权力的等级制，讲究颇多。在这个场景中，某些参与者只能充当配角，甚至沦为舞台上的道具。
由此，我认为可以将权力的这一性质特征分为三个层次。
最低层次是膨胀型权力，具体例证暂不赘述。
中等层次是收缩型权力。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就是典型代表，官员的薪酬待遇相当可观，但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采取零容忍态度。一旦部长出现贪腐行为，退休养老金立即作废，身败名裂才是真正的代价。
这个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份抵押契约。官员在此框架下抵押了个人的财产、尊严、自由等多个方面，而非「征服」任何东西。因此，即便仅仅收受一盒巧克力也要备案上报，整个人都显得战战兢兢，因为权力使用的代价实在太大。
最高层次乃扁平化权力。依我拙见，这是最为理想的模式，可惜即便许多传统发达国家也难以做到。仅有北欧的某些小国实现了这一理想：彻底消解「权力」的神圣光环。比如首相出行没有专属座驾、没有安保队伍，骑单车上班成了日常写照。权力在这里既没有收缩的防守，也没有膨胀的攻击，它被彻底「祛魅」了。
但这也是难度最高的一种模式，它既需要完善的制度框架作为支撑，也需要个人道德自觉的配合。而我们都心知肚明，个人操守这东西，简直堪称一个难以驯服的怪兽。
由此，分享这么一点浅见。希望各位莫要只盯着「色胆」来批评。当权力在酒桌间蜕变为洪兽，当异议被曲解为「冒犯」，当制约监督总是滞后于事件曝光……真正的问题就不是个人欲望的失控，而是我们缺乏一套堡垒般的制度设计，以有效遏止权力的越界脱轨。因此，权力就有机可乘地膨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