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赴广州参加《新周刊》活动，我再次踏入「学而优」书店的大门，那些尘封的岁月顿时苏醒。三十年前的故事清晰可触——1996年我离别四川老家，奔向广东打拼，在东莞工厂操控铣床谋生。《南方周末》的报道深深牵引着我的心，激起了投身新闻事业的热望。同年，陈定方开办了这家书店，初期坐落于中山大学围墙拆除后的临时建筑中，后来演变成广州最具声望的学人书店。2001年我做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辞职，从此再也不回工厂的生产线。绝望的失业整整持续了一年。2002年开始，我在这家书店谋得了一份店员的工作。易主虽有发生，但书店依旧矗立；门口的快餐店，也一直坚守在那里。
拍照的瞬间，我忽然想起，那时自己曾在书店走廊的墙上贴过一份关于农民议题的书单推荐。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却再次执笔涉笔农民养老金问题，仿佛走完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在书店任职的日子里，我兼做宣传，常常整理形形色色的书单主题——制度经济学、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等，其中农民问题当时备受关注。世纪初的那些年，湖北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致函，道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的著作《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安徽作家陈桂棣与吴春桃联手创作的《中国农民调查》也掀起了社会涟漪。这两部作品都是当时的畅销之作，唤醒了社会各界对「三农」难题的深切关注。某个日子，柜台的年轻同事打来电话，说有人找我，声称要「反映情况」。我让对方电话里说明，但他言语支吾，我便让他在店里等候。下了楼，人已不见，同事为我描述了他的装扮——皮肤晒得很黑，白衬衫配黑裤子。按照这个线索我找到了这个人。看到我出现，他的眼神闪现出失望，似乎没有料到我如此年轻。那份书单上留有我的笔迹：欢迎各位指正，有兴趣者可向书店彭某某联系。他没有领会意思，可能把我当成了著名作家。他指着书单上的名字，反复向我倾诉官场的腐败现象。我颇感尴尬，也不知该如何回应。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天涯社区的帖子。那时年轻，笔调充满激情，最后段落特别煽情：「他何以在墙上看到一个名字，看到一个可能关心农民的名字，就鼓足勇气来『反映情况』呢？难道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吗？」
又过了一年，北京成为了我的新目标。从事图书编辑工作一段时间后，朋友为我牵线——2005年，我竟然进入了央视《社会记录》栏目成为编导。如今回顾，这件事几乎难以置信。虽然靠自考获得了学历，但全日制高等教育与我无缘，新闻实践更是陌生领地，仅凭朋友的一句介绍，我就踏进了央视，这逻辑本来就很荒诞。那时的我尚显稚嫩，总想着选择矿难这样的大事件作为题材。同事和领导的追问「该怎么做」「做什么内容」让我困顿——为何还要费力考虑这些，事件规模够大就足够了吧？在东莞打工的时期，这种思维就已扎根。《南方周末》搞「实验特刊」，力推「新生活方式」的概念，我大为不满，寄去了一封抗议信：「在看到『为了三百块钱打死一个农民』之后，我实在无法以闲适的态度去欣赏『新生活』。我期待《南方周末》能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对某类人而言，讲话的场地已然过剩，而对另一类人，却根本无法表达。」
然而，时光教会了我一些东西。新闻的运作远非我最初的想象。它的价值不由你的判断而定，受众的关注也不取决于你的兴趣。所谓新闻的「临近性」原则说明了一切：为什么一件北京的小事就能登上央视的荧屏？因为就在眼前啊，下了楼就能取景，取完就能编辑，编好就能播放，放了以后还有人收看，流程顺畅得不行。但那些远方陌生人的故事就显得生硬了。如何让广泛的人群关注陌生人的处境，这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即便掌握了这门技能，让内容得以呈现又是另一道难题。新闻真是学无止境的手艺。过去的二十年，我一直在修炼这门技艺。从电视屏幕到网络门户，从网络门户到期刊杂志，随后涉足短视频和直播阵地。细数一下，这个行业的岗位我大部分都干过：新闻记者、内容编辑、时事评论员、频道总编、杂志编委，最后的身份是「副总经理」，各种琐碎的事都要处理，涵盖财务、人事、经营、版权等领域。文字、图像、视频、互联网内容，我都亲身操作过，甚至还试过两个月的音频工作。为什么《新周刊》邀请这个「失业媒体人」去活动现场？因为十八般武艺我样样都会，虽然都不精深。但到了职业的晚期，这些技能逐渐沦为了鸡肋。通报文件日益增多，真正的新闻却日益稀缺。手握利刃而不知何处使，龙已无踪。彷徨之际，风雨如晦，我做出了选择：携妻带子，西行远去。用直白的话讲，就是新闻干不下去了，干脆陪两个孩子去加拿大读书。
2024年元月初，我创作了一篇议论文章，标题为《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1000元的10个理由》。移居加拿大以后，日子变得格外清闲。孩子一旦进入学堂，我的时光就突然空白了起来。盛夏还能靠跑步打发光阴，但漫漫寒冬让这项活动也显得勉强。于是我拿起笔，偶尔记录一些想法。在这片陌生的地域，我发现了加拿大的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体系。其申领规则相当简明：年龄符合、身份合格、成年后在加拿大的连续居住年份足够，就可获得保障。这与是否缴过养老保险毫无关系；只要居住年限和收入水平接近，所得津贴也基本持平，收入超过阈值后才逐步减少。有时候，远离才能让人看清真相。若长期待在一处，就容易把身边的事物视为天经地义。很多中国人坚信养老金必须建立在交纳保险的基础上，但事实并非如此。由此我联想：若中国农民也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于是我为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列举了十项充分理由。后来我感到这样的期许过于乐观，便调整为缩减版本，改为《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纳入了缩小不同群体养老金差距、保障曾缴公粮农民的最低保险、国库承载能力充裕、拉动消费的有效手段、加强社会兜底减少内卷、强化参保意愿和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等要点。刊载后，读者评论涌入，许多人回想起自己和亲长当年缴纳公粮的历程。我集合了这些回忆，再写了一篇《交公粮往事》。清明节前夕，我与B站纪录片制作者赵玉顺、袁贞贞进行了一次对话，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农村背景的子女。五年的时间里，他们踏遍全国一千多个村镇，用镜头呈现农民和农工的生存状态，最近又出版了《看见中国村镇》一书。对话期间，赵玉顺的一句话触动了我：「假如没人愿意替我们传声，那咱们就自己说。」听到这句话，我心中涌起了深深的感悟。这正是咱们这一代农民出身的孩子肩负的义务。文章的反馈格外热烈，写作的热情因此升温。但也随之有人提出质疑：你在海外写国内的事，凭什么？我内心有些好笑：这不就是最直白的道理吗？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这个制度，对加拿大人而言就是平凡不过的常识，但我花了好几十万才对它有所认知，怎么能不多写几篇来摊销成本呢？在加拿大的那两年，英语进展有限，求职渺茫，移民申请也最终失败，孩子也最后离开了这个国度，收获无多。幸在我笔耕不辍，完成了数十篇文章，每篇的「成本」平摊下来大约两三万元。
说起收益，我的确有所斩获。在一篇名为《再有人拿”农民没交社保”说事，请把这篇呼他脸上去》的文章上，我获得了最高的打赏——九千多块钱。这篇文章成文于2025年2月1日，一个日期内点击破了十万。打赏金额也噌的噌的往上飙升，我不时瞥上一眼，心里乐开了花。许久没有进账的我此刻有些紧张，毕竟每天都是只出不进。后来这篇文章消失了，我感到惋惜：十万点击能入账一万，百万点击我岂不是要发家致富了？我忽然顿悟，学会一门手艺，也能够「售予百姓」，不白费我「这二十年拳法的修为」。和人聊起时，我会解释自己为何能源源不尽地创作，有时一下子就写出数十篇：因为我掌握了七种利器。
首先是列举清单。我汇总了「一千元的十个根据」、「八百元的八个根据」、「实施普惠养老金的九个根据」、「中国养老体制的五个知识」、「社保高缴存比的五宗罪」等等清单形式的内容。
其次是戳穿迷思。「农民没缴过社保」、「农民拥有地」、「国家财政不足」、「多交多领、少交少领、不交不领」——这类广泛传播的说法，我逐一分析、逐一推翻。我甚至撰写过《反驳十个常见的阻挡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借口》，干脆把列清单和推翻论证结合到一块。
第三种手段是针对性的评论。去年的人大会期间，我对白岩松「小步快跑」的言论提出了异议。今年的人大会，我驳斥了董明珠把农民养老金与企业激励混为一谈的论法。关于温铁军、贺雪峰、郑秉文等人的看法，我也用文章进行了回应。点名评论的用意在于，让受众明确晓得这些言论的来源。
第四是倚重专业观点。我反复说明自己没有开创性的思想，不过是「转述人」罢了。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和刘守英、摩根士丹利驻华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野村证券驻华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等人的观点，我都一再翻用。
第五个方法是横向的地域对照。起初我拿加拿大作参照，后来范围逐渐拓展到美洲、欧陆、大洋洲、东亚地带，涵盖了缴费型和非缴费型养老体制的优缺点、国家拨款的分派方法、贫困农民无力缴保的化解思路、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的实际操作等议题。
第六是对读者群的细致区分。我主要的受众是农民及其子代，但也力图接近和说动更多元的人群。我创作过《女权倡导者理应关心农民养老金》，因为未能缓解农民的养老压力，就难以转变重男轻女的理念；还有《宠物爱好者理应关心农民养老金》，因为关切人的福祉应当置于关切动物之前；甚至还把目光投向了中学学生，缘由是：在AI时代，学生需培育批判意识，农民养老金议题正是最优的实践靶子。
最终一个维度是借助新闻热点。这是从业的基本功法，没有热点时发表，有热点更要积极应对。大事项和关键时段可以带动多篇内容的发表，例如人大会、贸易摩擦。这些日子，有关赣州特困家庭女孩赴港看演唱会的争议就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这七种方法，都是我二十年从业阅历的积累。起初我忧虑枯竭，其后才明白再写数十篇也没有压力。仔细想想，不是我手段高超，而是这个议题实在深远，涵盖「亿级话题」。我曾在另一篇公众号文章中表达过：即便我不停地写，中国仍有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对此一无所知。一个常识的流传，反复自有其价值。每篇文章都在增加认知的人数。
写着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时常忆起一道身影。工作后的某年，陪父母返回故乡，路边看到一位老者——他背着竹篓，驼背得很厉害，脑袋几乎垂到了腿处。他迈步很缓，走到镇上还要费上好多工夫。父母讲，这是隔壁村的老爷子，儿女都在城里做活儿，他一个人在村里生活。我们已经过了身边，但心里堵得慌，我折身回去，掏出一百块塞到他手里。这一回，父母没有像往日那样责骂我「胡花钱」。
二十多年前的入行地点是央视新闻评论部。在那个地方，陈虻就像思想的船舵，灵魂的灯塔。编辑徐泓后来汇编了一部关于陈虻的著作，名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书封上陈虻怀抱着自己的孩子，现今我也成了父亲，在异国照料着两个儿子。多伦多距北京万里，时差隔着十二小时，这是我一生中踏足的最远之地。令我惊异的是，光阴流转二十多年，我竟然还在运用陈虻当年灌输给我的方法论。
到了2025年，两个儿子先后离开加拿大——其一远赴日本，其二返归中国——这个「陪读父亲」也跟着失去了职业。五十出头的年纪要重返职场谈何容易，我思虑再三，索性布置自媒体，做起「灵活就业」的计划。白驹过隙，又是大半年。几日前与闾丘露薇、Helen促膝谈心（她们主持着一档名叫「动龄茶」的播客节目）。她们问我，今日经营自媒体与十多年前在媒体单位职业有何分别？我毫不隐讳地答：爽度远超预期，比曾经的工作自在许多许多，想干嘛就干嘛。那些入行前盘算的选题我都捡起来了，诸如农民困境、留守儿童、电动车路权争端、槟榔滥用、保健品的违法贩售。这类事情并无需过度琢磨，现在看来，我二十多年前的想法「大事就足够了」原本就没错。做这份工作我感到很快乐。尽管部分议题分量沉重，但作为媒体人，我该像医生那样，拥有自我隔绝的本领。我不会为事情的成败而苦恼，成与不成都不关乎我的事，这一切对我来讲只是选题罢了。这样讲或许有些冷漠，但我的真心话就是：做人得开心才行，别多想了。只有一个烦心事就是挣钱不太如意。恰如这些年媒体失去了从前的收入渠道，时至今日也未建立牢固的新赚钱方法，我同样如此。我试过卖东西，有次推销荔枝，销出了好几十份，可我的粉丝基数才几百人，过度推销也会促使人群散开。我也试过售卖著作，可我读书的速度缓慢，一部书要占两周光阴，一个月仅能推介两三本，显然不足职业。广告赞助是我的主要财源，包含白酒还有互联网商品，不过订单是零星的，收入也因此摇摆不定。顺便提一下，本自媒体专营各类别的文章和视频，出产工艺先进，品质牢靠，品种齐备，如期发货，热忱欢迎各位老客户和新客户沟通商务。除此以外还有粉丝的赞赏，尽管最高单篇赞赏达九千多元，可这仅是一个案例。大部分篇章的赞赏在几十到两百之间。终究这是粉丝的真诚支持，我存有深深的感谢。追忆十多年前给腾讯「大家」撰稿，我获得了千字两千块的优秀稿奖励，一篇就能领上万的稿金。这些早已过往。最后我的小结是：自主的成本就是，往日千字千元的稿金，如今下降为千字百元上下，大致仅剩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Helen听完我这番话，说这是她听过的关于自主最直言不讳的表达。总而言之，那次倾心的对话让我们两都获得了喜悦。临别的刹那，我铿锵有力地致辞：「此次相聚真是欢乐至极，日后若在江湖相逢，必定设酒言欢。后会有期。」实际上我讲的就是：「祝愿我搞钱顺顺利利。」有了钱，我就能永远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