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这类违规登山活动主要集中在五六千米高度的山体上。而今，这道禁区被打破了——竟有登山爱好者在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进行无报备攀登。这则消息令国家级高山向导、郑州登山协会副会长王勇敢大为吃惊。
过去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四名攀登者向慕士塔格峰顶峰发起冲刺。气象条件恶劣促使其中三人转身下撤。其余那位坚持继续，从此销声匿迹。新疆阿克陶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证实了这桩事件，并迅速启动救援。
早在7月初，慕士塔格峰已因另一起四人失联事故陷入全面停攀。这次失联者的攀登行为并未获得审批，业界称之为「黑攀」。
今年以来，高海拔山区的管理体系整体收紧。三月份，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付诸实施，部分雪山因位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禁区，正规审批渠道随之关闭。同时，曾发生人员遇难与救援的山峰也纷纷对外公众关闭。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国内符合规范的六千米级雪山资源已几乎枯竭。
面对这一困境，登山圈以戏谑的方式将今年称为「黑攀元年」。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国家登山运动健将钱俊伟对当下的雪山攀登市场作出如是评价：「海内山峰无处可攀，违规攀登与偷登成风，海外登山火爆升温。」
短短数月之内，违规登山者已经踏入七千米级高峰的领地。据《中国新闻周刊》掌握的信息，近期至少三支队伍在慕士塔格峰进行了无报备登山。除了八月三十一日那位依然失联的攀登者，还有一支曾在七千多米处与其相遇的违规队伍，这支队伍已成功登顶并下撤。此外，某位高山向导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承认，他在九月初曾率队进行了同样的违规尝试。
「这种做法绝对不应该出现，尤其是在七千米的山峰上。」王勇敢表示，「这类海拔的山体面临天气多变、冰隙众多等客观挑战，对登山者的体能、技艺和高原适应提出极高要求。万一遭遇险情，救援会变得异常困难。」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院长李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黑攀」本质上源于一个矛盾的对立：守法的登山名额稀少，而市场对高海拔登山的渴望却在井喷式增长。
青海玉珠峰 图/视觉中国
「采草队」与「放牧队」的隐喻
七月下旬，登山发烧友许泽远在社交平台发帖，询问那玛峰今年是否继续开放。同日夜间，一位自称高山向导的人给他发来消息，坦言「那玛峰今年不会对社会开放，除非你愿意跟着采虫草队伍。」许泽远本想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登顶证书，但考虑再三后还是妥协了：「既然没其他办法，那就当一回采草人吧。」
「当采草人」源于登山圈对违规攀登的玩笑说法——「采草攀」或「放牧攀」，意思是一旦被盘查就谎称自己是进山挖虫草或追赶走散的牲口。
华夏大地上分布着数量庞大的雪山群，西藏、新疆、四川、青海等地是主要地带。八千米级山峰共九座。西藏一地就有七十多座七千米级雪山。五千、六千米级雪山的数量更是以千计。然而这数以千计的雪山资源中，绝大多数还处于未开发状态，真正向公众开放、允许备案登山的山峰数量有限。以四川为例，二零二三年该省体育局公开宣布，经省级协会安全评估的可攀登山峰仅三十八座。
国内有着庞大的高山挑战者队伍。他们通常先从三至四千米的高山徒步入门，然后挑战五千米级入门级雪山，获得登顶证明并积累经验后，才能提交六千米、七千米及更高山峰的登山申请。
合法的雪山登山曾具有完整的审批流程。按照《国内登山管理办法》要求，登山活动须由具有法人地位的机构发起；队员数量不少于两人，并需参加过省级以上登山协会主办的基础培训与体能训练；需配置持证高山向导或登山教练，其中一名导师最多负责四名队员；全体成员需经二级医院体检并无重症疾患；装备器材必须符合安全规范；申报需提前三个月或一个月向山峰所在地省级体育部门提出。
一名「黑攀」岗什卡主峰的攀登者 图/受访者提供
然而如今，承载最多人数的初级五六千米雪山正在逐个关闭。以曾向社会开放的十座六千米级山体为案例，《中国新闻周刊》核实得知：四川雀儿山（6168米）已封禁六年；同在四川的中山峰（6886米）、金银山（6410米）、达多曼因（6380米）、朗格曼因（6294米）及勒多曼因主峰（6112米）因地处贡嘎山国家保护区的中心，已无法允许登山；青海玉珠峰（6179米）因五月发生违规登山事故而暂停营业；西藏洛堆峰（6010米）与姜桑拉姆（6536米）的属地政府以「管控政策」为借口禁止进入山区。眼下国内唯一仍合法开放的六千米级雪山是西藏启孜峰，八月末至九月初，首批授权队伍已进山。
「不止六千米的山，四川省内海拔五千五百米以上的雪山基本都处于关闭状态。」四川众悦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婉宁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四川省内允许攀登的最高点，大约是五千二百米左右的依央嘉波、四姑娘山二峰。多位青海向导则提及，该省目前开放攀登的最高处是岗什卡主峰，海拔五千二百多米。
阳奉阴违的做法由之而生。户外俱乐部领队苏简认为，实际执行状况与官方禁令间存在巨大落差，「根本上就是睁眼闭眼，大家照常去爬。」川西某俱乐部的向导林岳业务量未因政策受阻。自七月起，他一直在金银山带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银山今年的登山活动「就是违规状态」，但与此同时发团频率极高，「只要有人想爬就发团」。
登山者的想法很好理解。爱好者赵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必须有一次挑战六千米的机会」，这样才能为日后挑战七八千米奠定基础。况且，「黑攀」价格低廉，市场上七八万元的慕士塔格峰登山项目，违规路线只需一万元；原价五六千元的五千米级雪山，违规版本仅两三千元。
从业者选择违规带队也有其道理。一方面，每年有限的登山季是各登山俱乐部创收的黄金期。曾在川西做向导的卓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五千米级雪山，向导月入至少三万；六千米级，月利润接近十万。」
卓朗举乌库楚五千米雪山的标准路线为例——三天两晚一对一服务收费四千元，已算低价，「除了数百元的进山费，剩余几乎是纯利。」六千米级的金银山，一对一全包服务定价29800元，扣除马队费与其他成本后，单客利润接近两万三千元。「一周带一组客户，月均四单的话，利润就能逼近十万。」
另一方面，过去向导需将收入的一部分上交俱乐部，如今违规带队就可省去这笔钱——由于俱乐部基本不组织违规活动，对向导私下违规营业睁一眼闭一眼。
林婉宁表示，规模化的登山企业由于需遵守严苛的合规要求与保险理赔条件，通常不敢违规。川西高山协作陈屿川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主要是小规模俱乐部以及在大企业失业的向导，才会冒险接违规单。
「对手下向导的违规行为，俱乐部其实是放任的。」某川西登山俱乐部创办人表示，由于禁令，俱乐部无法给向导提供收入路径，自然也无权阻止他们自谋生路。「我们不支持黑攀，因为有风险，但也不反对，因为向导需要活下去。」
一位「黑攀」向导的日常装备。图/受访者提供
监管困局
八月七日，某登山工作室成员邵彦自主挑战乌库楚雪山。原定六月一日开放，但距开山仅三天时，康定市教育和体育局发出通知，因频繁出现的恶劣气象，乌库楚和雅姆峰暂缓开放，此后再无消息。
邵彦决定违规进山。他从康定贡嘎山村出发，顺利登顶乌库楚。「按规定是禁止的，但在贡嘎山村好像默认随意进出。」其实官方管控的重点区域主要在雅安市石棉县草科乡一带。「经由贡嘎山村路线就能绕过去。」卓朗透露，他认识的某俱乐部今年已用这种方式成功带过六批登客。
绕路是眼下「黑攀」躲避检查的主流手段。因为登山有既定的标准路线，管理员的检查点设置在这些主干道上。「黑攀队只需多走一两公里，就能绕开这个卡点进山。」青海峰云探险户外俱乐部的向导张双伟表示。多数受访人士证实，越过检查点后，登山过程中几乎不会再遭遇巡护或拦截。
另一个应对手段是改换时间进山。今年五月，登山爱好者林晓月前往西藏洛堆峰试图违规登山。抵达海拔五千二百米的营地时，官方人员已在此等候，对登山队进行了口头劝阻后放行。在拉萨修整两日后，登山队再度尝试。他们得知清晨六点多仍有官方人员把守入口，但当他们到达时，「看守者已离开，不过村民收起了入山卫生费」，交费后便可进山。
钱俊伟的调查也发现了一个模式——山峰管理呈现明显的「上严下松」：上级部分从生态与安全角度收紧登山政策，正规申请的渠道随之关闭，但实际的巡查、劝返和属地管理由山峰所在地基层部门负责。这项工作面临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一方面，山的入口众多、基层人力不足，难以彻底落实管控；另一方面，被动员参与巡护的村民积极性欠缺。
正在「黑攀」玉珠峰的攀登者。图/受访者提供
登山季节来临之时，贡嘎山村正在组织具有高山协作与向导资格证的劳动力参与山区巡护、劝返违规人员。贡嘎山村共十户人家、六十二口人。四十多个劳动力中，有十二人获得了协作证或向导资格。仁真多吉（贡嘎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岷雅户外运动有限公司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获取协作证需投入七八千元，大家的初心是未来能带队、从事高山服务来增加收入。」
目前村里组织的巡查工作没有经费补贴，抓住违规者也没有对村民的激励机制。因此村民参与巡护、劝返的热情几乎为零。
此外，对「黑攀」组织者与参与者的惩处力度较弱。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国内登山管理办法》，未获批擅自组队登山的，国家体育总局登山中心或山峰属地省级体育部门会停止该活动，撤销成绩，取消参与人员的教练或向导资格。然而多位受访者表示，从未听说有向导或协作因违规带队被吊销证书。
各地对「黑攀」的罚款规定不一。《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明确，未经批准进行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山峰登山或变更季节、路线、山峰的，体育部门对团队发出警告、责令停止、撤销成绩；对法人或组织处以一千元罚款，对个人处以两百元罚款。某些地区还规定，如果是违规登山者寻求救援，救援费自理。
「但如果只是被罚款，登山者往往不缺那笔钱。而且求救的人终归是少数，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能安全下山。」卓朗说。
风险究竟由谁承担
许泽远花了不足两千七百元购买了那玛峰三天两夜的违规登山行程。行程从成都启程，经过八九小时的颠簸，在凌晨到达贡嘎山村，次日清早正式登山。随海拔升高，体力消耗超出预期。「走几步就得停下喘气，抵达C1营地前的最后一段陡坡，体力已接近透支。」许泽远回忆，C1营地只休息不到四小时，第三天凌晨一点领队就将他唤醒继续登山。高原反应愈加明显，「特别容易困顿，一闭眼就会摔倒，整路摔了好几次」。
升至五千米左右的高度时，「心脏出现强烈不适，连身子都没法直起来」。早上八点多，队伍到达登顶前的冰裂缝区，周围能见度极低，白茫茫一片。许泽远不敢继续，只能选择下撤。
许泽远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黑攀」的不可控风险。首先是时间压缩。为了降低成本，违规队伍会缩短行程周期。林婉宁以那玛峰为例：合法登山行程从成都出发需五天四夜，价格约每人六千；违规版本压缩至三天两夜，价格降至两千多。但从成都单程就需十一至十二小时，加速行程会影响高海拔适应过程，登山时间也不足。「三天两夜做这样的事，身体根本无法承受。」
其次是路线选择。以玉珠峰为例，合法路线一直沿南坡，违规队伍改走北坡。北坡地形复杂、冰隙众多，张双伟指出，若缺少专业判断，登山者很难及时识别危险。曾在青海从事向导工作多年的唐亚雄也表示，北坡需要提前铺设绳索，否则难以通过。但据他所知，许多违规队伍无法自主铺路。一则陡峭冰坡对技术要求极高，并非所有队伍都有能力；二则成本高昂，「一个冰锚需要八百元，铺一段路要打十个冰锚」。
即便违规队伍使用既有绳索，暗藏的危险依然存在。西藏某旅行社的向导沈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洛堆峰上登山者依赖的绳索，是四年前他和同行向导与自治区登山队联合铺设的。自洛堆峰禁止商业登山后，绳索长期无人维护。「年久失修，安全隐患很大。」沈越说。
青海玉珠峰南坡大本营的标识牌 图/视觉中国
除了时间和路线，成本压低还导致安全保障不足。「黑攀者」处于缺乏监管的「卖方市场」，掌握资源的向导、协作与旅行社会持续压缩安全措施和服务质量。
低价格意味着向导必须同时带多人才能获利，这势必摊薄每位登山者获得的关注度，客户能力又参差不齐。郑皓最近体验了违规登山乌库楚，途中向导带他和另一位登山者尝试高原攀冰。乌库楚刚下过雪，「冰壁直上」路线降雪后无法使用冰锥固定绳。两人结组共用一根绳上升，若一人滑坠，另一人很难制停，甚至可能被拖下。
更令郑皓震惊的是，队友此前仅登过哈巴雪山，没有攀冰经验也不会保护技术，没法使用专业冰镐与冰爪。「他用不到十分钟学会了ATC器械操作。」郑皓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只能用目瞪口呆形容我的感受。不过既然向导敢带人违规进山，我能指望他有多负责呢？」最终郑皓放弃登顶，在C1营地下撤。
一旦危机发生，「黑攀」的后续保障严重不足。仁真多吉指出，合法登山开始前，团队成员和登山方案都会记录备案，一旦发生失联或事故，部门能迅速组织救援。而违规登山缺乏备案信息，失联后，「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座雪山，救援压力巨大」。张双伟补充说，甚至登山者自己都搞不清地点。组织违规登山的人为节省成本，通常不配备费用数千元的卫星电话。
保险理赔也存在大风险。「保险公司需要调查死亡情形与背景。如果是在明确禁区、不允许的情况下登山出事，保险可能拒赔。」林婉宁说。
下一座可以登的山在哪
Social media上，登顶照与登顶证书是登山圈最常分享的「成就」。有人把登顶证明铺开展示，用以记录征服过的海拔与山峰，这是圈内最具价值的「社交资本」。
登顶证明相当于该难度雪山的「毕业证」。只有拿到证明，登山者才能在合法申报的基础上，冲击更高难度的山峰。「但如今登山者在明确禁止的前提下违规登山，很可能拿不到登顶证。」成都逍遥客户外（探险）运动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少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这意味着从五千米、六千米再到七千米的攀登进阶链条正在破裂。国内合规的六千米级雪山资源几乎彻底枯竭，登山者该如何获取相应难度的登顶证明，进而申报更高山峰？
下一个可挑战的山在何处，行业感到了迷茫与忧虑。国内雪山开放资源在持续收缩，明年会否有更多商业线路关闭？是否要继续违规挑战更高的山？
「黑攀已失控。」今年，钱俊伟在川西等高海拔地带调研了违规登山现象，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直言，眼下川西等地，违规登山已成主流。
违规登山并非近年创新，历来都存在，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是因往年违规登山导致的失联事故和大规模救援，才决定关闭相关山峰的申请。「但问题是，为什么今年违规登山会从隐秘之举演变成理直气壮的风尚？那么多原本开放的山峰突然关闭，正规渠道彻底断掉，但海量的市场需求并未消失，反而被逼向地下，最终激化为无声的对抗，就像受压抑的能量局部喷出，产生了规模更大的违规登山。」钱俊伟说。
某种层面上讲，国内雪山登山市场已被改写，甚至陷入了多方受损的局面。
对正规商业登山公司而言，它们本应承担的专业服务与安全保障，现在被缺乏规范约束的市场所取代。《中国新闻周刊》还了解到，甚至有登过几座雪山的登山者也在网上招揽客人带队违规登山。长此以往行业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钱俊伟发现，某些坚持合规的顶级户外公司因生计困难，正考虑带队违规登山，否则面临倒闭。还有公司开始转向。陈屿川的业务已不以登山为主，转向高海拔徒步。仁真多吉计划推动村民发展农家乐、低海拔徒步、露营等新项目增加收入。「这些都不属于违规登山范畴，可替代商业服务。」但他也承认，这类转型需要时间。
对属地政府而言，原本能发挥最后一道安全关的行政审批机制被抽离了。钱俊伟指出，高海拔登山本属危险的专业活动，却在社交媒体打卡风潮中，登山者容易被虚荣心左右，对客观风险的敬畏心减弱。「恰恰在容易受蛊惑的时刻，最需要专业审批来「踩刹车」、树立门槛。如今这道门槛消失了。但行业的乱象却在加倍放大群死群伤事故的风险。」钱俊伟说。
违规登山的沉重代价已经浮现。除了慕士塔格峰那位未备案的登山者已失联超过十天，据报道八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仅八天时间内，哈巴雪山就发生两起未备案坠崖身亡事故，遇难者分别为一名二十六岁的登山者和一名本地俱乐部领队。
因此，多位受访者呼吁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的前提下，应进一步放开雪山登山审批。钱俊伟认为，在守牢生态红线的同时，管理部分应提供既满足市场需求又符合生态发展的合规方案。这需要建立系统化的制度架构，一方面行业协会应严格审核向导资质与登山流程；另一方面属地政府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完善进山备案与资质查验，通过营地建设、床位核定等基础设施实施科学限流，而非简单禁入。
他进一步指出，在生态环保领域，国际成熟的户外目的地主要凭借基础设施完成科学限流。比如登山路线上各营地的小屋床位固定，每天最多接待一百五十人，先到先得。这样既规范了路线，又让人的活动控制在生态承载范围内。
更关键的是，需要厘定政府、登山公司与个人在极限探险中的各自责任。钱俊伟认为，应推动管理机制从政府的「无限兜底」向有限责任、自我风险承担转变。眼下一旦登山者发生安全事故，属地政府往往背负问责和兜底压力。这种「无限兜底」的背景下，偶发伤亡容易被放大，当地政府为规避风险，倾向于关闭登山申请，继而进入恶性循环。
钱俊伟今年实地察看了厄尔布鲁士峰，他发现那里每年有数十登山伤亡，却从不关山。因为当地厘清了责任分工：探险登山本身就有致命风险，一旦出事，政府负责基础设施、救援体系和气象预报，个人则需根据自身能力和技艺，研判气象并自担风险。
但李元提到，自我风险承担要真正成立，有个重要前提——登山者必须具备基本的风险意识和自主判断能力。国内高海拔登山进入大众视野不久，商业登山这十年快速膨胀，一些商业机构和自媒体把高山登山包装成普通旅游商品，甚至淡化极端气象、高原病等风险，导致部分消费者对危险认识不足。「风险自担并不等于向消费者甩锅，它的基础是消费者充分了解风险，也有能力判断自己是否该参与。」李元说。
政策后续会否调整，谁都无法预料，但登山渴望仍在不断释放。钱俊伟在厄尔布鲁士峰遇到过一支十五人的国内登山队，他们有资本、也希望合法安全地登山，其中十二人明确表示下一个目标是海外山峰，少有人再将国内雪山列为计划。同时在网络上，「挖草药」「赶牲口」等隐语层出不穷，一拍即合的向导与登山者，正计划在这个登山季末尾进行一次违规尝试。
「国内拥有世上最丰富的顶级山峰资源，眼下却陷入了违规登山风靡、合规爱好者远赴海外的尴尬状况。我们真的要把巨大的户外产业红利拱手相让吗？」钱俊伟说。
（除王勇敢、李元、唐亚雄、张双伟、仁真多吉、张少超、钱俊伟外，其余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