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的疯狂文革岁月，夺去了数百万同胞的生命。在这些无声的亡灵里，高斌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身影。这位英国文学的研究者本该是知识世界里的知音，却因时势不合而成了异类。他在1957年印制的课堂讲义中，依然大胆提及”自由”这样的词汇。时至1966年”红八月”的风暴来临，他在陕西师范大学里做出了一个决绝的举动，成为校园里第一位以生命谢幕的教员。六十年的时光流转之后，一位年轻的研究者因缘际会购得了高斌遗留的讲义油印本，从而启动了一段寻踪之旅。本篇文章独家刊发，既是对一位学人如何在那个疯狂年代遭遇摧毁的记录，也映照了当代青年如何突破禁忌、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
1966年的8月23日，一个生命在西安南郊烈士陵园内终结了。他的名字叫高斌，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副教授的职务。一根绳索成了他的最后选择。当时，”革命”的狂飚已然吞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而一个人的离去，却悄无声响。即便时至今日，由于中国长期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回避态度，像高斌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的逝亡，仍然鲜为外人所知。
时间跳转到2026年，离高斌去世已满甲子年轮。一次偶然的网上购书中，这位研究者获得了高斌编纂的《苏联文学》讲义。牛皮纸的包装承载着蓝色铅字的印刷，油印工艺保留到今天，扉页标注着”1957年，西安”的信息。就从这部四百五十页、留有多处红笔批注的讲义出发，探寻之门缓缓打开。
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成于”反右运动”那一年的讲义，虽然不免充斥着”人民性”、”社会主义”之类的政治术语，但字里行间却透着民国时期那种温雅的学者气质，多处涉及”自由”的讨论。追寻者开始思考：1966年初秋，当文革刚刚拉开序幕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让一位曾去伦敦深造、归来建设新中国的知识人做出这样决绝的抉择？为此，他翻阅档案、走访图书馆、联系已故师长的学生，甚至找到了高斌唯一幸存的儿子，试图从零散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生轨迹。
1 抗战年月留洋求学 怀抱希望踏上归路
1917年的湖北汉阳县柏泉乡，一个贫苦家庭迎来了一个男孩。高斌，这是他的名字。到了十二岁那年，年少的他在地方报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见了月光》的文章，笔触展现出少年的才华与想象，也流露出内心的敏感与脆弱。
这些最早发表的文字，研究者是从民国时期的报纸上翻找到的。有趣的是，在当今中国，若要通过官方渠道查阅1949年之后的历史资料，困难重重；但对于1949年前的民国史籍，获取反而要容易得多。
幼年的高斌在故乡报纸发表的文章
根据可得的公开档案记载，能够勾勒出高斌青年时期的轨迹：他最初在湖北武昌的师范学校接受教育，之后短暂参与军旅生涯，后来考入中央军校，加入国民党，或许参与过1938年台儿庄一线的战事，还做过军队的教官。到了抗战后期，他脱离了军队，重新投身学业，1940年考入当时驻扎在陕西汉中城固的西北联大外语系，两年后又考上了空军官校十五期的飞行学员，短暂接受飞行训练，但因身体原因最终被遣返。在1942至1945年这段时间，他在复旦大学的外语系继续深造。
1947年，出身贫寒的高斌在克服了诸多困难之后，远渡英伦继续他的英国文学研究。当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他欣喜若狂，毫不迟疑地返回国土。这段经历不禁让人想起《一滴泪》中巫宁坤的人生际遇。
陕师大所编的校史人物志中记载，1950年的8月，高斌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院学习。他曾这样对友人说：”光明的日子我们望了太久，现在革命胜利了，哪还有理由不回来？”
到了1951年，高斌向组织表达了他的想法：”革命胜利之后，自己不远万里归来，终于可以分享成果。眼看昔日的朋友们都在进步，唯独自己似乎落伍了。毛主席曾说，革命如同一万里长城，第一步已走，前面仍有万里路程。许多革命事业尚待完成，年轻的我应该下功夫学习，为祖国的建设工作做好准备。”
他在总结反思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历史跨越两千年以上，没有任何时期能够与当下相提并论。身为炎黄子孙，理应把全部的精力贡献给国家，让祖国变成人间的天堂。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每个人的力量都应该献给祖国与人民。在学习告一段落之后，我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
经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思想改造”洗礼之后，1952年的高斌来到了西安。他先后在西北艺术学院、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职，后来这所院校更名为西安师范学院（到了1960年又并入陕西师范大学），他担任副教授，在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的课程。
2 1957年的讲台： “不愿用羞怯的琴弦去取悦沙皇”
根据查得的资料，1950年代的高斌开设过多门课程，包括”苏联文学”、”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写作”等等。他手编的《苏联文学》讲义油印版本，成了他留给世间的唯一著作。在这份讲义里，他提出了一些超越当时思想框架的观点，多次论及”自由”与”人道主义”的课题。比如他这样写道：”（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行为表示赞许，坚信自由的事业终将胜利。’自由会在门前欢欣地迎接你们，兄弟们会把剑递入你们手中’。作为诗人，他把自己的使命定位为：用’言语去点燃人民的心灵’，’学会为自由而歌唱’，而不是用’羞怯的竖琴去奉承沙皇’。”
论及屠格涅夫时，他强调其”贵族自由主义文学家”的身份。在讨论莱蒙托夫的作品时，他阐述了这位诗人如何通过半虚幻的象征手法来表达自由的理念。对于普希金，他还补充说道：”他为自己安排的任务是，用言语之光去照亮人们的心灵；在黑暗的岁月里颂扬自由，并为那些倒下的人伸出同情之手。”
可以看出，这是1957年的一个教授，在无所不在的政治条框之中，审慎地加入了自己的思考，然而他给学生的讲授框架，终究逃不出苏联及其政治体制的束缚。
高斌在1957年编著的《苏联文学》讲义，现已入藏文献网站
3 难以卸下的政治枷锁：躲过了”胡风”，却逃不了”右派”
自打1950年回到中国后，一个又一个政治的”帽子”在朝着高斌飞来。其中最先的一顶，就差点成了”胡风分子”。胡风曾是中共的文艺工作者与理论家，却在1955年被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全国数千人因此遭牵连。这场运动在建党后算得上首次针对知识界的大规模整肃行为。由于高斌曾在抗战时期于重庆复旦大学求学，与被列为”胡风集团核心”的诗人绿原相识，因此遭到审查。学生李武胜回忆说，高斌当时被隔离在陕师大老校区四楼的房间里进行审查，待遇如同犯人一般。他一度逃往北京，却在下火车的瞬间被捕并押回西安。最终的结论是他涉及”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总算没被冠以”胡风分子”的标签，这一次算是侥幸躲过了。
真正的厄运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与反右运动中降临。在西安师范学院的校报上，能看到高斌几条”鸣放”言论，他首先批评了苏联文艺的教条化倾向。
文学教授霍松林发表过一篇名为《批判高斌污蔑苏联文学的荒谬观点》的文章，其中记述了高斌反对苏联文学的言辞：
“他声称，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优于苏联文学，正因为它敢于揭露黑暗。当学生问他为何俄罗斯古典文学更出色时，他回答说：’人的本性是对现状的不满，俄罗斯古典文学正因为它勇敢地剖露了社会的黑暗面，所以读来令人印象深刻。’
“其次，他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胜出，在于它未曾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框架的限制。高斌向来诋毁马列理论。他曾说过：’唯物辩证法是天书，像魔术，玩的是障眼法，掌握它会导致胡乱蛮干’，’苏联的文学艺术充斥着教条化的东西’。
“他将俄罗斯古典文学中那些落后的、反动的因素，如’良心救赎论”非暴力主义”泛爱论’等等，用来毒害年轻一代。” “他从不深入剖析作品的阶级立场。对于《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著作，他一笔否决，声称它们是老套的、概念化的、缺乏艺术生命力。”
高斌的同事撰文批评其”反动言论”
更危险的是，他有着与储安平相似的政治观点，反对”以党为天下”的格局：
“那三样弊病（派系主义、官僚主义、主观武断）的根源，是由于党权替代了政权，党事包揽了一切。” “我们看到在苏联的人文科学和文艺领地里，除去少数几部作品外，其他都是翻来覆去的重申。”还有这样的言论：”汇报制度就是特务的监视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法治。”
他讲述自己的亲身体验：”我回到中国已有六年光景，参加工作五年，先后在两家学校授课。这段时间最让我寒心的，就是学术氛围的浅薄。我自己虽然学问不足，但看到这种现象也感到心疼。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正是导致学术生态贫瘠的主因。”
就像1957年许多真心响应毛泽东号召、想为党出谋划策的知识人一样，他也表达了自己对党和国家的深切关怀——”我眼下看到了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堕落的迹象。这比前年被当众斥为反革命还要伤心。因此，每当我和别人谈论这类丑闻时，眼泪和言语就一起流了出来。各位共产党员啊！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们把命运都交托给了你们，怎么能让腐败污染了你们呢！你们千万不能腐化啊！”
这些肺腑之言来自一个刚经历过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人，实在让人不禁叹息。他仿佛忘记了自身的处境，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而灾难却正在靠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刚展开，政治形势就急转直下，铺天盖地的批判浪潮涌来。在这段日子里，高斌既被他人揭批，也参与了对他人的批判，比如对好友、同事朱宝昌教授的举报，说他用佛学对抗马克思主义，对新生的共和国心存不满，没有爱国心。
一份文献记录了朱宝昌与高斌这两位好友为了自保而互相指控的过程。但无论两人如何对组织坦诚相待，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最后都被划为”右派”。
据陕西师范大学当时的副校长郭琦口头回忆，高斌被定为右派的直接原因，来自身边两位亲近人士的揭发信。但当上级前来核实这些揭发的证据时，高斌既不认可也不否认，始终沉默以对。结果组织得出结论：他的沉默比公开反对党的言论还要恶劣，说明他是顽固不化的，本身就表现出了右派的行为特征。最终他被定性为”极右分子”。他幸运的是没被送往夹边沟那样的劳改农场丧命，只是被撤销了副教授的头衔和薪水，被下放到西安郊区灞桥从事农村劳动两年。
文革期间西安某地的批斗大会现场
4 讲台上受欢迎的老师与”失去灵魂的政治贱民”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建立十周年，中共当局对一批表现尚可的右派进行了”摘帽”处理。经过几年的谨小慎微，高斌也被摘去了那顶帽子。
副校长郭琦回忆，反右之后的1958年里，从年初启动的”四害运动、讲卫生”爱国卫生活动开始，校园里就呈现出”天天有运动，不断掀高潮”的状态。全年无歇的政治活动，大字报如潮水般铺满校园，”宛若层层浪涛在校园里汹涌澎湃”。作为副校长的郭琦发现学生的大字报写作水平很差，一度想让高斌回到讲台来，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少反对声音。但郭琦力排众议，让高斌重新站上讲台讲授作文课，批阅学生的习作。
高斌是学生们怀念的师长。早年的学生雷省吾回忆：”一位身材适中、气质英俊的年轻教授，腋下夹着一个16开的黑色讲义夹，走进了教室。他扫了一眼全班同学后，把讲义夹放在讲台上，随即开讲普希金在世界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他口才流畅，吐字清晰，娓娓而谈，将听众引入了文学的殿堂……”
学生李贵仁（出版家，1989年六四后遭刑）的记忆是：”1961年上他的课时，整个学期的作文都由他当面批阅，让我受益无穷。” 在师生们的记忆里，高斌批改作文的认真程度令人印象深刻，几乎每篇都要打眉批和总体评语，用毛笔小楷字迹细致、严谨。
学生刘成章还记得，高斌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泛黄的书籍，不少是线装本。他经常俯身伏案批改学生的作业，办公室狭窄得只能容得下红墨、本子等必需品。年轻的助教如果来访，他会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身体侧向一边，同大家聊天——整个人显现出一种失落而沉落的气象。
“他自知并未违背过良心，心地坦荡，但不知为何，他常把自己隐没在深草丛中，显得紧张兮兮。有时在看书，听到有人进来，就赶紧从腿上拿开书籍，迅速塞入抽屉。”侯雁北这样回忆。
在这些回忆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政治气氛之下，一位知识分子的温和、警惕、懦弱与苦楚。
文革期间陕西师范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5 生命的终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扑面而来。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颁布，全国范围内纷纷组建了红卫兵的组织。陕西师大在五月下旬开始了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
与高斌同是右派的朱宝昌的妻子王汉华记得：”校园的每一面都被大字报贴满了，骂着先生和其他老师资产阶级的、为封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张目的学术思想。那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人被强行戴上高帽，胸前挂起标语牌，被红卫兵小兵们反复批斗。”
六月里，陕西师大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六月七日，中文系贴出了名为《陕西师大为谁办学》的大字报，攻击”资产阶级办学思路”。之后，校长郭琦被投进了”牛棚”。高斌作为陪同被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很可能也在这个时期被关进了牛棚。根据他的政治履历，他至少可以被冠上以下几顶帽子：因抗日时期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被列为”历史反革命”；因曾赴英国留学被指为”特务”；还有”胡风余孽”、”反革命右派”等。
8月1日，陕西师大文革筹委会成立。此后又有其他师生组建了”文革临时委员会”，校园随之分裂为两大派系，各种”兵团”和”战斗队”也随之出现。各个组织都宣称自己最革命，互相争斗，局面异常混乱。同时，对干部和教师的抄家、游行示众、批斗等暴力行为不断升级。
8月份，毛泽东开始接见红卫兵，对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造反表示支持。8月18日的接见之后，宋彬彬将名字改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也改为”红色要武中学”。这次接见点燃了全国掀起”武斗”浪潮的导火索。
文革期间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张贴的大字报
在陕西师范大学里，造反派学生组建了”八一八红卫兵团”，武力冲突进一步升级。名为”东风”的红卫兵组织在这段时间内进行了二十八次抄家行动，同时造反分子继续揪斗各种被定性为”妖魔鬼怪”的对象。高斌多年来积累的中英文藏书在这一时期被洗劫一空。
西安的”红八月”狂潮有多么凶残，从中学教师王冷的遭遇可以略知一二：西安三十七中的语文老师王冷，在8月28日那天遭到殴打。”他们强迫她在铺满碎玻璃的水泥地面上爬行、翻滚，遍体鳞伤地被打了四个多小时，之后又被刑讯逼供到天明。到了30日，红卫兵们在讲台上堆起两张课桌和两条长凳，最上面的凳子倒扣着，下面垫着砖块。他们鞭打王冷爬到最高处，强迫她站在倒扣的凳子横梁上来交代问题。凶手们故意摇晃凳子，让王冷反复坠地。在皮鞭的不断抽打下，她一次次爬上去，一次次掉下来，多次昏迷，伤痕累累……”独立纪录片导演周勍拍摄的《我记不清了》中对此有记录。
陕西师大的校园里同样发生了类似的暴行：6月8日，造反派用旧纸篓做成的高帽子羞辱副校长郭琦，6月9日郭琦被囚禁在牛棚里，8月13日文革筹委会再度纠集人手批斗郭琦。8月15日，三名中小学的女性”造反小将”向郭琦扔西瓜皮并殴打他，还试图强行将郭琦的母亲带到批斗现场陪斗，郭母因受惊吓引发心脏病，卧病在床。
陕西的各所高校——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工大等等，全都被席卷入这场红色风暴。在这场灾难的冲击下，高斌在8月23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了陕西师大有据可查的首位自杀身亡的教职员。9月6日，地理系的著名学者黄国璋夫妇和他的妻子范雪茵携手离世。同年还有作曲家吴梅的弟子、中文系教授孙为霆离开了人间。之后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大清算中，历史系的谭慧中（孙达人之妻）、外语系的孙荣先与康昭月，以及图书馆馆长曹世民等教师遭刑讯逼供致死。
1972年，一份名为《关于高斌自杀问题的结论》的文件这样写道：”虽然高某人在政治历史上存在问题，但总的来看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然而高某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够正确，面对群众运动也没能正确对待，选择自杀的方式显然是错误的。”
高斌自杀后”组织”给出的结论，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声明
6 家人的创伤：岁月无法抚平的伤痕
高斌在1960年代初与人结婚，1964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高在元。在离开人世之前，高斌曾经返回郑州，见过妻子和幼子。当高斌自我了断时，年仅两岁的高在元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时光如白驹过隙，到了2026年，笔者在郑州郊外找到了这位已经花甲之年的高在元，听他讲述父亲的故事。文革落幕后的1978年，他和母亲接到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纪念父亲的邀请。在从郑州到西安的列车上，母亲才首次向他讲述了父亲的一切。那时的他已经十四岁，这些年来，因为父亲的身份，他吃尽了苦头。
高斌离世一年多后，与妻儿的一张合照
“在去世前不久，父亲来过郑州一趟，见了我和母亲。那段时间，他已经把活不下去的念头和母亲说过。他曾经这么跟母亲讲：解放前吃了那么多苦，解放后反而被当成了罪人。”高在元回忆说，父亲临别时，母亲担心他的安全，通知了单位领导派人送他到西安，但终究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在他去世的那几天，每到夜幕降临，他的精神状况就会变得很奇怪，一直在大声呼唤我的名字，反反复复。那时候他可能已经陷入了绝望。”高在元说。
他听别人讲过，父亲在烈士陵园的果树林里结束生命时，经历了一番挣扎。他先用刀片在手臂上划伤血管，但没有导致死亡，疼痛难忍，他最后选择了上吊。发现遗体的人说，他的手臂和双手都沾满了血迹。
“父亲留下了两份遗书，一份给外人，一份给我的母亲。写给他人的信里，他劝人家劝母亲尽快改嫁。写给我妈的信，则嘱咐我不要再上学了，长大以后做个工人，这样能活得好好的。他就留了这两封信，可惜现在这两份文件都已经失落了。”
父亲的死后，高在元的母亲在郑州被当作反革命的家属遭受批斗。年幼的高在元被母亲带往批斗的现场。有一次，现场的情绪被激化，一位妇女拿起了一块鹅卵石，砸在了小高在元的头上。这个七岁的孩子的头骨被砸裂，伤疤一直留到了今天。
现在已是六十二岁的高在元，还记得1981年8月，父亲获得平反时的景象。当拿到薄薄的一张平反决定书时，母亲激动得吐出了一口血，喷在了对面的墙上，随即昏倒在地。他那时就坐在旁边，那一刻的景象至今还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