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定于同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自2010年颁布以来，这是该法律首度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众多分析专家认为，此次修订的关键在于：将原来仅限于战争时期的物资调配与军事筹备工作，大幅提前至和平时期展开；同时在法律中明确纳入「军民融合」的理念，以此降低一旦爆发冲突或面临紧急状况时的协调难度。虽然新法条款中未曾提及「台湾」，但却将「国家统一」纳入了立法目标。
华盛顿安全分析机构Arclight Labs的主任霍夫曼博士向BBC中文指出，「该法律涵盖了从应急状况到军事冲突的完整范围，台湾问题当然也在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平时里动员机制就需要不断为战争做准备，当真正的动员指令发出时，所有必需的基础条件实际上早已就绪。
在其即将面世的著作《中国的国家动员》中，霍夫曼论述道，即使动员工作仅取得部分成效、仅调动一部分资源，对中国的对手也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来自美国智库机构「战争研究所」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卡瑞斯在接受BBC中文采访时提到，无论新法是否修改，只要冲突真的爆发，那些在华的台湾企业都将遭遇严峻的困境。
他进一步说明，中国多次组织军事演习，利用民间船舶为远洋军事行动提供后勤补给、在沿海地带展开部队、秘密投放导弹和无人机、从事前期侦察活动等。若将民用设施纳入军事用途范围，台湾方面和其盟国要识别具体的攻击目标会变得极其困难，也难以及时预警。
BBC中文走访了众多领域专家，深入分析了本次修法中「军民融合」的基本逻辑机制，阐述了中国台商焦虑感的来源，并讨论了台湾与美国等盟国是否应该对此提高警觉。
台积电、富士康等台湾企业集团在大陆地区均建有多家生产设施，拥有大规模的资产部署。
从临时占用到强制征取：民军一体化的法律化
该法律自2010年实行迄今，一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修改。此番修订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28日批准，定于10月1日开始生效，共包含14个章节、82项条款。新的法律条文明确指出，当国家的主权、国家统一、疆域边界、国防安全以及发展权益受到威胁时，政府可根据法律规定实施相应的措施，确保国家在平时和战时状态间的顺利转换，并使经济与社会资源得以迅速转化成国防实力。
中国官方媒体形成了高度的一致说法，认为本次修法旨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的军事制度相协调，法律条款自身并未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或区域点名。
以往法律的着重点是在战争状态下如何安排和使用民间人力。相比而言，新修订的版本改动幅度要大得多：原先的「预备役」概念被更加宽泛的「后备兵源」所取代；对民间物资的调用办法也由单一的「借用」扩充为「强制取得」和「借用」两种方式；此外，还补充加入了信息服务的保障内容、供应网络安全把关制度，并强化了对新技术领域的动员准备。
该新法规还初次以明确的方式规定，18到60岁的男性与18到55岁的女性原则上都要承担国防义务；在动员时期，财务、运输、通讯、电力、卫生、农业等战略性关键行业都可以实行特殊的应对办法。
霍夫曼对BBC中文的分析显示，这轮修法其实已被外界所预料，原法律中的某些规定早在2021年就已被搁置不用，以等待相关配套改革完成后方才正式纳入新的法律框架。
她补充道，这类改革在结构设计上重点包括：提升这一规模庞大的体系之间的部门间协作效能，以及民兵组织的进一步职业化建设。民兵队伍虽然仍保持着规模大、可征集的人员和物资储备这一特点，但工作重心已经从强调「人数众多」逐渐转为强调「技能专业」，陆续开发出无人机驾驶、信息防护、机器智能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新法将民营资源的处理办法从之前的「暂时占用后返还」的「徵用」模式，升级扩展为包含「强制征取」的「征收」方式，这表明政府在情况紧急时具有直接占有民间财产的权力，这项变化特别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台湾淡江大学的洪耀南副教授向BBC中文指出，通过新法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学习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
他进一步阐述，在北京的眼光中，本次修法的深层价值在于：将国防动员工作从往日着重「人力、资源与保障供应的征调」的范式，升级为覆盖「全体社会各阶层、全产业部门、和平战争状态快速切换」的完整体系。也就是说，修法并非仅仅对军事法律的形式性调整，而是旨在让中央领导层在遭遇突发危机或战争时，可以迅速地将国家的产业、科研、运输、电能供给、财政金融、网络系统及社会产业能力等各个要素，有效转换成国家的战争潜力。
卡瑞斯的观点与此一致，他认为修订后的法律将中国对民间重点产业的利用制度化了，同时也放宽了可以被调动的民营产业的范围。他向BBC中文说明，中国的「战胜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仰赖民营部门的支撑来补齐军事能力的欠缺，特别是在飞行器、技术创新与海上船队这几个主要的领域。新的法律规定使民用飞行器生产能够实现快速增长、获得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同时也可以让民营轮船运输弥补海军运输能力的限制，进而维系在战争中获得的阵地的物资供给。
从国防体系设计的角度，洪耀南进一步表述，在2015年中国军队改革之后，中央军事机构、国家行政部门及省市级权力单位在动员方面的职权分工持续存在不确定性。这次修法强调的「军事地方结合」与「平时战时衔接」，恰好体现了北京当局想要预防在突发事件出现时导致指挥脱节、地方执行不力，或是物资难以及时供应的诸多风险。
卡瑞斯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当下要将中国的民营资产、商业部门与军事系统之间的界限清楚地区分开来，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他强调说：「这也是北京方面刻意规划达成的效果——民营企业、交通运输、商业产业，以及中国在调动它们的能力上，已经成为了这一战略目标的核心执行部分。」
风险就在眼前：台湾与台商应该如何应对
在新法律获得批准后，中国的官方传媒形成了一致的立场，反驳国外舆论将此次修法与战争迹象以及台湾海峡问题相关联的这一理解。
中国的《环球网》所属评论专栏就严厉驳斥了某些西方和台湾舆论凭借此次修法来解读战争信号的做法，并声称：「国防实力的增强与其制度层级的提升，将进一步确保地方的稳定与安全。凡是看出战争预兆的评论者，无非是把早已构想好的各种冲突想象套用在现实上。」
但是，来自台湾企业界关于其资产和货物在战争中面临被强制征用的担忧持续浮现。台湾首都的多家新闻机构援引相关来源说法，指出台湾商人在大陆的产业可能会被界定为「涉及发展的相关资源」，而遭到强行征收。台湾学术界的洪浦钊专家也向台湾媒体强调，尽管新法律提及了对征用进行经济补偿的机制，但补偿的具体金额如何确定、救济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这些才是确定企业资产安全与否的真正决定性因素。
为了回应台湾方面舆论的顾虑以及台商群体的不安，中国的对台事务部门在9月2日的常规新闻发布会中向台湾企业家喊话，强调一切均需按法律程序来、企业权利有保护、如果依规经营就「毫无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台湾反对阵营的国民党籍人大代表李彦秀在台湾最高权力机关表示，这部新法的象征性价值比起它在实际执行层面的意义要更大。
虽然如此，霍夫曼博士向BBC中文指出，该修法将对企业机构产生极其重大的现实后果，因为相应的要求已经转化为常规化、法制化的形式。她强调，依照新的法规要求，任何在中国区域开展运营的机构——包括来自国际的企业——都可被纳入动员的对象范围，其中既包括建筑物、机械设备，也包括信息、代码等知识产权类资产，这些全部都可能遭到国家征用。
洪耀南在对BBC中文的回应中表示，台湾方面不应因为一项法律的出现就急于判断冲突的迫近，但同样地，也不能仅凭对台事务部门的「毫无后顾之忧」声明，就推测台湾商人必然能逃脱法律的约束。
「中央当局的承诺属于政治层面的话语，但法律赋予的是真实的、能够付诸行动的权限；在评价危险时应该审视相关权力能够实施的内容，而不是单纯相信官方当前的保证。」
卡瑞斯进而对讨论的范围进行了拓展，关联到美国及台湾等盟邦针对中国投资的政策框架。他的看法是，全球社会或许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投资中国经济，还是向中方企业销售具有军事和商业两种用处的产品与设备，都有可能产生军事上的作用，纵使交易的参与方在名义上都是中方的民营资本、涉及的领域是尖端新兴技术的层面，也不能例外。他向BBC中文坦言：
「归根到底，中国的商业领域与战争领域不应被当作完全独立分开的两个系统，相反，它们应被看作是为了实现国策目标而互相扶持、互相依托的一个系统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