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河北籍女性发现，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被人冒用进行了婚姻登记。这不是诈骗电话，而是真实的法律困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身份遭冒用、婚姻被他人代办。如何撤销这段从未同意、从未参与的婚姻关系？这个问题困扰了张蕾整整半年。
2025年秋天的一个午后，一通来自陕西的电话打破了张蕾平静的工作节奏。对方说是当地公安，并准确说出了她的身份证号码，告诉她已在2013年和一名男子完成了法律上的结婚程序，甚至还有一个12岁的儿子。
“现代诈骗手段可真离谱。”当时的第一反应，张蕾把号码拉黑了。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并非骗局。她1993年出生，2013年在北京的大学里读大二，根本不可能前往陕西宝鸡办理任何手续。
令人诧异的是，对方在遭拒后仍持续拨打。为此，张蕾在网络上搜索了那个号码，结果大吃一惊——这是扶风县一个派出所的正式座机。
那晚，出于谨慎，张蕾登录官方政务系统查询了自己的婚姻信息。系统显示她确实处于已婚状态，婚礼登记的日期是2013年10月最后一天。
从发现被冒名结婚到试图解除这段法律关系，张蕾经历了漫长的六个月，期间多个政府部门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推诿：公安说案件还没有正式立案；民政部门声称需要公安和司法部门的证据材料才能撤销登记；向法院提诉讼、向检察部门申请监督，都陷入了困局。
这段虚假的婚姻关系就这样被冻结在法律系统里。张蕾困惑地问自己：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存在的法律婚姻必须永远保留吗？未来如果自己要再婚该怎么办？
多地公安部门相互推卸
事件的另一方当事人——结婚证上的”丈夫”刘永强同样感到莫名其妙。他发现，婚姻证书上的妻子身份证号码所指向的并不是他的合法妻子。
回忆往事，刘永强讲述了他的经历。他从2008年开始在北京谋生。同年末，他认识了在美食街工作的张婷，两人随后发展了亲密关系。孩子在2012年出生后，他们决定回到陕西举办婚礼。但在儿子两岁多时，张婷声称要回娘家看看父母，之后便消失了，再也没有音信。
为了找到张婷，刘永强曾前往河北保定的家乡村落。但张婷的父母拒绝透露她的下落，只说她去了北京工作。此后十多年，两人彻底失联。现在孩子已经是初中生。
2025年秋天，刘永强前往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妻子失踪了，希望公安机关帮助寻找，同时也想通过法律途径结束这段婚姻。他向警方提交了户口登记本的复印件和身份证件副本。
民警根据户口簿上的身份证号码进行查询，意外发现号码的真正所有者是北京的张蕾。
秋月中旬，刘永强报案后的当天晚上，张蕾在官方政务平台确认了自己的婚姻状态后，主动拨通派出所电话咨询案情。
通过对比两份户口资料，出现了令人困惑的情况：身份证号码完全相同，但姓名、户籍住址和父母信息却存在明显差异。然而，也有一些似乎巧合的细节。
张婷是张蕾曾经用过的名字。张蕾解释，那是她出生时户口登记中的笔误，她一岁时父母就去改正了。而张婷户口簿上记载的曾用名恰好就是”张蕾”。
更巧的是，两人来自同一个村子。张婷户口簿中的村庄信息与张蕾的老家完全一致。只不过张蕾在高中毕业后就把户口迁到了北京就读的学校，大学毕业后又迁回了原籍。
张蕾试图对自己遭遇身份冒用这一事实进行报案。
段家派出所的承办警察认为，这不仅仅是办结婚证的问题，需要从河北的户口登记环节开始调查冒用身份的根源。张蕾应该去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
刘永强关于失踪人口的报案也没有被作为正式案件处理。刘永强后来才想起，当年刚办完婚礼时，他曾要求张婷把户口迁到陕西，她的母亲那时说户口转不了，理由是身份证号码有问题。那时他没有追问下去。
张蕾还从警察处了解到，户口簿上登记的父母名字与她自己的父母完全不同。记者后来联系了当地的党支部书记，他证实了村里确实有一个叫张婷的人，但那个人已经嫁到了隔壁村，户口也已经迁出。
张蕾回到老家后前往派出所查阅户籍资料。工作人员告诉她，她的身份证本身没有异常，没有被多人共用的情况。至于号码遭冒用的问题，派出所认为事发地在陕西，本地没有管辖权，应该去陕西报案。
两天后，张蕾来到她现在居住地的派出所——北京的一个分局派出所——递交了报案材料。之后她收到了行政案件的立案通知。
冒用身份证件这种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可能面临从行政处罚到刑事制裁的后果。法律规定，冒充他人身份的人会被罚款或拘留。严重情况下还会触犯刑法相关条款。
一个月后，张蕾再次咨询案件进展时被告知，承办派出所实际上没有管辖权，之前只是受理并收集了材料，并未正式立案。
根据公安办案规则，应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负责，或者在违法人居住地公安机关更方便的情况下，由居住地公安机关负责。
派出所警察判断，张蕾的案子应该由陕西的段家派出所或河北的户籍派出所来处理。
多个部门环节的反复
除了向公安部门报案，张蕾也曾试图通过民政和司法部门寻求帮助。
秋月下旬，张蕾向县民政局邮寄了撤销婚姻登记的申请。进入十二月后，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知，在公安或司法机关没有出具正式调查报告之前，民政局无法作出撤销登记的决定。
随后，张蕾向县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希望推翻民政局的决定。
复议部门的承办人说，由于原登记决定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五年申请期限，无法接受撤销申请；如果对民政局电话中的答复不满，那段通话内容也不能被视为正式的行政决定，只能作为证明材料。
张蕾重新调整了申请内容，要求民政局对自己的撤销申请给出书面答覆。
在等待复议期间，年初时张蕾将民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撤销与刘永强的婚姻关系。根据异地诉讼的规定，该案被分配给了另一个县的法院审理。法院在一个月后作出决定，裁定暂时不受理，理由是张蕾应该先完成行政复议程序。
两周后，张蕾收到了民政局的书面回应。
民政部门的回答是：婚礼登记的程序本身没有违反法律，所以登记是有效的。另外，张蕾不是登记的当事人之一，不能单方面要求撤销别人的婚姻。如果要撤销，必须有公安和司法部门出具的正式证据文件。
最近修订的省级婚姻登记规范自冬月开始实施。其中明确规定，来自公安或司法部门的证据文件是审查撤销婚姻登记申请时必须具备的条件。省级民政部门在解释这次改革时指出，这次修改的重点之一就是明确民政机关的职能应该集中在服务层面（比如家庭咨询和颁证），而把撤销婚姻这种复杂决定权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然而，根据法院的裁定，张蕾拿到民政局的答覆后，还需要就民政局的拒绝再次申请行政复议。制度设计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冬月下旬，张蕾向省中级法院提交了上诉状，认为初审法院应当接受她的诉讼请求。
春暖花开时节，张蕾又向县检察部门申请行政监督。一周后，检察部门给了回复，称这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应该通过法院诉讼途径解决。
她的撤销登记申请就像一个皮球，在各个部门之间被踢来踢去，似乎永远也找不到真正负责的人。不过，近期确实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春末时，北京派出所的办案民警告诉张蕾，他们已经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比对了结婚证上照片中的女性和张蕾的照片，”对比结果非常明确，那不是你”。半个月后，张蕾再次询问案件状态，警察说案子正在向陕西派出所转送。
春末的最后一天，张蕾收到了省中级法院的行政裁决书：推翻初审法院之前不受理的决定，指示初审法院必须立案处理。
两千多件相似案件
张蕾的遭遇绝非只有她一个人经历过。在东南沿海某省，有一名女性叫姚某，她花了七年时间才成功撤销了一段虚假的婚姻关系。这是最高检察机关在几年前公布的一个典型案例。
冬月时节，一个女子用”莫某”这个名字和相关身份证明与姚某办理了结婚登记，随后以各种理由骗取了七万多元的礼金，结婚当天就消失无踪。
随后的岁月里，姚某尝试了多条救济渠道。向公安报案，警方说既然民政部门已经发放了结婚证，这是民事问题不是刑事问题，拒绝受案；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民政说没有满足法律条件，不受理；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因为登记人不是真正的身份证所有者而驳回；对拒绝处理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又因为超过了法律的时间限制而被驳回。
直到多年后，姚某向高层检察机关申请了行政监督。由几个层级的检察部门联合成立的办案小组与公安部门合作，最终确认”莫某”的这种行为属于欺诈性的婚姻登记。
检察机构向民政部门发送了建议函，建议民政部门重新审视这桩婚姻登记的整个过程和证书的颁发程序是否合法，如果发现缺陷应当予以撤销。
第二年的十月，姚某的错误的婚姻记录终于被从系统中删除。
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莫某”这个人名下竟然有五桩婚姻关系同时存在，分别登记在多个不同省份。检察机构将这条线索转交给公安，最终触发了刑事案件的立案。两年多后，那个女子因为诈骗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姚某的要求完全合理且合法，各个法院的判决本身也没有错。但如果只是单纯地驳回监督申请，问题就回到了原点，结果还是什么都解决不了。”办案组的一名成员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一位大学法学专业的副教授参与了该案的专家论证。他告诉记者，处理这种案件时，民政部门的关键困扰是如何确定案件事实。怎样证明申请人是受害者，尤其是怎样证明照片中的人根本不是本人，这需要司法机构出具的正式证明文件才最有说服力。
然而从司法机关的立场看，一旦接下这个案子，后续就会牵扯出一系列复杂问题：民政部门是如何被蒙骗的，犯罪分子到底是谁，是个人作案还是团伙活动，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失职，是不是还涉及更严重的职务犯罪……这些麻烦让所有参与其中的部门都想回避。
这个案件最后推动了一份全国性的指导文件的出台。
几年前，最高检察机关与最高法院、公安部和民政部四个部门联合颁布了一份指导意见，专门针对冒名顶替或虚假办理婚姻登记这一类问题，目的是理顺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和协调关系。
指导意见中明确了四个部门各自应当履行的责任：民政部门不仅要在收到司法部门的证明后才能撤销登记，还应该主动把涉及冒名骗取婚姻登记的线索交给公安机关去调查。公安机关则应该及时接收报案和举报，符合条件的要立案侦查。法院和检察院如果在调查确认后认为应该撤销登记，要主动向民政部门发送建议。
最高检察部门的报告中提到，这份指导意见发表后，已经推动了两千多件类似案件的解决，同时也移送了一百多条犯罪线索给公安部门。
而张蕾，仍在等待着最终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