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妇」到帮凶|梅姨20年贩童黑手遮天,警方挖地三尺终将其擒获

“别瞎跑!当心被梅姨拐了去!”随着这个名字名气鹊起,梅姨逐渐演变成众多家庭用来恐吓孩子的可怕象征。然而去年12月,当这位传奇般的人物真正被警方缉拿时,案件随即进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

伴随受害者家属、法律界人士以及新闻工作者的持续深入挖掘,梅姨也从司法文书上那个频繁提及的名字,逐步演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可以被实际追捕到的个体。

“孩子我全都要!”这句话来自2021年12月的一份生效判决书。人贩子张维平曾向梅姨吐露想诱拐小男孩的想法,梅姨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这份司法文书显示,张维平向办案人员承认,自己在那三年间共诱拐了9名幼童,所有孩子均由梅姨出面处理,孩子们被转交给梅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河源市紫金县。

关于梅姨的真实身份,张维平所掌握的信息极其有限。但2016年被抓获时,他向警方描述了对方的外貌特征:年近花甲的女性,身材娇小(约1.56米),短发造型,操一口增城方言。他们在增城荔城街中桥附近的牌室结识。

梅姨落网始末:40年里,她从母亲变为贩童中间人

▲梅姨落网前曾长期住在此地(广州白云区麦地社区),时间超过一年

梅姨的过往究竟是什么样的?她是否真的如张维平口中那样存在?她如何从司法判决书的「纸面」人物,一步步走进现实、进入看守所「墙内」的?

从判决文书的记载、梅姨被抓的地点、她的出生地和初嫁地出发,今年9月,红星新闻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走访。结合生效判决的内容,记者试图还原这个曾令人警惕恐惧的存在,以及侦查机关如何层层推进最终锁定了她。

01

从案件到人物

拐卖儿童系列案件背后的那个「梅姨」

梅姨进入公众视线,要从张维平被抓说起。而这又牵扯到了申聪遭诱拐的事件——

2004年年末,周容平与陈寿碧夫妇在增城市(现为增城区)石滩镇沙庄街江龙大道68号的出租房308室居住。在那里,他们发现同样租住在305室的邻居申军良一家有个刚满一岁的男孩。申军良每天上班,孩子由妻子独自照顾。之后,周容平和妻子陈寿碧一起,联合老乡杨朝平、刘正洪等人,策划诱拐申军良的儿子申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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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早前的照片

行动前,周容平拨通了他口中「老表」张维平的电话。他清楚这个人就是做拐卖儿童生意的。电话那头,张维平告诉他,”这孩子大概能卖一万多块钱”。周容平将免提打开了,这句话传入了其他参与策划的同乡耳里,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

周容平、陈寿碧夫妇和杨朝平、刘正洪,都来自贵州绥阳县黄杨镇清溪村。张维平则是这一领域的惯犯。翻看相关判决文书可以看到,1997年和1998年,张维平在东莞就有过两次拐卖儿童的犯罪记录。

2005年初的一个上午10点左右,申军良还在工厂值班,陈寿碧在租住地楼下把风、接应,周容平也协助把风。杨朝平和刘正洪携带着透明胶和辣椒水,冲进了305室。他们制住了申军良的妻子,然后抱走了年仅一岁的申聪。

之后,周容平把申聪交给了张维平进行转卖。

申聪被拐后,公安部门持续进行了侦查跟踪。到了2015年底,侦查工作有了重大突破——周容平和杨朝平的重大嫌疑被确认。随即,2016年3月3日傍晚6点左右,广州和遵义两地警方在遵义汇川区重庆路的一处租房内抓获了周容平。不到两小时,杨朝平也在汇川区长沙路的家中被控制。通过对两人的讯问,刘正洪、张维平、陈寿碧的身份也逐渐浮出水面。

随后的时间里,3月7日,刘正洪被缉捕;11日,张维平在贵阳市云岩区被广州和贵阳警方联合抓获;24日,陈寿碧也被拘捕。

张维平的落网让警方获得了更重要的线索:他多年在广东活动的踪迹主要覆盖广州增城的石滩镇、三江镇、沙庄街以及邻近的惠州石湾镇、园洲镇和东莞的石龙、石碣、高埗等地。警方发现,这些地区长年以来发生的多起拐卖儿童案件,作案时间都恰好落在张维平不在监狱的阶段。

2017年初,由广东公安厅主导,联合广州、东莞、惠州三市公安机构,成立了专门针对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件的工作组,启动了大范围排查。

排查工作发现,在那三年间,除了申聪被拐案外,张维平还参与了包括钟彬在内的其他8起拐卖儿童事件。其中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因此自杀身亡。

2021年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结果:张维平、周容平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杨朝平、刘正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寿碧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3年和罚款处罚。

2023年4月末,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执行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维平、周容平执行了死刑。

然而,梅姨仍然是个谜。不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定书(2019年粤刑终698号)显示,张维平供述自己在那三年间共同参与或单独实施的9起拐卖儿童事件中,所有被拐儿童都是经梅姨之手进行转卖的。

02

九条小生命

「中间人」梅姨浮出水面

要理解梅姨,不能只看梅姨本人,必须从张维平入手。司法裁定表明,张维平在被执行死刑(当时51岁)之前,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警察、监狱、法庭打交道。仅就拐卖儿童而言,他就触犯了11起案件,其中2003至2005年间就有9起,涉及9名年龄在一至三岁间的男孩。这些男孩都是经由梅姨转手的。

1999年7月中旬,因拐卖儿童罪名,张维平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了2003年2月中旬,他的刑期满了,被释放出狱。但张维平显然没有痛改前非。张维平后来向警方坦白,2003年出狱后,他前往惠州博罗县石湾镇石湾南路28号租住。在那儿,他发现隔壁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个不到两岁的儿子。年轻人都外出工作,孩子由老人代养,这位老人还在街边做油炸食品生意。

“没有钱花,我就想把这户人家的小男孩拐走卖掉。”张维平向办案人员供述,”我就打电话给梅姨说了这事,她让我把小孩拐过去交给她。”

随后的日子里,张维平经常和这个小男孩玩耍,目的是消除孩子对他的警戒。张维平坦白说:”我和小孩玩是为了让他熟悉我,这样拐他的时候他才不会哭不会闹。”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维平在2003年10月初,以”帮忙看孩子、出去玩一趟”为借口,把这名男孩刘某拐走了。这距离他出狱还不到八个月。

张维平说,拐到刘某后,他坐了一辆摩托前往324国道路口,然后搭乘前往增城的班车。到了增城,张维平给梅姨打电话,梅姨让他在增城十车队旁的斜坡路口等候。之后,梅姨开车带着张维平驶向惠东县大岭镇(现为大岭街道),在村里一个小卖部,他们把孩子卖给了提前等候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给了张维平一万多块钱。随即,张维平把梅姨叫到一边,额外给了她千块钱作为中介费。

这是张维平出狱后的首次作案,但绝非最后一次。一个月后,为了寻找下一个诱拐对象,张维平竟然搬到了博罗县园洲镇刘屋幼儿园附近租住。此后,他刻意接近租住在当地的杨某秀一家。那时,杨某秀的孙子陈某进刚好满三岁。获得信任后,张维平在2003年12月初将陈某进拐走并进行转卖,从中获利一万多元。在诱拐陈某进前,张维平也事先同梅姨取得了联系。

“想拐走孩子卖掉,我就提前电话通知梅姨,她再帮我找收养人,然后通知我。”张维平交代,诱拐陈某进以后,他立即和梅姨联系,梅姨要他去河源市紫金县和她见面。

在紫金汽车站与梅姨碰面后,梅姨带他去了一个无名之地。张维平在那儿把孩子卖给了领养人,获得一万多块钱,随后也给梅姨支付了千元中介费。事后,他和梅姨一起坐车返回增城。

2004年七月末,张维平在增城市新塘镇白石村诱拐了年仅一岁多的朱某龙。之后,他在紫金汽车站和梅姨见面,通过梅姨的牵线,最终以一万多块钱成交,张维平也拿出千元给梅姨作为”回报”。

同年十月初,在增城市石滩镇沙庄上围一路新村,张维平又诱拐了年近两岁的邓某某。随后,张维平与梅姨一起把邓某某运送到紫金县河边,以一万多块钱的价格进行转卖。梅姨的中介费依然是千元。

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2005年初、2005年五月末、2005年八月初、2005年年底,张维平在惠州博罗石湾镇、广州增城石滩镇、广州增城仙村镇、惠州博罗龙华镇和广州黄埔区等地,陆续诱拐了5名儿童。在这些孩子中,就包括人们后来熟悉的申聪和钟彬的案件。

总而言之,在那三年里,张维平共作案9起,拐卖儿童9人。张维平供述,这9名被拐儿童全部经由梅姨进行转卖,每个孩子张维平都支付给梅姨千元介绍费。

在申聪被拐案中,虽然张维平并未直接参与强行夺走申聪的行为,但他实际实施了转卖申聪的犯罪行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转卖环节在拐卖儿童犯罪中属于关键环节,张维平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一审关于他在申聪案中系主犯的认定是恰当的。

2021年12月中旬,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张维平等人的上诉申请,维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判结果:张维平因拐卖儿童罪被判死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此外,申聪案中的周容平也被宣判死刑,杨朝平和刘正洪各被判无期徒刑,陈寿碧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03

罪与非罪的争议

梅姨从「纸面」到「墙内」

如今,”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涉及的所有被拐儿童都已找到,有的回到了亲生家庭生活,但也有孩子最终留在了领养家庭,甚至与亲生家庭的关系异常紧张。悲欢离合仍在继续,并没有因张维平的死刑而结束。

令人遗憾的是,在张维平的判决书中频繁出现的梅姨这个人物,直到张维平被宣判死刑、被执行之前,始终没有落网。这个没被抓获的梅姨就像幽灵一样:仿佛不存在,又无处不在。

梅姨到底是张维平编造出来的人物,还是真实存在的客观个体?互联网上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议。但在确凿证据出现之前,官方也难以做出明确的结论。

“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直接证实「梅姨」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2020年三月初,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的副局长李光日在接受新闻采访时坦言,张维平口中的「梅姨」确实在他的供述中多次出现,而她确实参与了儿童转卖,但除了张维平的证词外,我们并无其他证据能够印证她的真实身份。

但侦查机关并未因此而放弃。相反,这种处境正是侦查策略的体现。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副局长饶庆欣在梅姨被捕后透露,专案组采取了”内紧外松”的侦查方针:对内开展了针对性的、不遗余力的线索追踪工作;对外则保持了低调态度,避免提前暴露侦查方向,防止信息泄露而打草惊蛇。这种张弛结合的侦查战术,为最终成功逮捕谢某某(梅姨真名谢家梅)提供了重要支持。

据红星新闻采访所得,2025年年末,梅姨在广州白云区京溪街麦地社区一处租住房内被警方控制。”梅姨在我这住了一年多,每月租金五百块钱。”今年九月,房东杨先生向红星新闻透露,”梅姨被带走后,那个跟她在一起、有智力障碍的儿子还住在我房里,社区工作人员给他送饭。后来我才知道,她还欠了我一个月的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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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曾长期租住于麦地社区。她落网后,新租客入住,如今也已搬离

红星新闻记者还了解到,梅姨名下有两张身份证。在那段时间里,她使用的身份证名字是谢某珍,经常在麦地社区用板车推销芒果。她向房东缴纳租金或出售水果时收款的名字也都显示为谢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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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姨经常推着板车在麦地社区进出贩卖芒果

梅姨被捕三个月后的2026年三月中旬,广州市公安局发出通报,称经过长期努力,”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的犯罪嫌疑人”梅姨”谢某某(女)已被警方抓获。经过审讯,谢某某对自己参与儿童转卖的事实供认无讳,警方对其执行了刑事拘留。

九月间,许多被拐儿童收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告知书》。告知书中明确指出,”关于被控人谢家梅因拐卖儿童罪一案,我院现已正式立案受理。”

红星新闻记者前往梅姨曾经租住过的广州,以及梅姨的出生地和初婚地广西北海进行实地采访。通过这次采访,梅姨过往的人生轮廓渐渐清晰——

梅姨生于广西北海市岛上一个小村落。十七岁那一年,她独自坐船离开海岛,再转乘大巴,最后来到北海市某个村子,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七岁的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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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

在张先生的记忆里,”或许这就是缘分吧”。然而婚后的梅姨体现出了懒惰,不愿意干农活,对孩子们也很冷漠。他印象最深的是,小儿子哭闹着要吃奶时,梅姨就是不给。”连大人自己都吃不上饱饭,哪来的奶水呢?”张先生回忆起来这样说。后来,梅姨丢下了他和两个儿子,一个人去了广东,改嫁了。

当时村子的大队干部和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副所长还陪同张先生去广东吴川寻找梅姨,但她拒绝了回家。”说难听点,就是嫌我穷。我一个大男人,当时既要当爹又要当妈,日子特别难过。”张先生说。后来村里进行了土地征用和分配补偿,如果她不回来就拿不到这笔钱,梅姨这才回来一趟。但领了征地补偿后,她又再次离家了。

让张先生更加感到寒心的是,有一次儿子新居入宅,邀请梅姨回来参加,张先生让孙子拿着苹果递给奶奶吃,梅姨突然情绪失控,打掉了孩子手中的苹果,大声嚷嚷:”我不要你对我这样好!”张先生觉得莫名其妙,也为孙子感到心疼:”我孙子那次被吓得发了烧,后来还住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医院。”

四十年前,当梅姨抛弃丈夫和孩子逃离那个村子时,那个年轻时留着短发的少女已经渐渐淡去、日渐遥远。如今,梅姨从判决书中的”纸面”人物,变成了真真切切、蹲在看守所里的活生生的人。

“我们是不会去看她的!”张先生用坚定的语气说,”她实在是太恶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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