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思南公馆与读者见面时，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和、开朗，又带点孩童般的好奇。
听说自己接下来要连续签售100本书，这位高大魁梧的作家都忍不住露出惊讶神情。他笑着感叹，中国的很多事都太快了，签名快，吃饭快，连像他这样早已习惯高强度工作的人，也会感到节奏上的压迫。
今年66岁的施米特出生于法国里昂，如今长期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法语作家之一。其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五十多个国家出版，全球销量已超过两千三百万册。
他不仅写小说、戏剧、短篇故事，也涉足童书、绘本甚至电影导演工作。无论体裁如何变化，贯穿其创作的始终是几个朴素却沉重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爱是否能把人从困境里带出来。
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奥斯卡和玫瑰奶奶》，讲述一个患白血病的孩子在生命最后十二天里不断写信给上帝的故事。后来，施米特还亲自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
在他看来，写作并不负责直接给出答案，但它会把问题保留下来，让人得以一次次重新靠近生命本身。
“生病才是常态，不生病才难得”
《奥斯卡和玫瑰奶奶》的最初灵感，来自他童年的真实经历。施米特的父亲在儿科医院担任理疗师，小时候常带他去病房。于是，年幼的施米特与许多患病孩子一起玩耍，也因此比同龄人更早接触到脆弱、疼痛与离别。
电影《奥斯卡与玫瑰夫人》剧照。
父亲曾告诉他一句近乎反常识的话：生病才是常态，健康反而是少数时刻。施米特后来越来越理解这句话，因为人总在安稳时忘记生命其实很脆弱。
在书里，奥斯卡被要求每天写信给上帝。这种写作在施米特眼中，更像是一种训练，帮助人从杂乱的经验里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东西。
在他这里，宗教并不只是一种教义，而是一条通往内在、通往他者的路径。他并不属于某个单一信仰，却愿意以哲学家的好奇心去理解不同文明给出的答案。
这也体现在“无形循环”系列中。无论写佛教、伊斯兰还是基督教，他都更在意那些跨越具体宗教边界的精神问题。
作为龚古尔奖评委，他每年要看大量新作。近些年，他对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自我虚构”写法有所保留。很多作者不断回到自己的家庭与伤口，但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文学，不应只朝内打转，还要有能力推开一扇窗，走向外部世界，进入他人的生命。
改变命运的沙漠之夜
年轻时的施米特并非天生顺从。少年时期，他厌烦别人灌输的大道理，是哲学和戏剧让他找到自己的方向。16岁那年，母亲带他去看《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演出结束后，他指着海报上的作者名字说，自己将来想成为那样的人。
后来，他从巴黎高师哲学系毕业，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写剧本。真正彻底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1989年那次撒哈拉徒步迷失。
在阿哈加尔山脉，他与同行者走散，长时间没有水和食物，也不知道是否还能活着被找到。
阿哈加尔山脉。
他说，最开始占据脑海的不是恐惧，而是冷静计算死亡会在何时到来。但在那片星空下，他反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震动，从坚定的无神论者转向承认某种“神圣存在”的人。
那段经历后来写进《火之夜》，也让他下定决心，把余生真正投入文学。
1993年，戏剧《来访者》让他获得多项莫里哀戏剧奖。同年，他离开大学教师岗位，正式成为专职作家。对别人来说，这也许是冒险；对他而言，却更像迟早要做的选择。
施米特始终相信，艺术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帮助人建立同理心。故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让人暂时离开狭窄的自我，去理解另一种命运。
八千年生命，不一定比短暂更幸福
近年，施米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一部规模庞大的系列小说《时间旅行者》。作品预计共八卷，主人公诺亚姆拥有八千岁寿命，却保持着25岁的身体与心智，在漫长时空中穿行，见证文明更迭和爱情轮回。
施米特说，这个构想在他25岁时就已出现，但他一直等了三十年，等到自己真正具备足够的历史、宗教、哲学和科学积累，才敢动笔。
在他看来，不朽未必是礼物。有限生命固然令人遗憾，却也因为有限而逼迫人认真做选择。相反，如果拥有无尽时间，人反而可能拖延、消磨，甚至失去情感的紧迫感。
谈到当下，他也没有回避人工智能。施米特认为，AI构成的是人类自恋的又一次打击，因为机器看上去可以快速复制文字、图像和创意，似乎稀释了文学与艺术的独特性。
但在他看来，真正的作者不只是“会写句子的人”，而是以独特方式理解世界、组织语言、构建世界观的人。即便这种世界观并不完美，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才不会沦为标准答案的流水线。
如果有一天所有写作都只剩下同一种正确样本，那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单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