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奖励陷阱中的一代人困境
2026年7月29日
《昨日青春》
近日，数学领域捷报频传。王虹与邓煜因卓越学术成就，获颁素称「数学届诺贝尔」的菲尔兹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得奖人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两人都曾在北京大学修读本科。邓煜在中途选择离开北大，转身投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怀抱；王虹则在某次公开谈话中透露，整个本科阶段她都被一种挫败感笼罩，只有远赴法国进行进阶研究后，对数学的热诚与信心才逐渐复苏。
那种被称作「discouraged」的精神状态——本质是挫折、消沉与压抑的混合——并非简单源于外界反馈的匮乏。更深层的元凶是，教育体制内那种单调而绝对的评价机制。教育学的研究揭示了一个讽刺的现象：相较于传统「体罚教育」的残忍直白，当下流行的「奖励教育」虽显得温和文明，本质上仍深陷优绩制的掌控之中，结果是让人慢慢失去内在价值感，沦为精神上的「空心人」。
本篇探讨，将借由学者杨芮对著作《奖励的恶果》的深度解读，剖析那些冠以「鼓励」「激励」之名的教育手段，如何暗中蚕食个体的自我认知，进而窒息人们追求热爱的本能。
作者｜杨芮
01.激励机制真的有效吗？
在教育实践中，许多家长与教师倾向于运用外部激励，希望借此促进儿童的学习表现，或强化其学习的持久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肯塔基大学的一名博士候选人路易斯·米勒进行了一项颇具启蒙意义的实验。她邀请两组约十岁的儿童参加人脸识别训练。对第一组孩子，她明言识别成功得越多获得的报酬越丰厚；对第二组孩子，则仅提供对错反馈，不涉及任何物质鼓励。
结果令人讶异：被许诺奖励的那一组孩子，犯错频率竟然更高。这个发现与孩子们渴望金钱的程度或成就动机的强弱都无相关。
一年后，纽约大学的博士生山姆·格拉可斯伯格也通过实验获得了类似的结论：获奖励的孩子完成任务所花费的时间，比未获奖励的孩子竟然多出一倍有余。
进入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开始验证这一反直觉的现象。后来担任美国心理学会领导人物的珍妮特·斯宾塞，在记忆实验中观察到，接受奖励的儿童的准确率反而明显低于不接受奖励的儿童。
及至九十年代，对四五年级学生下棋能力的追踪研究中，研究者莱帕发现，那些被告知会获奖的学生，棋路逻辑性较差、花费时间更长，甚至一周后再参加其他任务竞赛时，表现也逊于未获承诺奖励的学生。
专攻创意领域的艾玛·比尔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拼贴画创作、故事编创等开放性任务中，有物质奖励的人群展现的创意程度明显下滑，这一规律不受任务性质、奖励形式、奖励时间、被试年龄等变量影响。
更有趣的是，艾玛要求部分具有创意才华的青年作者花五分钟冥想工作所带来的报酬，其后他们的写作产量与质量都显著下降，甚至低于自身原有水准。
上述研究均出自艾尔菲·科恩1993年的经典著作《奖励的恶果》。初听「奖励会削弱表现」，许多人的反应往往是怀疑或惊诧。毕竟，我们都曾被奖励驱使过，也多少对他人使用过奖励这个工具。
《小鞋子》
最近十几年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奖励的实际运作机制。一篇发表于2014年权威期刊《心理学公报》的文献指出，外在奖励未必直接压低人的表现水平。
其真实效用恰恰在于，促进了「量」的递增，即更高的产出速度、更大的工作量、更快的处理效率。然而涉及「质」的层面——需要深度投入、理性判断、复杂思考乃至创新突破的工作——外在奖励几乎形同虚设。
一项1999年的研究同样指出，对于本身就有吸引力的活动，提供实物奖励往往会蚕食参与者的自我驱动力。
所谓「蚕食」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失去奖励后，人们不再自发地去做这件事；其二，人们对这件事本身的吸引力和热度大幅衰减。
所以奖励并非完全无效。它能增加产出、提高速度，却难以提升质量。尤其是在需要思考、投入、判断、想象的领域，奖励常常无能为力，反而可能消耗掉一个人内心的驱动力。
奖励真正改变的，远不止表现本身，更涉及一个人为何去做、如何去感受这件事。
02.激励诱饵的代价
为什么明面上的激励反而会蚕食人的自我驱力？
《奖励的恶果》记述了这样一桩往事：美国费城的若干图书馆曾推行「阅读兑奖励」的政策，意图激发儿童的读书热情。当九岁男孩格雷格得知此事，欣喜若狂，因为奖励清单里有他最爱的棒球卡牌。短短两日，他就从图书馆借出六部著作。
从借阅数量看，奖励制度立竿见影。但奖励棒球卡来交换书籍，向孩子传递了这样的讯息：阅读本身乏味无趣，棒球卡才是真正值得追逐的东西，所以我才需要用你喜欢的东西来诱使你接受你不喜欢的东西。
当时许多美国学校纷纷采纳这一激励政策，学生的借阅量激增。可是阅读选择发生了微妙变化。孩子们更喜欢挑拣那些篇幅短小、字体放大的读物；激励政策实施后，他们往往无法准确回答关于所读书籍的问题；最后的讽刺是，他们的课外阅读量反而逐年递减。
科恩指出其中的关键：一旦某项活动被用来交换另一样事物，它的性质就从目的变成了手段，从主动追求变成了被迫接纳。用一个更诱人的东西去诱惑，实际上是在明确承认阅读本身无趣，孩子对阅读的稀薄兴趣更是进一步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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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奖励的腐蚀不仅指向那些「本不受欢迎的事」，也能侵蚀那些「原本喜爱的事」。
研究者曾让小孩在享受最爱的饮料后获得奖励，结果他们对那种饮料的喜悦度立刻下降。
以我自己为例，唱歌曾是我最纯粹、最稳定的快乐源泉。但当我开始做唱歌博主后，这种纯粹就变味了。
为了争取更高的点击和流量，我开始唱热门歌曲、混合娱乐内容。当我意识到唱歌类视频的播放量和粉丝增长远低于其他内容，我再录制歌唱视频时就产生了抵触感，觉得被迫、乏味、索然无味。
我甚至开始打算如何利用平台规则蹭热点、说出更劲爆的言论以获取关注。结果仅一个月，我就积累了五千粉丝，但对任何视频创作的热情却急剧衰落。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那段时期我彻底失去了唱歌的欲望。那份唱歌的喜悦感，被我作为交换筹码的「流量」彻底掏空、重新编码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压力正是「奖励」制造的。
从表面看，外在奖励是激励，本质上却是操纵与潜伏的压制，因为奖励的双面性常被忽视。
一旦奖励被设立，其反面也随之被设立。未获奖励便是失败，意味着不够优秀，表示你偏离了他人期许。即便没人言语批评，那种希望落空、焦虑缠绕、羞耻感和失落感，本身就构成一种惩罚。
更关键的是，奖励不仅在推动行为，更在塑造行为。它规定了哪些值得追求，哪些应被摒弃；哪些表达会被认可，哪些表达会被放弃；自己的哪些面向能被看见，哪些应被隐没。
表面上我在自由选择，实际上，我的关注点、节奏、决断，甚至欲望本身，都被奖励系统重新编程了。我开始迎合那套奖励机制，揣测它的偏好，把自己打造成更易获奖的模样。
这就是为什么奖励常常意味着对自主权的盗取。人越来越依赖奖励来定义和驱动自己，就越难发现什么能给自己的内心带来真正的满足、快乐和充实，也越难为了发自内心的兴趣和深层意义去行动。
更令人不安的是，奖励往往不是单纯的「你做到了就有」，背后常隐含着与他人的竞争关系。只有表现得比他人更出色才能获奖。只有排名靠前才算是胜利。
长此以往，我们就慢慢习惯了一种危险的思维。如果一件事不能让我赢，不能让我优于他人，那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勤奋不能为我带来更优越的地位，勤奋本身就不配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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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与自身的对话被悄然重写。我们放弃了「我喜欢吗」「我同意吗」「这对我有意义吗」的追问，转而不断追问「我足够领先吗」「我会落后吗」「别人如何评价我」。我们甚至会不由自主地把心思投到踩低对手、隐瞒信息、凸显自己上。
这样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可能有的联系、合作和善意也被蚕食殆尽。这其实是一种深层的奴役：它不只强迫人遵从外部标准，更诱使人主动把「他人」当作衡量自己价值的镜子。
奖励的伤害不只落在被奖励者身上。事实上，奖励的使用者同样会被暗中侵蚀。
当我们掌握「奖励」这个能迅速推升产出和改进行为的利器时，会很容易因为它「太管用」而对它产生依赖。握有奖励权力的人会变得懒散，只想借助这套见效快、效率高的方法去实现目标。
奖励的施予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情感距离会不断拉大。如果通过奖励就能轻易获得你的遵从和讨好，何必费力去理解你真实的需求和感受呢？
以阅读为例，如果教师和家长的目标仅是增加孩子的阅读数量，奖励政策初期确实能推动他们多读书。而对于推行奖励的大人来说，看到阅读量的提升本身就成了一种「奖励」，驱使他们继续加码。
但他们鲜少问自己：如果孩子觉得阅读枯燥无味，该如何让他们体会到阅读的乐趣？他们习惯了通过奖励来诱导孩子忽视「无趣」的感受，直接跳向「完成任务」的终点。
03.表扬和分数如何变成了新的枷锁？
关于「怎样优化奖励的效能」的讨论充斥各处，但关于「我们为何如此依赖奖励」和「奖励制度隐藏着什么秘密」的追问则常被忽视，甚至被有意压制。
一旦把奖励纳入教育体制审视，问题就超越了技术层面。不仅仅是奖励如何发放、何时发放、发放什么，而是这整套奖励逻辑如何一代一代地塑造着人们对「学习」和「自我」的理解方式。
在我们的教育框架内，奖励形态多元。对低龄儿童，学校采用直接的物质激励——铅笔、橡皮、糖果、贴纸，这些东西确实能吸引注意。但进入初中高中后，物质奖励的魔力减退，取而代之的是表扬。
许多老师和家长似乎把表扬看成比物质奖励更「高级」的激励方式。因为表扬看起来没有利益交换的色彩，而是对孩子的肯定、鼓舞和信心注入。在如今许多学生面临焦虑、沮丧、厌学的背景下，这样的想法显得尤为吸引。
孩子考试成绩高分，就给予热烈表扬，让他们把「成绩优异」和「被看见、被认可」紧紧绑定。孩子感受到压力，就用鼓励的言辞说「你真的最棒」「你这么聪慧，绝对可以做到」，似乎只要赞美足够充沛，孩子就能获得自信，也能抵御这个系统施加的压力。
然而表扬本质上和任何奖励别无二致，并非天然温暖、天然无伤。它的实际效果完全取决于以什么目的使用、在什么情景下使用、用什么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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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虚构作品《要有光》里，一位母亲频繁赞美孩子的聪慧，肯定他的思考天赋，甚至联络竞赛辅导和大学教师为他「鉴定潜力」。
问题在于，无论这些褒言听起来多么正向，它们最终服侍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即迫使孩子去做那些他从不想做、也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事情。
作家梁鸿笔下这段话尖锐得令人窒息：「她利用了一个孩子的虚荣心和对世界的不完全认知，最后还无情地宣称，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表扬并非天然的支持，它也可能借着「让你感觉更好」的幌子，一步步把你引向你其实并不想去的地方。
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一种更根本、更强大的外在激励，那就是分数。分数之所以是最终形态的外在奖励，不仅因为它左右了你能否进入理想的学府、获得更多资源和机遇，更因为它几乎垄断了「什么叫做好」的话语权。
在学校这个世界，努力、进步、优秀、荣耀，最终都要换算成分数。
我们习以为常地听到「你手工做得棒，要是能把一半精力转到考试就完美了」；「你现在好好念书，上个好大学，以后才配得到更优秀的伴侣」；「就因为你分数进步了，那些人现在都不敢再嘲笑你」；「只要你下次考得跟那个人一样分数高，我就让你们俩坐在一起」。
从小，我们就清楚一个真理：分数远不只是学业成绩的标记，它本身就代表一套完整的奖励系统。考得好的人获得认可、特殊待遇、尊重，乃至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考得不好的人则遭遇质疑、失望，甚至辱骂、处罚、被边缘化。
换言之，在教育制度里，分数看似是对学习效果的评估，实际上它常常在决定一个人能获取多少尊严、多少肯定、多少体面。
这就是为什么分数对学生的威力远超其他形式的物质奖励。它奖励的不仅仅是某一个行为，而是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它在传达这样的信号：你不仅要做好，更要比他人做得好；你不仅要学习，还要用学习的成就来证明你配得上被看见、被爱戴、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最终，学习不再是出于好奇、为了理解、为了探索和蜕变。它渐渐演化成了一种交易：我付出辛劳，换来分数；我获得分数，换来认可；但分数一旦丧失，我在被看见、被尊重、被信任方面的资格也随之丧失。
久而久之，孩子们内化的逻辑不再只是「我要好好学」，而是「没有好分数，我就不够优秀」「如果我无法超过他人，我就毫无价值」。
「高分」作为一种符号奖励，其对个人和社会的侵蚀最为深刻。它不仅制造焦虑、强化竞争、异化学习过程，更糟的是它教会人们把内在价值寄托于外在指标。
这会让人形成一种深层的心理依附。唯有在有分数衡量、有外部压力、有明确的奖惩时，人才懂得「学」；失去这些支撑，人就陷入瘫痪。
因为过往的一切勤奋，都是为了那张分数单。那么当分数消失，我的苦难还有意义吗？我该如何理解学习？我该如何认识自己？我凭什么确信，即使没有赢、没有证明自己比他人更强，我仍然拥有价值？
《核》
心理学家徐凯文提出了「空心病」的诊断，这一观察源于他在北京大学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经历。
理论上，北大的学生应该是应试制度的「胜利者」，是那些从小到大不断被分数奖励、被他人褒奖的人。可恰恰是在这些体制的受益者身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身上，我们目睹了一种深刻的虚空感，一种强烈的无意义感，以及内在动力的坍塌。
这恐怕远超「压力山大」能够解释的范畴。倘若只是压力过载，那么在获得胜利、压力暂且缓解之后，他们应该会更有干劲。但现实恰好相反——许多人一旦离开那个不断用分数衡量、被排名驱使的环境，竟然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去学习。
如果一路走来，每一步的行进都由「高分」这个奖励符号驱动，那么日复一日，学习的本真意义就会被分数一点点蚕食。一个人看上去一直在学，其实却在不断地用分数去兑换价值感、安全感以及「我很优秀」的证书。
任何系统化奖励的讽刺之处就在这儿。它不仅让制度内的「失败者」或「底层者」饱受打击，也会无声地破坏那些最成功地适应了这个体制的人，直到他们渐渐忘却，在这个系统所奖励的价值之外，自己究竟是谁。
优绩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体系是这样，父权结构也是这样。
04.不必非要拿到「优」
自小，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对老师的权威心存敬畏。那时候的语文老师还很年轻，她教我们学成语的办法就是从词典里摘录释义，然后背诵，第二天在班级里抽查。我完全按照这套方法走，因为我想让作业得满分，想要争取「优」的评价，也为被老师表扬而着迷。
但有一回，妈妈看我在抄词义，她让我先放下字典，问我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她引导我从文章的语境出发去理解，再用自己的话组织表述。那一刻的感受非常特别——语言不再是来自权威的标准答案，而是我可以自己摸索、领悟、用口语表现的东西。
讨论结束后，我又本能地拿起词典，准备照抄。妈妈很吃惊，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写自己的理解。我回答说，这样的解释肯定和词典不一样，可能就得不了「优」。她再说了一遍，得「优」不是重点，重点是你通过对比文章理解了这个词，这个过程和思考方法最有价值。
这样的对话在我们之间反复循环。从小时候的角度看，我甚至觉得她在故意为难我。有段时间，她甚至直接没收我的词典，禁止我去买那种装满标准答案的习题集。
可她同时也经常陪在我身边读书，我们共同讲述故事、讨论故事的发展。她激励我多讲话、多写字，不要总想着「什么是标准答案」。更珍贵的是，在和她互动的过程中，我总能感受到多重的乐趣：阅读的快感，思考的灵动，她认真倾听我表述的满足感，和她辩论往复的趣味。
《好东西》
很长一段岁月里，我都没充分认识到妈妈当初那份「别为分数去抄答案」「别为讨好老师去做作业」的坚持，对我的深远影响。因为我的考试成绩一向平庸，我需要对抗的焦虑更多源于「我分数不够理想」。这种忧虑虽然不至于严重，但我那时候真的十分艳羡那些成绩优秀的同学。
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那些成绩拔尖的同学，在临近考试时仍然如此紧张？他们即使发挥欠佳，分数仍然超越我的最佳表现，那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
后来，我误打误撞进了纽约大学，接触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成绩一直优异的同学，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对分数和评价的执着，几乎到了把它们视作生命本身的程度。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反过来成了那种会对别人说「别太在乎老师的想法，自己学到东西就够了」的人。
那时我才意识到，在一个人人争做「最棒」「最出众」的竞技场里，能够不完全被分数和评价所驱使，这某种程度上救赎了我。
对抗分数、金钱和五花八门的外在激励的诱惑力，必然经历无比艰难的过程。我到了今天，还在反复陷入这样的漩涡。但许多时刻，我也会想起韩剧《我叫金三顺》借用神父阿尔弗雷德·德索萨的一段经典台词。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这句话，当作给大家的祝福：
去热爱吧，如同永远得不到回应；
去舞动吧，如同无人观赏；
去歌唱吧，如同没有聆听者；
去活着吧，如同今日是终结。
*原文系看理想音频节目《爱与痛：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第7期的改编摘选，删节部分较多，更多细节敬请在「看理想」应用中收听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