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7月发布的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达到11.29万人，这是首次突破十万大关；在校博士生规模为75.36万人。从2001年至今，累计授予的博士学位已超133万个。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截至2024年底，全国驴的存栏数仅为129.9万头，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从纯粹的数量对比来看，这个说法并非无稽之谈——中国的博士数量确实已经超越了驴的数量。
令人惊异的是增长的速度之快。2020年时全国博士招生人数只有11.6万人，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跃升至20.16万人，短短五年内增幅超过七成。
这种扩张不可避免地在就业市场上留下了痕迹——博士就业竞争激烈、教职竞争加剧、博后岗位内卷，这些现象显然存在。然而，若由此推断中国博士已经饱和，这个结论就过于武断了。
首先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考察。在发达国家中，博士学位的普及程度远超中国。美国2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约2%拥有博士学位，总人数约450万；德国这一比例约为1.9%；法国约为1%；瑞士最高，约为3.3%。
而中国的情况大相径庭。14亿人口中，博士占比仅约0.1%，还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如果说总量上的差距主要源于发展阶段的不同，那么观察当前每年新增的博士毕业生在同龄人中的占比情况更有说服力。美国在2023—2024学年授予58131个研究型博士学位，按毕业年龄中位数推算，约占同龄人群的1.3%。德国2024年博士毕业人数约2.8万，占比约2.7%。而我国2025年毕业的11.29万博士，占同龄人比例仅约0.5%；即便按照当年招生人数20.16万计算，比例也不过1%左右。
博士教育规模的密度明显不足，每年的人才产出比例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在此背景下讨论「博士过剩」为时过早。
若从学科结构层面进行分析，或许能找到「卷」这种现象的真正根源。
在我国的博士招生结构中，理工农医类学位已占总数的80%以上，最新的这部分数据来自教育部2023年的统计；扩招的新增名额，主要集中在理工科领域。
这与美国的情况高度契合——美国新授予的博士学位中，科学与工程类占比达79%，在学科分布结构上，我们其实已经基本持平了。
那么供过于求的感觉究竟源自何处呢？实际上，真正出现过剩迹象的，主要是占比约20%的人文科学类博士。
其一，人文社科博士的职业出口非常有限，可选择的工作领域无外乎高等教育机构、党校、社会科学研究院所以及公务员体系。在这些选项中，大多数毕业生的目光最终还是落在了大学教师岗位上。
其二，求职需求层面正在萎缩。根据学术界的测算，全国高校系统每年能够提供的职位总数约3.5万个，但这些岗位中还包括学生辅导员、行政和后勤人员等并非专为博士设置的职务。
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却在批量关闭文科专业、精简人文学科的教师编制，与之相悖的是，文科类博士学位授权点的数量反而在上升。
其三，在产业界的承接能力上也存在局限。理科工科的博士毕业生还有机会进入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而人文科学类博士对应的商业化岗位本来就寥寥可数，被迫聚集在高校这唯一的渠道中竞争，结果是录用标准随之水涨船高。
这个现象并非中国特有。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近年来，美国数十家高等院校已经叫停了140多个人文社科领域硕博项目的新生招收。
以哈佛大学为例，它正在削减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芝加哥大学的举措更为激进，直接宣布停止招生或缩减多个人文博士项目。可见，人文学科博士数量过多，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问题。
然而，占绝对多数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持有者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们并非处于过剩状态，反而面临着严重不足。
以美国作为对标。美国每年授予5.8万个研究型博士学位，其中近八成都集中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反观中国留学生，在2023学年就获得了7114个研究型博士学位。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博士的职业流向问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揭示了这一点：从存量看，美国拥有理工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员中，被民营企业雇佣的比例（47%）已经高于高等教育机构（44%）；从增量看，在2023学年直接签署非博士后岗位合同的博士中，仅有34.2%最终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
相比之下，我国2023届的博士毕业生中，选择在企业就职的比例仅略高于五分之一。
由此可见，美国的博士人才广泛分布于产业领域，而我国的博士则主要集中于体制内部门。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博士总数过多，而在于产业领域中博士人才的配置严重不足。
而产业实现升级所最为急需的，恰好正是博士层次的人才。
数据表明，截至2025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其中从事前沿科技的占85.1%。在这些企业的创始人中，具备硕博学位的比例超过七成，拥有博士学位的创始人占比超过四成，相比前一年提升了5.5个百分点，首次超越其他学历水平成为独角兽创始人中比例最高的学历背景。
在那些有希望成为下一批独角兽企业的潜在种子企业中，前沿科技领域的占比已经突破九成。
十年之前，商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掌握土地和资源；而在当下，决定竞争力的是人才的头脑。无论是芯片产业、人工智能、新型药物开发，还是商业太空探索，想要进入这些领域的竞赛，都需要配备成体系的博士研究人员。
因此，博士人才的价值并不是在产业升级成功后才显现的；相反，产业升级这一目标的达成，本身就必须依靠博士队伍来推动实现。
基于以上分析，我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继续增加理工科博士的培养规模，乃是实现2035年产业升级换代的必要前提。根据中国当前的产业规模，未来每年需要二三十万名理工医类博士毕业生的供应，这个数字并不过分。
第二，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疏通而非压缩——既要为博士进入产业界创造更多通路，又要对文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进行坚定地精简。
第三，对于每一个考生而言，不必被笼统的「博士学位贬值」论调所迷惑。虽然文科博士学位的培养在缩量，但理工科博士的前景依然广阔，只要选择正确的学科领域，博士学位仍然代表着当下最具经济回报的长期人生投资选项之一。
总结而言，博士数量真的比驴多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当前的统计数据中确实如此。然而，对于一个正面临着爬坡越坎挑战的制造业大国而言，中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博士人才饱和，还存在着整整一个数量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