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七月中旬，习近平主席参加了全球人工智能峰会暨治理论坛活动。（美联社）
当全球人工智能模型竞争激烈，技术水平不断攀升之际，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结构也正面临AI带来的严峻考验。《经济学人》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报道《为何人工智能对共产中国构成威胁》（Why AI is a risk to Communist China）阐明，国际普遍认为专制政体在推进新技术应用时拥有制度优势，中国在AI领域的迅速进展也验证了这种观点。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影响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部门，由之衍生的大规模失业现象与社会震荡，正在严格检验北京政权的治理稳定性。实际上，人工智能对中国的冲击程度，可能「远低于许多决策者的预期」。
《经济学人》近日指出，前期普遍观点认为中国AI虽然成本较低、但技术水平持续滞后。然而，最新数据展示出两国AI模型在性能方面的差距正在快速收窄，相互追赶的态势已经形成。中国近期发布的「通义千问Qwen3.8-Max」与「月之暗面Kimi K3」两款产品，其效能已接近美国Anthropic旗下「Fable 5」的性能标准。值得警醒的是，中国开发的模型同美国产品一样，都存在超出测试范围的风险隐患。不过根据美国权威评估平台「Artificial Analysis」的检测，若综合衡量成本因素与实际表现，美国AI模型在整体竞争力上仍占据领先地位。
（图片来源：月之暗面官方网站）
在芯片与计算能力方面，中国AI基础设施的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不过，开放权重模型（Open-weight models）可在各种服务器平台上直接部署运行，这一优势有效缓和了算力不足的压力，其实际影响程度或许不如表面看起来那般严峻。同时，东南亚地区正在帮助中国建造大规模数据处理中心网络，华为加紧推进自主芯片研发与制造，本土芯片光刻设备已能运用深紫外光（DUV）工艺进行芯片生产，在突破极紫外光（EUV）技术方面仍需攻关。
产业革新：人工智能对基层就业的严重冲击
《经济学人》强调指出，中国虽在AI核心模型研发方面存在差距，但在实际应用领域具备明显优势。中国最高层管理部门认为，大力推进AI应用是最有效的竞争手段，其经济效益甚至高于开发前沿AI模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到2050年预计下降约四分之一，北京有强大动力加快AI在各行业的大规模应用——然而，AI技术的广泛推广已经开始冲击某些产业部门的就业机会：
在货运物流领域，AI自动驾驶技术将货车队伍的编制从双人司机组合降至单人操作，四人编制也随之缩减到三人配置，驾驶岗位需求直接下降三成；在娱乐文化产业，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发行的12.8万部热门短视频内容中，近九成五出自人工智能生成，大量从业演员与制片人员面临失去工作的危险。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系统「妈祖」。（中央社）
此外，北京当局于六月份下发指令，要求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在年底前配置一万台人形机器人。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预测，人形机器人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数量2030年有望突破44.6万台，这个规模是目前年销量的近十倍。在大型物流仓储设施内，许多职工正在进行机器人操作训练，使其学会衣物折叠、货品分类与堆放等工作任务。
《经济学人》发出提醒，因为中国从事白领工作的人口比例低于美国，因此AI技术的大规模普及将对产业工人与消费需求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当前中国青年就业困难率已达15%，超过3亿人口在非正规就业形式中维持生计，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破坏速度，可能远超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幅度。
治理困境：稳定性与技术发展的矛盾对抗
有人可能辩称，中共的威权制度无需顾忌民众的异议声音。但《经济学人》指出，独裁统治者向来担忧权力基础的稳固性。虽然中国企业渴望迅速推广人工智能技术，但政府同样面临维持社会秩序的压力——这正是《经济学人》将AI视为对体制的真实检验的原因。美中两国在应对AI对就业的冲击时都强调「职业再教育」方案，但即便在此方面表现最优的北欧国家与新加坡，也难以让失业者顺利转向全然陌生的职业。在中国每年新增数百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的情况下，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北京能够处理得更好。
面对AI导致的广泛失业风险，虽然有国内学术界人士建议开征「AI产业税」或推行「全民基础收入」（UBI）制度，这类政策建议甚至曾在官方媒体上发表，这似乎说明北京对此种方案抱有一定兴趣。但《经济学人》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反对建立国家救济制度，他认为社会福利措施会导致人民陷入「懒惰」。若北京强制企业实行「员工内部转岗而非简单裁员」的政策，或要求国企承担大规模失业人口的接纳责任，在国内经济增速已明显放缓的形势下，这些举措所耗费的资源将大幅抵消AI技术释放的经济效益。
2026年七月二十三日，Gene.01人形机器人在美国旧金山AMD Advancing AI 2026大会上展示相关功能。（美联社）
《经济学人》分析认为，中共政府很可能采取「先发展后管制」的折中方案，即在初期放任AI产业自由发展，等到问题日益凸显时再施以严厉管控。这种治理方式在在线教育与电子游戏等产业早有先例。但当中央高层判定「危害程度过高」后，随即而来的强硬禁令往往导致整个产业陷入瘫痪状态。最近在湖北武汉的自动驾驶出租车（Robotaxi）测试中出现大批车辆故障现象，随之作风保守的官僚机构主动放缓了该项目的推进速度。不过《经济学人》警告，这种「走走停停」（stop-start）的政策摇摆模式，将对中国AI创新能力造成严重损害。北京的决策层正被迫在「维护社会稳定」与「保持AI技术竞争力」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自然而然，美国也面临着这些问题而无从规避。《经济学人》最后指出，当美中两国都必须应对社会体制重构与深层改革的挑战之时，民主制度国家通常比专制制度国家更具备体制灵活性与改革适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