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教授，哈贾尔多年从事法律与冲突研究，尤其关注美国”反恐战争”期间的羁押实践。她已经十多次亲临关塔那摩，旁听案件的种种法律程序。
谈及2010年前后的情形，哈贾尔提起，当时的听证会备受关注，常常有五六十位记者到场。然而，伴随着听证会逐渐演变成技术性的法律议题，媒体的参与度开始下滑。到了2018年，有些听证会的旁听席上仅有区区三四名新闻工作者。
二十五年前的那个秋日午后，恐怖分子劫持的四架客机先后向美国的心脏部位发起进攻。其中两架机身坠入纽约的双塔，一架撕裂五角大楼的外墙，而最后一架则在乘客的英勇反抗中跌落在宾州的荒野上。这场攻击最终夺走了接近三千条生命。
令人震惊的是，这场深刻改造了美国乃至全球政治版图的恐怖事件，在二十五年的光阴中，其法律程序仍然困顿于最初的预审阶段，迟迟未能推进。
时至2026年8月末，关塔那摩军事委员会的法官迈克尔·施拉马（空军中校）颁布了最新的时间表——穆罕默德及其余三名被告的庭审将在两年后的2028年中旬才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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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客机撞向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图/IC
「黑狱」刑讯
在哈贾尔看来，案件迁延至今的根本症结在于酷刑与保密这两个相互交织的因素。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这一观点。
2003年初春，巴基斯坦的执法部门逮捕了穆罕默德。然而，他并未被送往美国接受普通司法程序，反而被纳入美国中情局（CIA）的秘密控制体系。在一系列隐秘的海外关押地——人们习惯称之为「黑狱」——穆罕默德度过了接下来的数年。
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当局建立起一个由中情局主导的秘密关押与讯问网络。在阿富汗、东欧等多个国家，美方秘密设置了一系列拘押据点，用于拷问那些被认定掌握关键情报的「高价值」囚犯。
2006年秋，小布什总统首度在公众场合确认了美方在海外运营「黑狱」网络的事实，并随后宣布计划将穆罕默德等十四名「高价值」囚犯转送关塔那摩。
翌年，国际红十字组织对这十四名从秘密监禁中脱身的人员进行了私密调查，并随后公布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文件中列举了穆罕默德所经历的各式刑讯：持续的睡眠剥夺、殴打、碰撞墙壁、赤身裸体的关押。他被强迫长期保持站立姿态，还遭受了高达一百八十三次的水刑折磨。
曾任CIA分析官的约翰·基里亚库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此案之所以难以了结，根本在于美国情报机构曾进行的非法刑讯逼供。在这样的刑讯中获得的陈述，已然无法被任何司法机构——无论其性质如何——用作证据。
基里亚库本人是最早向公众披露美方水刑实施细节，并直言将其定性为「刑讯逼供」的前情报官员之一。美国当局随后以泄密罪等名义对他进行了法律追究。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2003年资料照片） 图/视觉中国
穆罕默德在秘密监禁期间向CIA详细描述了恐怖袭击的筹划过程。然而辩护律师坚决反驳，强调这些叙述均系刑讯逼供下的产物，不具备法律效力。于是美国司法当局在2007年决定引入联邦调查局（FBI）参与。哈贾尔解释道，两个机构的独立性使得检方希望通过FBI的讯问来获取「清白」的口供。
当年三月的一场听证会上，穆罕默德当众认可了自己在策划「9·11」事件中的角色。他透露，自己与堂侄早在1994年就在菲律宾地区萌生了利用飞机撞击美国地标的构想，后来又把这一计划呈报给了「基地」组织的最高领导。
然而，一纸认罪状并未能终止这场诉讼。辩护团队提出的质询更为深刻——他们不仅追问每一次讯问是否涉及刑讯，更要求查证：之前那些灭绝人性的酷刑会否对其后的整个讯问过程造成持久污染？
哈贾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她的见解：「认罪往往是最强有力的证据，这是司法常理。但问题在于，酷刑所留下的阴影无法消解。即使将人转移到不同的关押地，即使更换讯问者，那些曾经的非人道待遇在法律上依然存在。」
到了2026年8月末，施拉马法官最终做出判决。法院认定，控方未能举证证明2007年穆罕默德对FBI所作的陈述是自主自愿的。CIA曾对穆罕默德进行的「极端胁迫与心理操纵」与其后的讯问之间，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因果链」。并且，FBI审讯者未曾向其明确告知保持沉默权或寻求法律援助的权利。
这一判决意味着，穆罕默德曾经做过的所有陈述都将被法庭排斥在外。
2026年9月10日，美国纽约世贸遗址附近亮起两道「光芒致敬」灯柱，纪念「9·11」事件25周年。图/视觉中国
特殊军事司法体系
地理上，关塔那摩湾地处古巴的东南端。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与古巴达成协议，前者获得该湾区的租赁权以供军事之用。1934年的续约维持了这一安排，且租期设定为无固定终期，需双方共同协议方可更改。
2001年秋末，小布什签署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军事命令，授权建立军事委员会以审理被指控的外国恐怖分子。该命令为这一特殊司法机构的设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翌年，美国在关塔那摩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监禁机构，峰值时期关押人数达到八百之众。到了2025年初，经过几波释放与转移，监狱内仅余十五名囚犯，其中包括恐怖案件的五位被控人员。
多年的现场访问让哈贾尔对这片地区有了独特的认识。最初，她以学者身份申请访问时遭到拒绝。直到律师朋友的建议改变了她的策略——以记者身份提出申请，才最终获得准入。
她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这个地方的矛盾性：表面上仿佛一个寻常小镇，有便利店、娱乐设施，但实质上始终是一处监禁场所。记者进入后行动受到严苛限制——路线由军队指定，出入依赖军方车辆与人员护送，每一步都在监管之下。
哈贾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幼儿园小班一样集体乘车出行。」这种异常的管理方式也反映在军事法庭的整个司法体系设计中。
这个委员会是「反恐战争」大背景下的产物，它既不属于传统军事司法范畴，也迥异于常规联邦刑事诉讼体系。其本质是一种经过定制的特殊司法架构，专为处理恐怖主义等特定罪名设计。
在哈贾尔看来，这个委员会是人工构造的司法产物。历史上军事法庭用于审理军人，如今却被挪用于平民。这些被告即使遭指控为恐怖分子，他们首先是作为民间人士而非军事人员。
2006年中，最高法院通过一桩里程碑式的案例做出裁决——已有的军事委员会框架存在根本性缺陷，缺乏国会明确授权，且与相关国际军事法和战争法条款相悖。
国会随后立法重建这一司法机制，明确其权限范围与程序框架。数年后，又对证据采信规则进行了调整，以加强对被告程序权利的保障。
法律的完善并未为关塔那摩的审判带来实质透明度。常规法庭中，旁听人可直接聆听庭审；而在此地，家属与记者只能通过隔音玻璃与延时播放装置被动接收信息，保安随时可能切断音源以维护所谓机密。
保密机制进一步削弱了被告的防御权。虽然普通诉讼中被告应有权查阅不利证据，但在此处，大量涉及美方情报来源与酷刑历史的材料可被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永久封存，使被告律师形同瞎子。
法律进程在无尽的延迟中循环往复。
认罪与反复
2024年的夏日里，局势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历经两年的艰难谈判，检控方最终与三名主要被告达成共识——被告同意认可控方指控，作为对价，控方放弃追求极刑，转而要求终身监禁。
第四名被告巴卢奇拒绝了这一协议，他坚持任何妥协都应包含对自身刑讯伤害的医疗补偿。而第五位被告希布则因长年羁押与虐待导致严重精神障碍，已被法院认定无审理能力。
对那些苦等二十年以上的遇难者亲属来说，这个协议代表了一丝终结的希望。伊丽莎白·米勒分享了她的激动：「我当时真的很兴奋，觉得终于看到了尽头……这场折磨要结束了。」
米勒失去父亲时年仅六岁——那位殉职的纽约消防队员。多年来，她数次赴关塔那摩参加庭审。她相信这份协议的签署将为家属们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问提供答案。
然而仅隔两日，国防部长奥斯汀突然宣布推翻协议。他同时撤销了军事委员会监督官埃斯卡利尔的权限。奥斯汀在公告中表示，鉴于决定的重要性，他本人应对此负责。
尽管军事法官维持了协议的有效性并否定了部长的权力，但2025年夏，一家上诉法院以微弱多数（二对一）裁定奥斯汀确实有权推翻协议。案件于是重新驶入追求极刑的轨道。
听闻协议被推翻，伊丽莎白感到了彻底的无力。哈贾尔在多次接触家属后总结出，他们大体分为两派：一派如伊丽莎白般支持认罪和解，另一派则坚定地要求极刑以伸张正义。后者认为认罪意味着对法庭公义的放弃。「他们充满愤怒，想要为逝去的家人复仇，难以理解为何这桩案件必须无限延期。」
哈贾尔分析认为：「若要真正终结这一局面，唯一可行之路便是认罪协议。」然而美国决策者似乎被意识形态所绑架——必须展现强硬立场，必须歼灭恐怖分子。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生态中，此类妥协已经不现实。「特朗普政府绝不会认可这样的协议。」
期许与现实
2026年的秋日，施拉马法官宣布了新的审判日期——2028年的仲夏。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是这起案件历史上的第五任主审官。
对检方要求2027年初开庭的诉求，施拉马予以拒绝。他认为，案件尚需十八个月来处理众多初审事项——机密材料披露、证人采信、程序分歧等等。同时他也重申，穆罕默德当年对FBI的陈述将被排斥在法庭之外。
九月初，检控方放弃上诉以确保2028年的计划不再延误。然而问题依然堆积如山：两年后的那个日期真能成行？失去关键口供的起诉方是否有能力完成举证？即便庭审最后尘埃落定，判决的上诉程序又需耗时多久？
前景渺茫。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一间活动房内，墙上镶嵌着一个铜牌——那是已在诉讼期间离世的遇难者家属的名单。四分之一个世纪已逝，许多人已不复见审判之日，而穆罕默德本人已迈入花甲之年。哈贾尔悲观地说：「这看起来更像一场耗时战。最终结局可能就是：审判永不落幕，只等这些被告自然老去，生命消亡。」
哈贾尔最后的总结充满悖论感：「美国当局永远创造不出一个法律上站得住脚的案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持续拖延。但同时，他们也绝不会放弃极刑的目标。这就是案件陷入的死结——两个不可调和的立场的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