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_Cn) September 17, 2026
海外侨民的恐惧之声在网络传播：「我再也不敢回国了，生怕再也出不去了。」这一声叹息引起了法国《费加罗报》驻亚洲记者的深入关注。他们的报道揭示了中国最新规定的核心意图——通过强化出国管制来遏制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流出。
但这一举措却暴露出国家政策的内部矛盾：当局向海外游客敞开欢迎之门，却对本国公民紧闭出国之路。自9月15日生效的新规，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名义，正式赋予了政府限制国民出境的法律依据。
根据总理李强批准的这份法令规定，海关人员现已获得广泛权力。他们可以要求离境旅客说明出国事由，并能以国家和个人安全风险，以及保护国家科技进步等理由予以阻拦。这套法律框架赋予管理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之大，足以用来阻止人才外流、缉捕违法分子，或限制任何被当权政权认定为异议人士的活动。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的人口流动管制已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充斥着民众的无奈感受：「世界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种对现实的感叹道出了普遍的失望和困顿。
不明确的执行标准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硅谷的科技优势对中国构成战略压力。在此背景下，这项新法案应运而生，其首要目标就是防止人才向海外流动。法律条款明确指出，若公民「危害国家工业与技术安全」，安全部门可拒绝其出境。这对那些希望离开国门创业、寻求发展机会的企业家而言，实际上形成了一道明确禁令。
这并非空泛的威胁——它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初创企业Manus AI联合创办人肖宏的遭遇就是明证。今年初，当他的公司即将被美国科技巨头Meta以20亿美元收购、前景一片光明之际，他却突然遭遇禁令。原本计划的最后一次回乡与家人告别未能实现，他被挡在了边境。这一禁令最终导致了Meta收购交易的夭折，给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科技创新生态蒙上了阴影。
新法为拘禁和边境逮捕等做法披上了法律外衣，海关官员由此获得了正式依据，得以为针对异议人士、违法者乃至任何被安全部门列为「关注对象」的人采取隐蔽手段提供法律掩护。深圳律师王希（音译）揭露了这一变化的实质：「过去，警察无法直接阻止，只能盘问旅客、故意拖延，希望飞机自行起飞。现在他们手握正式权力，可以明确地禁止旅客离境。」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被系统化地部署，自2013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为日益严格的社会管控罩上了合法的面纱。
「8月28日，我的男朋友在深圳海关被拦住了，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航班起飞。」一位准备赴马来西亚旅游的网友在小红书上发出了控诉。海关人员未曾给出任何具体理由，仅以「其所在城市禁止出境」作为借口。原本的航班和酒店预订顷刻间作废。
面对公众的质疑，北京当局则把责任指向东南亚黑帮组织策划的诈骗活动死灰复燃，并对赴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旅客发出警告，以此为新的管制措施辩护。
与此同时，出国热潮正在升温。日本、美国和东南亚成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选择，他们通过出国旅游甚至移居海外的方式，试图逃离国内笼罩着的阴霾。这股趋势有坚实的数据支撑：自2022年起，出国人数呈现快速增长，2025年预计达1.67亿人次，正在逼近疫情前2019年的1.69亿人次水平。
网络上对「出国」的讨论愈演愈烈，移民中介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让为生育率下降和内需疲软而担忧的北京当局更加焦虑。与之相伴的是资本的加速外流。根据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估算，到2024年，将有15200位百万富豪离开中国。虽然这个数字相对于日趋庞大的富人阶层微不足道，但它所反映的资金规模却远超表面数字——大量规避官方管制的资金正在外流，而现行每年仅5万美元的境外交易上限已形同虚设。
权力的扩张
对公务员的约束最为严厉。新规明确规定，公务员出国旅行必须获得官方批准。为防范可能的背离，他们的护照已被大规模收缴。限制范围更在不断扩大——教师群体也被纳入管制对象，被要求主动放弃所有赴国外旅游的计划。
这些管制措施的法制化让人们的思绪飘向了历史的深处。毛泽东时代，护照在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圭臬的「帝国」中被无情地没收，普通民众的行动自由被彻底剥夺。如今，历史的幽灵似乎在重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正在面临逆转。习近平领导下的新时代，正在强化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战略。
从防疫到「防外」的政治转向
从「清零」政策到2023年新启动的反间谍法，一系列举措都反映出北京当局对外部世界根深蒂固的怀疑。正是这种「外部威胁论」，为一系列安全管制措施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撑。
北京的独立政治学者分析指出，当前的政治走向已经明晰：「总体趋势正在向孤立主义靠拢。虽然官方口号是欢迎海外游客，但对本国居民的出行限制却在持续加紧。这些规定的真实用意，是让情报机构的权力范围得到实质性的拓展。」在台海局势紧张和新疫情风险的笼罩下，北京当局可能随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再度启动封闭政策。这位学者的警示发人深思：「只要发生任何突发状况或难以预料的事件，这部法律就可能成为工具，被用来执行具有针对性的或大范围的出行禁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