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人才流向何处？
在争夺科技領導權的激烈較量中，此問題重於泰山。回顧不遠的過往，答案昭然若揭——必是美國。
時至今日，情勢已現微妙變化。美國雖仍為有志於科研的菁英首選之地，但科研經費的緊縮、移民政策的收嚴、以及對華裔學者的防范，正在一寸寸蠶食其競爭優勢。與之相對，中國儘管挑戰猶存，卻正逐步演化為一股日益强勁的新力量。
近期發生的兩樁事件，恰如其分地詮釋了兩國各自的吸引力。享譽數學界的菲爾茲獎，本屆四名得主中，有兩位生於中國、後往美深造的學者。他們在西方學術的沃土上綻放光彩，至今依然扎根於此。
再觀杨植麟的軌跡。如許多同胞般，他遠渡重洋攻讀研究生課程。但異於那些選擇留美的同儕，他反而折返故土，創立了月之暗面。本年七月，其公司發布開源AI系統Kimi K3，性能已逼近美國頂級產品，成本卻更具優勢。
二〇一九年杨植麟自卡梅獲博學位時，美國的機遇充斥四周。然而他卻向導師、計算機科學家魯斯蘭·薩拉赫丁諾夫表達了堅定的抉擇：欲在華夏創辦企業。
「美國仍握有巨大的優勢。最優秀的人才總會被吸引而至，」薩拉赫丁諾夫評論道。「但中國的虹吸力在快速攀升。在人工智能領域，這一轉變已極其明顯。」
從海外吸納學術精英，中國亦展現了更强的能力。去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奧馬爾·亞吉，棄伯克利而就清華，將統籌一項以AI加速新材料發現的研究機構。自去年迄今，中國大陸及港澳高校已從西方學術機構成功延攬至少八位著名數學家。曾與本屆菲爾茲獎得主王虹合作的約書亞·紮爾，而今已全職受聘於南開大學。他對職位變更未作回應。
對一個曾僅憑屠呦呦一位在中國大陸工作的科學家便獲科學類諾奬的國度而言，這些成就意義深遠。
研究中國科技政策的董潔林指出，人才吸附力最大的變數源自資金。她表示，二十年前，自海外回國的科研工作者多被期許為國獻身、承受待遇犧牲。如今，中國高校的薪酬已能與歐洲相抗衡，加之提供的安家獎勵亦為豐厚。
惟菲爾茲獎揭曉後，中國網絡及媒體的熱議中，一個問題浮出：中國的學術生態能否為初出茅蘆的青年研究者提供足夠的自由度、耐心與容錯空間，使其最終成長為大家？
華人得獎者王虹及邓煜於二〇〇七年入讀北大校園。邓煜曾為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金牌得主，被直接保送至數院。完成大二學業後，他轉往麻省理工，進而在普林斯頓完成博士研究，現執教於芝加哥大學。
他回憶，當時在基礎科學領域，赴海外攻讀博士在同齡學人中極為普遍。他認為，之後的歲月裡，中國數學水準已取得長足進步，本土研究人員在頂尖數學期刊上的論文發表量亦大幅增長。
王虹現年三十有五，十六歲初入北大，首選地球與空間科學，一年後轉入數學系。
她前往巴黎郊外的綜合工科院校深造，嗣後在麻省理工繼續其研究生生涯。在某段視頻中，她講述了在麻省理工時，導師在她與他人意見相左時展現的耐心傾聽。「這幫我建立了自信，」王虹說。她目前在紐約大學及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她婉拒了採訪要求。
菲爾茲獎公布後，西蒙斯基金會發佈一段視頻。王虹在其中坦陳曾感到「有點discouraged（失意）」，後在法國及美國遇見了幫她重拾信心的導師。王虹並非在批評北大，但「失意」一詞在中國引發了廣泛迴響。許多人藉此概括了自己在一個充滿競爭與羞辱的高壓教育體系中的經歷。在微博上，「discouraged」話題標籤至今仍受審查。
「倘若二十歲時未離開中國，他們今日能否登上領獎臺？」網路評論人「老周橫眉」拋出此問。他認為中國的科研成就與其經濟體量及龐大人才儲備仍不相稱。
在資金與基礎設施層面，中國已越來越接近吸引頂尖科學家的程度。難以複製的，是那種令年輕才俊得以茁壯成長所需的自由度、信任感與制度穩定性。這些恰是美國的核心優勢，而其當前政策正在侵蝕這一優勢。
「從前，美國不啻為一種預設之選，是無需多想的決定，」澳洲籍菲爾茲獎得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陶哲軒在一段視頻中表示。
去年，特朗普政府暫停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聯邦撥款，此舉波及他本人的研究經費及其領導研究所的資助。經訴訟勝訴後，資金方才恢復。然他警告說，科研經費的突然中斷可能擾亂多年的研究計劃，也會損傷學術界對整個科研體系的信任。
「最優秀和最聰慧的頭腦也許再不會像過去數十年那樣自然而然地來到美國了，」他說。
二〇二三年，美國大學授予的STEM博士學位中，國際學生的比例近四四%。二〇二三年的一項調研指出，二〇二〇年，中國學生獲取的美國科學與工學博士學位約佔一七%；在二〇〇五至二〇一五年獲得博士的中國學生中，約八七%最初計劃留居美國。
而今，美國正在削弱這條人才供應的可靠性。二〇二五年，美國向國際學生發放的簽證下降了約三分之一。
上月，特朗普政府最終確定了一項規定，限制外籍學生在未申請延期情況下逗留美國的時長。國土安全部長馬克韋恩·馬林在宣布此舉時表示，該規定旨在促使外籍學生關注其「主要目的：完成學業並回歸故土」。
本屆菲爾茲獎得主、三十有七歲的邓煜透露，中、美及其他國家的眾多高校都曾向他拋出橄欖枝。他正在權衡各種選項，暫時仍留在芝加哥大學。他表示，自己的研究、合作者及生活品質都將影響最終決策。
我問他，若今日他恰逢二十歲，是否仍會離開中國前赴美國。他提及科研經費的削減，以及某些人所遭遇的簽證困擾。
「若我今日立足中國面臨此抉擇，」他說，「我會更加謹慎地思量，是否還應前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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