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所获刑罚，源于一桩托人情、谋救援被查官员的案件。
2022年8月，张增强——原鲁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遭留置调查。张增强的三弟张增建回忆，当时范旭峰主动找上门，声称能够化解危局，但需向某位「领导」奉献300万元。
这位「领导」名叫张宏金，与高军军相识，被介绍的身份是「中央纪委退休干部」。对此，张宏金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确实收过300万元现金。他声称曾去找河南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位副支队长以及「曾为北京某部队首长驾车的郭恒」，但这些努力最终都没有奏效。随后，他将180万元返还给高军军，另有80万元转交给商人朱磊以供其转还。2024年上半年当张宏金被拘留时，警方冻结了最后的40万元。
然而回到高军军名下的资金却未能悉数交付张增建。高军军之姐高晓丽指出，在张宏金无法解救张增强的局面下，高军军又碰上第二个「政治骗徒」，为继续图谋救援张增强，这笔钱遭窃。高晓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眼下我们一家人已卖掉房产、自行筹资，才得以清偿张增建80万元。」
张增建手中所得的退款，仅为高军军家族返还的部分资金。受访的多人均表示，张增建为营救张增强而支出的整个300万元应当被依法追缴。图/受访者提供
金钱诱惑下的营救幻想
2022年5月，张增强辞去了鲁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一职。随之，他获派县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主任，但这个职位也很短命，因为同年8月他就被采取了留置措施。
高军军事后撰写的说明材料中提到，张增强在职场上对范旭峰照顾备至。「留置前，张增强得悉纪委在查他。他担心有变，就托范旭峰去走门路找人，让她联系三弟张增建，声称自己之前在张增建那里放过款项。」
按高军军的说法，张增强遭留置不久，朱磊便积极主动地找到他和范旭峰，表示张宏金只需300万就能搞定张增强这桩事。
在此之前的半年，高军军经朱磊牵线介绍认识了张宏金。朱磊的介绍词是：「中央纪委领导」。张宏金本人也这样自我介绍，并宣称自己在「中央和河南省都有广泛的人脉」。朱磊随后的陈述也佐证了这一说法——他提到那年张宏金曾向他提及正在办理「中央纪委离职手续」。
高晓丽透露，高军军不止一次向家人吹嘘张宏金的「分量」。「他跟我弟说，张在中央纪委手中破过无数大案，河南省卫健委某位领导是他的『干妹妹』，疫情期间这位『妹妹』还特意寄给他抗病毒的药。虽然他已经退休，可他所提拔的人现在还在重要岗位上。」高晓丽补充说，张宏金还赠予高军军一件带警徽图案的水杯和腰带套装。高军军一旦收到这样的「礼物」，自然以为张与执法部门的联系非同一般，对其「中央纪委退休干部」的身份就更加坚信不移。
因此，当张宏金提议用300万就能「搞定张增强」，高军军便深信不疑了。张宏金之后的回忆中，他声称自己说过这番话：「我认得中央纪委的领导，也认得以前给北京部队将军当过司机的郭恒。郭恒能托中央纪委的领导向省纪委打个招呼，那样张增强就能被放出来。」而高军军的回忆略有不同——他说张宏金讲过郭恒是中央纪委的现任职员，两个人从前在一个部门干过，郭恒算是他的「小老弟」。「我跟郭恒还视频通过话，这哥们儿有四五十岁，头发也不太多。」
根据张增建的陈述，2022年8月14日夜间，他交付给范旭峰一个装着200万现金的酒箱。到了第二天，他又转交了一个装有100万现金的酒箱。
法院经查认定，高军军夫妇将张宏金误作了「中央纪委的退休人员」。高军军遂将300万元现金交付张宏金，希望其能就张增强案件发动关系疏通，张宏金随之表示已联络上河南某市公安刑侦队副队长何某强（已故）和郭恒，欲为张增强的问题谋取解决之道。
张宏金事后坦承曾送给何某强100万元，何以自己「工作压力大」为由，反手退了20万让张支配。之后何某强三番五次地来索要总计40万元，最终却告诉张，这事儿「办不成」。但鉴于何已经过世，张宏金的这番话无以验证。张宏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还曾设法联系郭恒，但郭恒同样答复「办不了」。
法院判决认定，至中秋时节，调查部门对张增强的审查仍未松口，张增建因此开始怀疑高军军夫妇是否真能成功「营救」。当他要求范旭峰归还款项时，范旭峰却以「还在跑关系」搪塞，拒不退钱。此外，张宏金察觉到为张增强「脱困」的难度超乎想象，于2022年10月前后分期归还180万给高军军。然则高军军夫妻二人并未将返款交付张增建。
至2023年7月，叶县法院对张增强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和受贿罪名判处张增强11年有期徒刑。随即在次月，张增建向鲁山县公安机关报警指控自己遭诈。当月23日，鲁山警方依法立案。
至2023年7月12日，河南鲁山县应急管理局原局长张增强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图/受访者提供
随着真相大白，张宏金在当年底部分阶段内将涉诉的80万元托付朱磊转交高军军。惟这80万最终也没有送到张增建手里。高晓丽解释，是朱磊隐瞒了这笔资金的来由。「朱磊暗地里挪用其中10万，剩余70万则以自家姐姐朱小培的表面名义『借贷』给高军军。高军军那时并不晓得这钱是张宏金的退款。」
换句话说，到这一刻为止，高军军夫妇已经到手250万元的偿款，朱磊各自吞下10万，张宏金私吞了40万。到了2024年2月，高军军和张宏金双双遭到刑拘。三月间，张宏金、朱磊先后向鲁山警方交付了剩余的40万和被截留的10万。时隔一年半之久，范旭峰及高军军的亲属才清偿给张增建80万。眼下为止，还有170万石沉大海。
至2026年3月10日，鲁山县法院宣布判决：范旭峰以诈骗罪获刑12年，高军军以诈骗罪获刑9年。6月30日，平顶山中级法院维持该判决。《中国新闻周刊》采取电话、短信等途径多次试图联系张增建与朱磊等人，但截止稿件发出前未获任何回复。
屡次投资「空中楼阁」的代价
高军军交代，2023年10月间，在第一阶段的取保候审中，他经朱磊牵线邂逅了一位名为侯轶的人士。「朱磊对我说，侯轶的二哥在国家安全委任职，与中央纪委、公安部的主要领导关系紧密，在河南省委的若干常委、省级司法机关的主管领导、平顶山市纪委、市级司法机关的高层中都有交集，他二哥足以帮我解决官司。他还嘱咐我和范旭峰保持沉默，要不然没人救得了咱们。」高军军表示。
高军军叙述，侯轶向他示意，自己可以为高军军夫妻俩排忧解难，还能协助张增强刑期减轻、办理外出就医。整个2023年，侯轶分三个阶段索取了155万元。
高军军说明，2024年二度取保候审后，他又与侯轶相会，此后源源不断地以现金和银行划账的形式交给侯轶，目的是要其「开展公安部、省纪委、省法院等关键人物的工作」。2025年4月，侯轶再次索取10万元现金作为「公关费」。高军军描述，他累计付给侯轶的现金与转账合计为375万元。
眼看着侯轶不断伸手要钱，但事情毫无进展，高军军开始质疑侯轶的真实身份。2025年7月，高军军主动要求侯轶返还款项。「他既不退钱，还把我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我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2025年8月，高军军的父亲报警，指控侯轶涉嫌诈骗。鲁山警方遂立案调查。翌年1月，高晓丽获悉侯轶已在大连被当地警方抓捕。高军军举报的涉案总额中，由于部分为现金支付难以举证，警方仅根据银行转账凭证认定侯涉嫌诈骗的金额为205万元。高晓丽指出，侯轶案于2026年7月在鲁山县法院开庭审理，目前判决未出。
鲁山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中队长郭欢笑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侯轶一案已进入法庭阶段。
一人千面：虚假身份背后的诈骗链条
「张主任」「张处长」「张检」等多种身份在张宏金的手上被随意切换。郑州某区的家长王燕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她籍贯鲁山县。2022年那年，她与同县老乡朱磊闲聊起孩子马上要小升初，打算为娃找所满意的学府。
朱磊跟王燕说，自己认得「张宏金主任」，此人能帮她的忙。王燕说，她与张宏金碰过一次面后，张宏金不仅自我介绍是「中央纪委的退休人士」，还声称与教育局局长有私交，在河南省的官场人脉也很广。「张宏金还吹嘘说自己吃鱼得10斤以上的、现宰活鱼，住旅馆也仅限套房等级。听完这些，我觉得他确实不是平凡之辈。他后来开口要4万块去『活动』，我就交了。」由于后来毫无转机，王燕最终还是把钱讨了回来。
高晓丽称，张宏金曾送给高军军一套带有警徽图案的水杯和腰带，高军军收到后，以为张跟警方关系也非常不一般，对其「中央纪委退休干部」的身份更加深信不疑。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张宏金在对外的宣传中，曾用过「检查舆论监督网调研室主任」这一身份登场于各类互联网阵地。张宏金承认，自己在那家网站待过五六年，确实担任过「处长」这样的头衔。「我的工作不计薪酬，核心就是做正能量的宣传。该网站已在2025年关闭。」
张宏金还对外宣称过自己是「洛阳区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中国新闻周刊》在一段名叫「检查舆论监督网2021年年终总结表彰大会」的视频素材里，看到主持人在介绍他时点名说出了「洛阳区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本网调研处主任张宏金」，张宏金闻言后，做出了双手合十、转身面对与会人员致谢的举动。
张宏金称自己从未在检察院工作过，但却以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名义参加过公开活动。图/视频截图
然而，当《中国新闻周刊》逐一提问——「洛阳区」具体指洛阳哪一区，他是否曾任副检察长等——户口簿地址登记在洛阳偃师市城关镇窑头村的张宏金改口了，声称自己「根本没进过检察院工作过」。他辩称自己没有任何政治履历。「我今年65岁（虚岁），说白了就是一介平民、一个老农。」
据悉，事件发生之后，张宏金和朱磊均未被追诉。某顶尖学府法学院的刑法讲师杨新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张宏金的所为关乎两项控罪——招摇撞骗和诈骗。
依照刑法条款，要成立招摇撞骗罪的先决条件是「冒充国家公务机构的在职人员身份」，退休人士不在此列。因此，张宏金假扮检察院原副检察长或中央纪委的退休干部，都达不到招摇撞骗罪的立案标准。
杨新华的观点是，张宏金该否被定为诈骗罪，症结在于能否证实他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意思。倘若他虽假扮身份，但自信有本事把事干成，在这个信念下收纳他人金钱，待到事情告吹后又及时返款，就很难证明其存心非法占有。基于这点，张宏金最终得以逃脱刑责。
另外，假设张宏金成立诈骗或招摇撞骗之罪，那么充当「中介」的朱磊方能按照从犯论处。「就张宏金和朱磊所为的这一类问题，眼下我国法律条款还没有给出清晰的罪名定位。」杨新华向《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然而，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毛立新持不同意见。毛立新认为，张宏金实际上冒充了中央纪委的离退人员身份，并具有诈骗他人钱财的主观目的，他事后的退款举措仅属于退赃表现，无法掩盖其诈骗的本质。
此案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张增建为了「救张增强」所费的300万的法律属性如何界定。依判决书的记载，法院责令这笔款返还张增建。某大学法学院的知名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按司法解释条款，本案中行贿未遂的那300万应该被收缴国库。
至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法律适用解释（二）》，其中规定，若赃款赃物还未送到受贿方或已返还行贿方，则按法律追缴给行贿人；若由第三人保管，则向第三人追缴。
杨新华和毛立新的看法一致：张增强和张增建明白无误地了解拿出300万的用途——「捞人」——这种给付来源不正当，初心是干扰司法程序，符合行贿的定义，该笔资金应当被追缴。毛立新补充说，在张增强一案里，高军军夫妻二人从中牵线搭桥、促成他人行贿的行为，也许也能被认定为行贿罪的共谋人。
毛立新进一步强调，侦查机关必须锁定那300万的出处和属性。若能查实是张增强贪污或贿赂所获，则涉嫌贪赃枉法；若来源未明但远超合法工资，则涉嫌拥有来路不明的巨额资产之罪。无论属于上述哪一种，只要张增强已判决的涉案金额还没纳入这笔钱，就属于漏诉，张增强应补充承担法律后果。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高军军先后经历了两次取保候审，两段时间加总已超16个月。
杨新华、毛立新等多位参与采访的法学工作者提出，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对涉嫌人、被追诉人实施取保的周期上限为12个月。「这里的『期限』是指各个诉讼阶段的取保总长。」
对于高军军为何被取保、期限何以超额等疑问，《中国新闻周刊》多次通过通话和短信与郭欢笑沟通，但直到刊发前未能获得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