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风波之外，外界同样关心的是，美以对伊朗目标实施定点打击、甚至“斩首”式行动时，AI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针对相关问题，军事专家吴明曦接受采访时表示，眼下的战争实践正在显著加快“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到来，不过这类能力仍远未发展到可以脱离整体国力单独奏效。
3月7日，美国“林肯”号航母上的EA-18G电子战机出动，也成为这类作战体系的一部分。
美伊为何能打成拉锯？
谈到本轮美以伊交锋时，吴明曦认为，若从政治目标看，美以并未完全达到迫使伊朗让步或实现政权更迭的效果；但从军事技术层面看，它们确实压制了伊朗远、中、近程防空系统，取得了较明显的制空优势。
他提到，美军通过电子战飞机、侦察平台和全频谱干扰，对伊朗以俄制体系为基础的防空网络实施了系统性压制。不仅雷达可能被“致盲”，防空链路中的信息传输和数据链也遭到干扰，导致不少中远程系统难以发挥作用。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伊朗毫无还手之力。在远中程体系受压后，单兵便携式和车载近程防空武器仍对低空活动目标构成威胁。美军F-15E被击落，以及后续搜救力量遭受损失，说明这种威胁依旧现实。
另一方面，伊朗分布式无人机和导弹体系也让美以承受持续压力。低成本无人机数量庞大，形成“长尾式”消耗，而高超声速导弹在末端速度和机动性能上则增加了拦截难度。对美以而言，这构成了典型的“不对称消耗”。
“AI杀死哈梅内伊”并不准确
对于外界流传的“AI杀死哈梅内伊”这一说法，吴明曦认为，AI在相关行动中作用很大，但把责任全部归到AI头上，是一种过度简化。
他解释说，这类打击的关键在于“人类行为建模”和多源情报关联。目标人物的住处、随员、车辆、安保配置、行动规律，甚至家属和上下级关系，都会被纳入分析。AI的作用，是在海量数据中快速做关联、验证与筛选。
换句话说，真正决定打击是否实施的，不是某个模型单独“识别出了人”，而是人工情报、卫星侦察、高空无人机和其他线索在同一时空上高度重合之后，才会触发最后的作战判断。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是：这是一种建立在人类行为建模、多源情报交叉验证，以及智能化作战系统深度融合基础上的行动，而不是简单一句“AI干的”就能概括。
与俄乌相比，大模型介入更深
吴明曦认为，和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相比，本轮美以伊冲突中AI的介入程度更高，尤其是在大模型参与方案推演方面。
他提到，美军早在2017年就启动“马文项目”，尝试把AI大规模用于战场分析。经历中东验证、乌克兰战场测试和后续数据积累后，这套体系到近两年已不再只做目标识别，还能结合情景模拟，为指挥人员提供更接近可执行层面的作战建议。
比如，面对伊朗防空体系时，模型可以基于既有战场数据推演不同打击路线，排序攻击优先级，并匹配航母、空军和其他火力平台的使用方式。过去这类模拟严重依赖专用模型和规则算法，现在则越来越多地由大模型加速整合。
美军方面披露的信息也显示，以往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完成的海量分析，现在可能几秒内就能得出初步结果，再由参谋人员筛选、优化并提交决策层确认。
上图为伊朗公布的美军飞机残骸，下图为特朗普就营救飞行员事件举行发布会。
大模型有用，但局限依旧明显
对于AI辅助决策的可靠性，吴明曦持审慎态度。他认为，目前至少存在两方面短板。
首先，训练与验证周期仍然偏短。相关大模型深度进入美军机密数据系统的时间并不算长，对特定战区和特定对抗样式的学习也未必充分，因此对某些“长尾风险”可能识别不足。
其次，大模型本身无法彻底摆脱训练数据中的偏差和噪音。日常场景里，这种误差也许还能容忍，但在涉及作战方案和人员生命的高风险环境中，任何小概率缺陷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此外，他还提醒，即便AI已经发出了风险提示，人类决策层也未必会足够重视。战争中最终拍板的仍是人，而人的判断会受到经验、自信甚至政治情绪影响。
未来战争会走向“AI+”吗？
吴明曦把智能化战争分成“+AI”和“AI+”两类。前者是在传统机械化、信息化体系之上叠加AI能力，后者则是由AI主导并重构作战概念与体系。依他判断，当前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都还属于前一种。
但他也承认，现实推进速度比自己早年预估更快。原本以为“+AI”会在2030年前后成为常态，如今已经提前来到战场。按这一趋势，2035年前后，部分大国或许就会更明显地迈向“AI+”阶段。
届时，AI将更深地嵌入感知、决策、执行、保障乃至装备研发的全流程，无人系统会成为主要作战力量，而人类更多在战前完成规则设置和总体控制。
不过，他也强调，中小国家即使拿到某些AI能力，如果缺少天、空、地、海一体化情报体系，缺少联合全域作战装备，仅靠算力并不能真正形成战斗力。
归根结底，在未来战争中，AI当然重要，但能不能把它转化成有效作战能力，最后比拼的仍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