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美期间，习近平国家主席多次强调要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框架涉及外交沟通、经济贸易、人工智能发展以及两国军事防控等多个层面。他还频繁回顾历史，强调中美曾携手抗击法西斯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明确表示美国应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在台湾议题上采取审慎态度。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指出，中方似乎有意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台湾问题以及「台独」风险的防范，都纳入这个战略稳定关系的大框架之中。
9月24日（星期四），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会上，习近平强调需要把今年5月份两人共同确立的关系愿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并表示应该按照「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这样的方向来推进中美关系。
中方公布的会谈纪要涉及多个合作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经济贸易、执法合作和军事沟通等。值得注意的是，纪要特别指出，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反对立场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谨慎做法，是中美战略合作及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此次访美的各项论述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成为了贯穿始终的又一个重要主题。
习近平在欢迎仪式的讲话中提及中美曾「齐心协力对抗法西斯侵略」的往事；后来的国宴致辞则深入阐述了双方共同「反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包括驼峰航线运输线的贡献、中方军民援救美国飞行员的事迹，以及两国民间长期的文化与人员交往。
特朗普的致辞同样涉及二战时期的中美合作，却强调了不同的侧面。
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特别提及了「飞虎队」这一历史符号，还讲述了源于中文「工合」、至今为美军陆战队所沿用的「gung ho」一词。他指出，中美在二战中曾是亲密的军事盟友，由此自然过渡到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展望：就如同两国人民曾经携手赢得那场战争一样，他与习近平也应该继续深化合作，共同为两个国家的人民开创更加光明的前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尽管两位领导人都将话题指向了二战，但各自的着眼点并不相同。习近平通过强调当年的共同抗战行为，实际上是在强化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强调，同时隐含着对美国应该对日本当下的安全政策加以约束的提醒。而特朗普则是在挖掘双方过去合作成功的经验，意在为今天中美在重大事务上的合作铺设基础。
不过，吴心伯也强调，这种修辞上的呼应，并不足以说明美国在日本政策或台湾议题上有向中方靠近的实际举动。
近年来，中国在相关论述中一直将台湾问题与「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这一框架相结合。北京强调，《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两份历史文件明确规定了台湾应当回归中国，同时也将联合国大会1971年第2758号决议与「一个中国」这一基本原则挂钩，从而形成了一条从二战历史直通台湾问题的完整叙述链条。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贤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另一个角度的解读。他认为，北京口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预防中美直接冲突，而是越来越强调要将战后国际秩序、台湾议题以及「台独」问题这三个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王信贤进一步指出，在北京近期对美国的表述中，「台湾问题」和「台独问题」这两个概念虽然相关但并非等同。其中，「台独问题」被明确定位为一条触犯不得的红线，被认为有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的冲击。
王信贤的判断是，北京希望将经济贸易、芬太尼问题、人工智能等美方所关心的议题，与涉及台湾的敏感问题纳入到同一个战略稳定的整体框架内。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或「台独」防范的问题上缺乏配合态度，那么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会相应地面临风险。
在习近平计划于星期五（9月25日）结束此次访美行程之前，特朗普将带他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特朗普在欢迎辞中阐述了这次参观的意义，称两人将有机会欣赏到美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几件瑰宝，这包括开国大典的《独立宣言》、美国的宪法文本、体现人民权利的《权利法案》，以及那些记录中美两国长期友谊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
这一参观活动也因为可能涉及到与台湾相关的历史档案而引起外界的关注和解读。
路透社曾在习近平出发前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指出北京方面可能会趁此机会在档案馆内重温并重申1982年签署的《八一七公报》，用以督促美方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份公报的核心内容就是处理美对台的武器供应问题，美国当时承诺不会进行长期的台湾军售计划，并表示会逐步减少相关援助。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八一七公报》正式发表的同一天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明确指出，减少对台军售必须与北京方面继续通过和平手段来处理台湾问题的承诺相互挂钩。
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的唐安竹向本报表示，在中美议题中，台湾始终处于最灵敏、最具争议性的地位，北京在每一次高级别会晤中都必然会重申其立场。不过，根据公开的会谈纪要来看，这一次特朗普似乎并未在台湾的问题上展现出退让的姿态，同样地，习近平也并没有在美国所优先关切的领域内做出妥协。
唐安竹用「有礼貌的僵局」来描绘当今的中美关系现状，他所指的是，虽然双方在实质问题上缺乏突破性进展，但却能保持表面上的政治礼仪和友善氛围，这为两国工作层级的继续协商保留了空间。然而唐安竹也坦言，这种表面的稳定局面本质上仍然相当脆弱，它主要依赖于两位领导人个人的意愿与偏好，而非建立在双方实际存在、也是目前所欠缺的深层共同利益和真正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