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突然又有很多网友开始讨论起消失近一年的健康码。最初是一则未经证实的新闻写道，“广东已下线的健康码重现江湖。四川天府健康通、广东地区的粤康码在12月1日下午5时左右重新上线。”
在看到这则新闻后，就有很多网友纷纷开始查验手机中的健康码。据初步统计，目前仅有河北、河南、重庆已经是完全打不开了，其他省份都还有微信、支付宝或者app端能够打开健康码。
鉴于目前已进入冬季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就有不少网友揣测，码化管理的时代可能卷土重来。
健康码从未彻底下线
这个担忧让人揪心。事实上，尽管疫情过去已近一年，但各地的健康码从未彻底下线。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被明确要求下线的，只是在疫情期间又附加在健康码之上的对跨地区流动人员进行地市级定位的行程码。
在2022年12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求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并明令删除行程码上所附着的所有个人信息后，健康码的去留问题曾一度成为热议的问题。
也是在2023年的2月14日，广东省粤康码官方公告称，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管理的粤康码，将于2月16日11时起关闭老幼助查、健康申报、防疫工作台等服务入口，并针对下线的服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彻底删除、销毁服务相关所有数据。
彼时的新闻媒体以为，粤康码关闭服务是释放了彻底下线健康码的信号，但仔细阅读该则新闻会发现，粤康码所关闭的只是老幼助查、健康申报、防疫工作台等服务入口；管理粤康码的广东省政务数据管理局，至今都未宣布将粤康码进行彻底下线。
在粤康码关闭部分服务前后，各地也再无关于健康码去留的官方信息。也因此，各地网友能在手机上再次翻找到自己的健康码页面并不稀奇，健康码其实一直都还在那里，只是许久未用，登录信息已经过期。
为何对健康码“死灰复燃”有必要担忧？
网友忧心健康码“死灰复燃”，的确是太长时间为码化管理所累。
就在并不久远的过去三年，因为使用频次过高，健康码几乎成为人们每天都会使用的新型身份标识。它发挥着风险防控的重要功能，却也在很多时候成为束缚个人自由的工具，又由于是在应急状态下诞生，其在个人信息方面表现出的无差别全员收集、实时收集和事无巨细等特征，都隐藏着个人隐私被泄露和被滥用的巨大风险。
而在疫情防控中爆出的，诸如河南郑州为阻止储户维权而对其强行赋红码，丹东市发生的因为健康码黄码就被阻止市民外出看病，甚至在某地仅出现零星病例后，就对全域居民赋红码黄码等案件，都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健康码所存在的法治问题。
换句话说，健康码使个人很容易就沦为数据监控和数据操纵的对象。也正因如此，当国家防疫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健康码已不复存在必要时，公众普遍呼吁应彻底下线健康码，并将附着其上的个人数据进行永久性删除。
但在其存废去留问题上，一直都有另一种声音存在。认为健康码尚有存在必要的一种典型理由是，里面存储的疫苗接种信息，或许会在危重病人诊疗过程中为医生提供诊疗依据。但伴随数轮感染风波过去，此类信息的有效性早已彻底减退。
而彼时很多地方政府希望保留健康码的理由还有，万一疫情再来还能够重新启动以进行有效防控。但是，这个理由同样无法证立。
在经过过去三年的历练后，未来如果再出现疫情反复或爆发其他大规模传染病的情况，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更精细和更合规合法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而无需再像健康码一样，通过无差别全员收集、实时收集和事无巨细的方式进行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还有地方政府欲将健康码进行转型处理，即在进行去标识化和匿名化处理后，将健康码的数据信息继续保留，并转用做诸如健康医疗、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其他目的。
2022年12月，有地方政府尝试将“健康宝”和原有公共服务应用相融合，市民可自愿或自主授权，选择是否将健康宝的个人身份验证信息拓展到其他页面。但应者寥寥，之后也并无下文。
而当时人们反对将健康码转做他用的重要原因在于，健康码在信息收集上表现出“可长期保存且易跨平台复制转移认证”的特点，现有的脱敏化处理根本不能彻底消除个人隐私被暴露和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
但现在，打开疫情时的健康码小程序，我赫然发现它已经整体升级成另一个小程序。可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曾授权选择将信息转移，页面上出现的新二维码目前也未知其具体用途为何。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据此，地方政府如果未经公众同意就将健康码信息转做他用，已属违法行为。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有些地方市民应用中，依旧能查到曾经的个人健康状况、感染风险以及接种疫苗情况等信息，实时查询功能也依旧可用。疫情结束后，健康码APP如何就直接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的服务应用，过程中究竟关停了哪些功能，哪些功能目前依旧可用，对于普通用户都成了巨大谜团。
为何健康码的个人信息需要彻底销毁？
其实，最让人忌惮的，不只是健康宝功能仍旧可用，而是附着在健康码之上的个人信息是否时隔一年仍旧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里。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在“处理目的已完成、无法完成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
既然生成健康码的底层个人数据和衍生用户画像都与个人的人格尊严高度相关，在其已完成其既定功能后，最稳妥的处理方式仍旧是将个人信息进行彻底删除和集中销毁。
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不仅是其义务，也同样是个人重要的信息权利。这种要求删除信息的权利，在数据化时代又常常被称为“被遗忘权”，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在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已经完成或是处理目的已无必要时，避免个人信息被不当存储所可能导致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买卖，甚至是被用以其他目的的高度危险。
我们常说，在数据化时代，上帝会宽恕和宽恕我们的错误，但互联网不会。它会记住我们过去几年每一次的感冒发烧，每天涉足过的公共场所，并根据这些信息轨迹精准描摹出个人图像。所以，为了免于个人受困于历史记忆，对抗信息和数字技术给个人打上的永久烙印，人们应当拥有要求将其信息完全删除的权利。
但现在再回看这段历程，尽管彼时公众的呼声很高，但“存而不废”一直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的背后，能够明显看出个人信息对于政府治理和管控的巨大诱惑，也能窥到各地政府对于几年来已经习惯的码化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但也正因为健康码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国家机关，公众要求其彻底下线和删除信息就变得尤为困难；与各级政府在删除信息方面表现出的动力不足所相对的，也是公众的监督无力。
彼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应由中央统一安排部署健康码的下线和数据的删除销毁工作，以避免各地在疫情结束后仍旧各行其是。这种意见尚未被采纳，也未见落实。
此次四川天府健康通、广东地区的粤康码又突然“重出江湖”，虽然看似让人虚惊一场，但网友还能查验到健康码的页面也再次提醒我们，健康码仍未彻底下线，一些功能仍旧在默默运行，更重要的是，附着在其上的个人信息仍未被彻底销毁。
在数据化时代，没有人愿意活在他人无时不在的窥视之下，也没有人愿意成为他人也包括各地政府机构数据操纵的对象。为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彻底下线健康码，应再次被提上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