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所长张斌，最近撰文《扩大内需仍需公共投资挑大梁》。
开篇便追忆起2008年那4万亿和2015年棚户区改革的日子，笔调充满了怀旧之情——好似在重温某个失去的辉煌时代。
只是，这样的思路恰恰忽视了一个基本概念：边际效应规律。当投入规模不断扩张时，相同金额的投放所能产生的回报必然趋于递减。
数据明白无言：2008年广义货币（M2）余额仅为47.5万亿，如今已膨胀至356.8万亿。用个比喻来说——池子见底时加水会立竿见影，但如果已是汪洋一片，继续倒入还能指望什么效果？
该学者的核心主张是这样的：通过举债增加公共投资，倘若运用得法，不仅不会扩大债务风险，反而有可能降低之。
其逻辑基础在于：公共投资能创造就业、提升报酬，从而拉动消费增长。
此处却浮现了一个悖论：既然提升劳动收益能驱动消费，为何非要迂回——通过公共投资这个中介环节来操作？为何不径直向民众发放补贴，反而要让参与方从中汲取利益？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早已走出初期阶段，发展水平已属成熟。过度投入面临一个潜在陷阱：后续维护成本是无限的，这一核心问题似乎被刻意或无意地规避了。
本质上说，债务扩张只需有买单者即可。2008和2015年房价的疯狂便是明证——最后的账簿由普通民众来结，换来了短暂的繁荣幻影。
眼下居民储蓄在不断增加，若继续扩大债务体量，则可预期收入上升，进而驱动存款的大额消费释放，国内消费或许就此反弹。
房产曾是最强有力的消费吸血鬼——它不仅掏空了一家六代的当下现金，还把三十年的前景收入尽数锁定。当这条路愈渐堵塞，新能源汽车应运接棒，依靠财政贴补延续透支之路，如今这条捷径也在走向末路。
摆在眼前的一个疑问是：为何不能通过提高大众收入水平、建构真正健全的消费生态，偏偏要依赖这种透支明日的手段？这对那些学者而言真有这般艰难吗？
答案可能是：困难重重。当前的决策思维依旧回避直接补贴，青睐于加杠杆、砸资本，冠以「路径依赖」的美名，实质却反映出某种观念——国家不供养闲人，纵使要制造工作，也得人们出力才获薪酬。地铁安检岗就是缩影。
看看生育这等重大课题，许多地方的生育补贴都发放得参差不齐、举步维艰，再想象通过补贴撬动消费，无异于白日梦。
系统化的全民补贴制度迟迟未能启动（购房贴息仅是一隅试点），每遇困阻就回身践踏十年前的旧路，哪怕眼看城投债券还得付出4.3%的利息代价也死死坚守，这样的选择逻辑确实难以理解。
若真舍不得直接补贴，消费券不失为一条出路。设定有效期让其自动失效，或提高启用门槛至百元，这些变通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这又勾起人们对那场景的回忆——疫情期间民众抢夺消费券的光景，那种局促、小家子气的范儿，着实令人感慨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