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北京，记者希金斯驾车经过了那座著名的广场。那是他第二次回到这里，距离上一次已逾三十年。那个血红的六月夜晚，他亲身目睹了部队如何用武装力量驱散那些为反贪腐、反不公正、反物价飞涨而聚集的学生和市民。
这一次的返华之旅由中方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精心组织。行程既有古刹的参访，也有厂房的考察，规划看似周到，却在最后时刻出现了令人不快的一幕。
他所在的队伍多为渴望积累粉丝和获取免费赠品的国外视频创作者。组织方让大家排成一列，站在一条巨大的横幅后方，齐声对镜头唱出：”Amazing China, Amazing Shanxi”（伟大的中国，伟大的山西）。
这一刻，他拒绝了参与，保持着冷漠的旁观姿态。但当晚回到太原的宾馆房间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态度是否过于严肃。让几十个外国人齐声颂歌，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显而易见、无伤大雅的宣传手法罢了。
更何况，他们参观的那座始建于十一世纪的古刹确实令人瞩目，新修的高速公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当晚，微信上收到了来自京城一位老友的讯息。这位友人是律师，为人诚恳且举止得当，面容英挺得仿佛出自官方宣传片中「优秀干部」的塑造。他们已有三十多年未曾见面，他原打算第二天登门拜访。
但遗憾的是，朋友在讯息中说他必须取消这次会面。据他说，某些从事国家安全工作的人员通过不明途径得知了记者的行动计划，直接来到他家敲门，明确指示他不能继续这次约见。
瞬间，对中国的感受从惊喜化作了惊恐。
希金斯曾在1980至1981年在华学习古代汉语，之后又在1987到1991年期间以驻华记者身份工作。时隔数十年，他在去年九月重返这个国家，此行的任务是进行为期半年的采访报道。对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既惊叹又迷茫——高铁网络纵横交错，现代化都市闪闪发光，人们对未来充满热忱，这一切都令他深感震撼，如同初次到访的游客般。
1981年，裹着围巾的希金斯出现在山东大学的食堂里。当时食堂供应的只有油腻的稀粥和馒头，粥里浮着一些不明来源的肉块。 Lars Freden
但是朋友的这条讯息打破了他心中的美梦：
“草木皆兵，”老友用这句成语提醒他，暗指当下安保机构的过度敏感——这个体系本身也经历了巨大的蜕变。规模更加庞大，权力边界扩张，通过微信这类即时通讯软件以及遍布各处的摄像头等技术手段，它现在拥有了对每个人实行全天候追踪的本领。
四十年来，中国完成了经济方面的华丽蜕变，这是无庸置疑的。然而，西方新闻界所谓的「贬低中国」的言辞，令北京的官方人士感到极其愤怒。那些被称为「反华倾向」的报道，其实是在放大中国经济方面的问题——虽然中国经济仍在前进，但增速在放缓——以及对中国无可争议的进步和吸引力的质疑。
在华期间，希金斯一直在努力消化这种矛盾感受：一方面，这个国度空前的繁荣，充满了进步的希冀；另一方面，它又笼罩着一种脆弱的安全感缺失，似乎危险潜伏在每个角落。
在申城期间，他和妻子常利用周末时光前往城北的虹口公园。在那里，众多中老年人自发汇聚，唱起他们年轻时代的歌曲。爱国歌曲是他们的最爱——有时能看到一位维吾尔族老人扮成卓别林的模样——完全是自愿的行为。
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热烈，以及对祖国的自豪，看起来都是发自内心。
可是，不远处矗立着一块官方警示牌，给这份欢快蒙上了阴影。上面写着：「防范间谍渗透，从你我做起，」并留下了举报电话号码。
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开始执掌大权以来，对信息的管控日益严厉，互联网防火墙也越来越高，无数国外网站对国内用户设置了屏障。伴随而来的是，对间谍活动的打击力度节节攀升。
国家的眼睛似乎无所不在，普通百姓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态度。
北京一条热闹的行人街道上的安防摄像头。国家究竟能看到和听到什么，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
从电视屏幕到街边广告牌，从报纸头版到网站首页，现任最高领导人的形象无处不在。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希金斯逗留期间接触过的数百位中国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当众说出他的名字。连外国人也往往会绕开这个话题，他们指代中国国家主席时，通常只是用手指向天花板。
在采访中接触到的所有中国人都避谈政事，只有一次例外：他造访了山西一处偏远地带、毛泽东年代的先进公社大寨，在那里遇到了一位爱国热情高涨的人。「你老实说，中国好还是美国好？」这个人不仅歌颂了中国的领导班子，贬抑了欧美，还朝他吼出了这句话。
政治上的异议声没人敢公开表达，但对经济现状的怨言却俯拾即是。特别是在海南这样房地产梦想骤然坍塌的地方。有个来自山东的离退休人员，把毕生所得和借款都用来在海南置业，后来那套房子的价值跌去了三分之一多。他说，他那位比他年轻很多的第二任妻子现在以他背负债务为由，威胁要同他离异。
海南一片荒置的高楼正在等待被拆除，这是今年一月拍摄的照片。
在上海一家纪念早期革命英烈的纪念馆前，希金斯遭遇了最接近公开对抗权力当局的一幕。
这位党员想要拍摄纪念馆的门脸时，巡警出面阻止，声称这样做是违法的，还对他进行了推搡和呵斥。激怒之下，他用脏话骂警察是「穿制服的地痞」。当记者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这个人借用毛泽东时期的标语作答，说党和官员应该「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常常忘记了」。
他的女儿看到了街道两侧密布的监控器，急忙叫住他别再说了。
从苏州河边上的新建楼宇里的住处走到最近的地铁口，只有一百多米的距离，但他数出了超过三十个指向行人的摄像头。进入地铁站要经过安检，检查人员态度恭敬地要求每位乘客把背包放进扫描仪。他们身后的器材柜里堆满了黑色的警棍、安全帽和其他防暴物资。在一张高档宠物食品的广告旁边，贴着一张宣传画，呼吁人们警惕那些不具体指向的安全威胁。
对所谓特务活动的极端敏感对试图获取讯息的海外记者来说，数十年来一直像一个诅咒。即便那些讯息再平凡不过。
当希金斯在八十年代担任驻华记者时，邻国苏联的共产体制正陷入衰落，民众对专制和权力垄断的不满在天安门广场汇聚成浪潮。血腥的镇压之后，官方新闻机构例行公事地指责海外记者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煽动「反革命叛乱」。两位美国新闻工作者因「用不合法的手段窃取国家机密」而被强制离境。
已于今年三月辞世的《纽约时报》资深特派员约翰·伯恩斯在1986年骑行穿越中国内陆时被逮捕，当时被指控是特务。这些控诉最后被撤销，但他被强行驱逐出了国境。
希金斯本人则因获得了标注为绝密的中共内部文件在1991年遭驱逐。该文件具体描述了对一些在内蒙古推动「分裂」活动的人群的压制行为——官方讳称这为对「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打击——这其实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觉醒的委婉说法。
希金斯走进一条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北京饭店周边的地下通廊。
过去的时代里，跟踪记者的那些人背着暗藏摄像机的包。到了现在，虽然追踪者依然存在，但手上已经换成了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摄像设备。
在那座毛泽东年代的示范社区大寨，希金斯和摄影师始终被几位表情木讷的男子跟踪，有人开车，有人步行。在海南，一个人从街头一路跟到了阳光灿烂的沙滩。当他们活动时，那个人假装接电话，但摄像镜头始终对着他们。不过如今，大部分的监视职能已经由人工智能体系承担，这套系统会自动对涉及外国新闻工作者等潜在「捣乱者」的通讯活动发出告警。
微信及其他在华运行的通讯软件声称要保护用户隐私，很多中国人也喜欢这些工具带来的便捷。但法律条款，如《网络安全法》，规定这类应用必须向官方部门交付用户数据。这就让个人的被监控变成了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外国新闻记者将这一经历视为一个数字化的反乌托邦梦魇。
意识到经由微信进行的任何通讯都可能给老友带来被监管部门注目的风险后，他决定减少与他们的联络。但有个朋友主动找上了他，这位女士是一名已退休高官的女儿，在国外生活了多年后因公职回国。
他们在上海一起共进午宴，聊起了1980年代的往事和那些共同的友人，这些人现在几乎都住在国外。这位女友对电视连续剧《繁花》赞叹不已。这部三十集的精品电视剧充斥着对上海九十年代勃发时期的怀想，那是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社会管制相对松动的年代，当时党放宽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实施的铁血统治。
他们在聚餐中完全回避了过往闲聊中经常涉及的政治传闻。菜肴的滋味让人印象深刻。
当希金斯以学生身份初次抵达中国时，他住在东部的工业城市济南，一座被煤烟浸染了的都市。此时这座城市正从1976年结束的十年社会混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慢慢恢复。
当时经济极其凋敝。米粮、布料乃至火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缺乏，买东西要凭证件。他所在的山东大学食堂只有油水很大的粥和馒头，粥里浮着身份不明的肉片。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门。1980至1981年期间，希金斯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中文。如今，校园由保卫人员把手，周围布满了摄像头。
当年《时代》周刊评选时任最高统治者邓小平为「年度人物」，大加赞美他「描绘的新中国愿景」。
邓小平确保了党对权力的牢固掌握，但他为国家描绘的蓝图依然充满了试验性的开放。这就是著名的「摸着石头渡河」的哲学，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坦诚态度，使得校园里洋溢着关于如何达成「繁荣昌盛」这一宏大梦想的激烈讨论。
现任领导人继承了这个宏大目标，但用教条式的绝对性替代了邓小平的「摸着石头渡河」。全社会被要求对现领导人思想——他为「新时代」规划的宏图——表现出「绝对的赤诚」，没有回旋余地。
在学生时代，山东大学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现在和全国其他高等学府一样，校园被严防死守，摄像头随处可见。
校园里至今还保留着他学生时期留下的几座建筑，其中包括由德国人修建的雄伟天主教堂，它曾被改成仓库和工业厂房。这座教堂后来得到了全面整修，重新恢复了宗教功能，但只有愿意填写登记表并展示护照或身份卡的基督信众才被允许进入。
这座济南的教堂由日耳曼工程师在百年前修建，现已恢复宗教用途，但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第一次从北京乘铁路到达济南时，整个旅程耗时一整晚。如今只需不足两小时。济南原来的火车站是二十世纪初由德国人在市区中心设计建造的新艺术风格宏伟建筑，如今已成废墟，取而代之的是郊外的一栋摩天建筑群。
他偶然碰见了一位昔日的大学同窗。在回忆中，这个人曾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他在上海经商，专门销售私人飞机。他常常怀念那个除了党权以外一切都可自由讨论的时期。
他说，必须经常自我约束，虽然这让人失望，但如果与中国在许多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相对照，这种代价实在微不足道。
在济南期间，希金斯拜访了一位故人的墓地。在学生年代，他时常到访这个人那里，因为此人对中国那段现在被刻意隐瞒的历史有着切身体验。希金斯昵称他为「老温」，但他的实名叫詹姆斯·温纳雷斯。他曾经是美国军人，在1950年至1953年朝鲜半岛战争中被中国军队俘获，他选择留在了俘获他的人身边，最后被安置在了济南。
十年浩劫期间，他被冠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开除出工厂，而后被分配去拉板车。他那时的中国妻子——他三个妻子中的第二任——被迫在压力下与他分手。
当希金斯在1980年认识他时，他已经被平反昭雪。他已经有了新的妻子，在学院里谋得了一份英语讲师的新职位。为了远离新的麻烦，他在宿舍的墙上贴满了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肖像。华国锋是毛去世后继任的党中央领导。
当他告诉老温，华国锋的画像突然在他的课堂里消失了时，老温感到了强烈的恐惧——这明确表示华国锋也遭到了打击。
「这他妈的实在莫名其妙，」他发出了一声叹息。老温于2001年在济南与世长辞。
詹姆斯·温纳雷斯的墓碑。这位美国士兵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选择在中国生根，2001年卒于济南。
他的儿子移民美国后，自掏腰包为他竖立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碑，坐落在济南郊外一所新建的公共陵园内。碑面上用金色英文字体刻着，他并没有离开，只是「消融于时光」。碑的背面用中文表述，他是一位「崇尚和平、热爱生活、热爱中华民族的美国人」。
至于他生前蒙受的各种苦难，只字未提。
笼罩中国许多历史记忆的沉默在天安门广场达到了令人寒栗的顶点。他上一次到访这里时，时间是1989年6月3日午夜至4日清晨，那时军队持枪射击，从抗争的学子手中夺回了广场。
到希金斯在1991年离开北京的时候，环绕广场的路面已经被重新铺设，坦克履带的痕迹被抹去。广场恢复成为了公众活动场所，随处可见放飞风筝和家长陪伴孩童的景象。
今日，这座国家首都的象征性广场不再具有莫斯科红场或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那样令人舒心的魅力，而是变成了一处需要事先申请、死气沉沉的地带。放飞风筝被禁止了。所有游客——主要是来自内地的观光客——都需接受严苛的检测程序。
在今年一月造访之前，他和妻子必须提前通过微信完成在线申请。批准后，他们在三个采用机场级别安检装置的检查点排队候检了两个小时，呈递护照和电子许可证。
在最后一个安检环节，一名安检工作者注意到了他妻子带的一支笔，坚称笔芯内装的是红色墨水，而这类笔芯在此地是违禁品。她没有解释背景，但在1989年学潮期间，曾有人向广场上那幅著名的毛泽东肖像上泼洒了红色颜料。安检队长后来拿这支笔在白纸上试了一笔，发现墨液是棕色而非红色，才准许他们进入。
如今已经离开中国的希金斯，时常陷入思考：一个自信且掌握核武器的国际强国，到底在害怕一支装了红墨水的笔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