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图拉。
在踏入教育传播领域之前，我从事的是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工作。那时主要任务是负责IT领域的中层及更高管理职位招聘，日常接触的尽是来自计算机、金融科技、互联网等各行业的职场精英。在那个时代，谋求职业发展的人们怀揣的梦想是投身到国际企业和大规模集团组织。
之后，国内互联网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大批新锐职场人才涌入所谓的「大厂」。
随之而来是大厂人才过剩的局面。那种以项目为单位、互相竞争的机制导致了两种结果：部分人才虽然能力突出却只能从事重复性工作，另一些人则身陷职场内卷泥潭无法喘息。
最近几年，AI浪潮袭来，「大厂员工」的职业转型成了当务之急。一些人经历了裁员或岗位优化的冲击，有人主动逃离内卷环境去应对「35岁危机」，也有人眼看AI渐渐取代自己的工作职能，开始反思什么样的职业是机器难以替代的。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来持续有大厂从业者流向国际学校、新型教育机构，尤其在高中阶段的学校里，那些拥有企业工作背景、项目执行经验、技术积累的人才，越来越受到校方的欢迎。
今年教师节，我们采访了8名从科技大厂转身而来的教育工作者。
他们的履历多元化：有的曾是算法研发者，有的做过虚拟现实业务负责人，也有人从事过管理咨询行业。对话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共通之处，即从曾经关注数字增减，到现在落焦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这种心理层面的转变几乎是他们的共识。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批教育界的新面孔，听听他们在校园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思。
*对参与采访的各位老师以及背后支持的学校机构，我们表示感谢
北京京杜学校、北京赫德学校、北京探月学校、北京新英才学校
①宋老师：
曾经的我追逐数字涨跌，如今我看到了具体的生命
算法工程师这个职位我做了整整八年，后期还会指导新入职的程序员进行项目工作。
大厂的运转节奏之快令人难以适应。几乎每一天，系统的反馈和数据报告都驱使着我不断优化：数据表现差强人意，就必须立即推进迭代工作。当项目完成、赢得部门奖励时，成就感油然而生，但这种满足感极其短暂，难以长时间维持。
每一次工作输出最后都会被归纳为某一数字的增长或衰退。然而我一直想要理解的是，我们的劳动成果对社会上那些具体的人群究竟造成了何种实质性影响。
但这件事在大厂的环境中几乎无法得到解答。
除去数字监控带来的冷漠感，我逐渐意识到，比起亲自创造业绩，我更从指导新人的进步中获得喜悦。每当他们取得哪怕一点点突破，那份快乐都超过了我自己达成目标的时刻。慢慢地，我开始理解自己真正在找的是一份能够成就他人、帮助他人发展的工作。
我周围完成类似转变的教育工作者确实不多，但无数大厂职员其实都在思考转型的可能性。有些人是因为大厂本就不是长期生涯的选择；有些人则是清楚地看到了AI带来的替代效应，特别是那些从事算法与工程开发的人，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内心真正的职业定位。
现在的我专注于教授AI与编程的课程体系。我认为自己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凭借实战经验我能迅速判断哪些知识点对学生的未来职业最具实用性，进而调整教学重点。
我的课程设计模仿了企业真实项目的完整周期：市场调研、解决方案设计、多次开发迭代、成果汇报，让学生完整经历项目运作的全过程。同时我也将大厂沉淀的代码调试、质量测试、持续改进等经验融入了日常教学环节。
步入校园的最大感受就是心境的彻底改变：昨日的我关心数据是否可观，而今日的我在意的是每位学生的身心状态。高中生实际上比我预想的更具思维深度，他们有时提出的解决方案连我这个业内人士都没有想到。这类闪耀时刻在课堂上频繁出现。
②王老师：
我的学生用自己的想法赚到了第一笔收入
在这所学校到职前，我的身份是虚拟现实领域的项目负责人，同时还兼任了英文制作的相关工作。决定换行是因为我一直怀揣教育梦想，希望让学生能提前感受现实社会运作的内在规律。
到校任职后，工作的整体连贯性明显提升，看得到学生的发展变化，体验到的成就感也更真实、更令人欣喜，这和过去只能看数据指标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体现在多个方面：既有相关学科专业培养的基础，也获得过教育类学位和多份教师资格认证，加上在国际企业大型项目中积累的实践经验，英文水平也保持在较高程度。
不足的地方是，我的教学方法体系还不够成熟完善，但学校为我们打造了跨越多学科的教研生态，我随时能从同事身上汲取经验。
我尽力将曾经在商业项目中的工作经历搬进课堂教学。五月份的时候，学校的创意媒体工作坊正式成立，首次接下的项目是为学生和教职工拍摄工作照和个人写真。那时我们确实帮助学生接到了真实的客户订单。
学生们凭借自己的创新想法取得了实际的经济报酬。当看到孩子们做出让人为之一亮的作品时，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那代表了真实的成长，是分数数字所无法表达的。
最终学生们要踏入社会，而社会正在快速演变。作为经历过职场洗礼的教育者，我们或许能逐步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习远不止是课堂与分数的游戏，而是关乎养成能够应对真实问题的实践能力。
教师这个身份的内涵在演变：曾经是权威者，当代应当更像学生人生的引路人。
③廖老师：
一场关于涨价与降价的博弈游戏，唤醒了课堂的热度
我进入国际教育之前拥有五年半的战略咨询经历。先是在德勤效力两年，接触过消费制造、交通工业、芯片、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业务案例；之后跳槽进入联想，从乙方的服务者转变为甲方的决策者，专责某企业年度战略计划的制订。
咨询工作强度极高，压力通常以小时而非天数来计算。一个战略课题也许只给四五周的工作周期却要完成海量的数据分析，这种压力驱动下的学习方式，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沉淀。
从大学起我就对教育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还参与过三年的支教和慈善项目。真正促使我鼓起勇气转行的，源于和一位朋友的随意闲谈。她提起国际学校的工作氛围颇似外资公司，同事构成多为有留学背景的人士，这让我想起了初入德勤时的情景。
我意识到这或许是个可行的方向。
踏进校园最显著的转变是自主性的提升。往日在项目制约下行动；如今我在课程编制、案例素材挑选等多方面有了创新的空间。当然压力也确实存在。
并非所有学生都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如何激发他们的主动学习热情，既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富吸引力的部分。
我清晰记得第一堂经济学课的沉闷气氛，学生们生怕回答错误而闭口不言。后来我精心设计了两个涉及博弈论的互动游戏。随着竞争关系的介入，课堂空气顷刻间被点燃，最终游戏的结果完全复现了经济学中那个著名的「背叛优势均衡」现象。
那一刻我确认了，设计得当的商业范例足以让晦涩的经济学理论瞬间变得透彻可懂。
我最宝贵的资产是累积的商业案例库，尤其是对宏观经济如何驱动企业决策这一现实过程的深刻认识。这些直接可以引入课堂教学中。
来自不同产业的人踏入教育领域，最大的价值在于能为学生开阔视野，帮助他们理解学习某一学科或知识的内在价值，以及它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这可能比单向的知识灌输更具意义。
④Bob老师：
大厂眼中是成果，学校里我更看重的是人的发展
在加入学校之前，我从事的是研发工程师职位，在科技大厂负责一套面向海外教育市场的软件产品研发。几年前互联网教育行业热度空前时，我察觉到教育领域是块崭新的沃土，因此决定转身投入。
工作性质转变后最深的体会是，之前大厂强调短期的业绩指标，如今在学校我会更谨慎地和学生互动，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可能对其人生造成深远影响。少年儿童阶段是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此时的任何教育举措都会在日后被无限放大。
许多过往的专业能力在现在的工作中依然发挥着作用。比如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思考问题——每一次设计学生的表现评估时，我都会找出可以量化的客观因素作为判断基础，这和往日做产品设计的逻辑是贯通的。
目前的职业状态基本吻合我最初的设想，对教育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教育的根本意义是育人，知识传输仅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媒介和工具。
我的强势是多年积累的职业背景，让我能理解学术世界之外的东西；劣势则在教学策略的设计上还有打磨空间，同时学校当下对项目实际效果的重视程度比较高。
学校里像我这类有大厂背景的教师占比并不小，绝大多数教计算机、视觉设计、商业相关科目。我坚信各行业都需要跨领域人才的加入，唯有如此视角才能多元，创意灵感和系统性洞察才会更丰富。
对教师这一职业，我始终保持着敬畏心理，因为教师是人生旅程中的设计者，对个人的成长产生永久且润物无声的塑造作用。年轻一代会从教育者身上观察世界，推测自己的未来模样。
因此作为教育实践者，我的责任是向学生传递积极的人生理念，用行动来诠释这些理念。
⑤Keke老师：
我现在从事的是「学习体验的设计」
我的前一份工作是用户界面交互设计师。接到项目需求后，我会梳理每一步用户操作流程，设想应该以什么交互方式呈现产品，让用户感到操作流畅、高效便捷。
进入2024年前后，AI开始广泛进入各大科技公司。我审视了自己的职业前景，发现大厂内卷日益加剧，不少团队是在低效率的方式下勉强维持，而用户界面设计工作的某些环节未来极有可能被AI迅速替代。
深思自己的个性特点和职业优势后，我认清了自己：我天生喜欢与他人交流，享受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互动过程。基于这一认识，我开始认真思考从事教师职业的可能。
进入学校后最直观的变化是工作自主度显著提升，且能立刻感知课堂反应。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某个知识点，当场就能看出，不同个体的学习反应差异也很大，这需要教师随时观察、不断思考、动态调整。
我的教学内容仍围绕设计思维展开，可以把积淀的设计方法系统地传授给学生。
难点在于不少学生都是设计领域的初学者，如何让他们理解「需求发现」这类抽象概念，我需要设计多种具体的教学手段和学习支架。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在进行教学体验设计，区别在于曾经设计的是产品用户体验，现在设计的是学生学习体验。
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授的首个小程序课程。学生首次用设计思维这个工具，从识别困难开始制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小程序。在期末汇报会上，他们的作品得到了高度认可。这堂课不仅让学生掌握了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己可以通过观察、剖析、系统性思考，把想法落地为被使用的实物。
在AI时代，我所理解的老师应当发生重新定位。知识获取的难度已近乎为零，教育工作者的真正价值，应该转向学生学习历程的创造者、学习路径的指导者、成长过程的见证者。
设计工作的收益是一个产品影响多少使用者；教育工作的收益是陪伴学生逐步积累实力和内在自信，成就感未必即时显现，但更加具体深刻、更带有人文温度。
⑥何老师：
不被既定思维束缚，这是我在教育中的竞争力
投身校园前，我的职业身份是软件开发工程师，先后服役于英特尔与微软两大科技巨头，从事系统开发及构架设计方面的工作。进入学校是一个偶然的契机，但在和校长的一次深入沟通中，这个想法逐渐演变为坚定的职业转向。
所在的教学部门中，从大厂来的教师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讽刺的是，大厂人之间的相似度反而超过了大厂人与教育人之间的相似度，交流中发现了不少共识。
大厂环境竞争激烈、目标导向强、近期成果优先，职业强度远超学校，但这并不等于校园的工作相对轻松。
学校的成效反馈周期更漫长，难以用数字精确衡量，价值理念与行动准则的影响更深刻且持久，这要求教师更多地依靠主体判断力，而非简单套用数据制度。
目前的工作状况和我最初的预期基本吻合，过程中也有一些意外收获，比如学校管理层对AI融入教育的积极拥抱和深入探讨，这超出了我的预期范围。
我最凸显的优势是不囿于教育规范，可以站在教育体系外来观察和分析问题。
多元思想的互碰撞、新型人才的注入流动，对教育行业的创新与进步具有重要推动意义。在AI技术全面渗透各个产业的背景下，教育必将迎来深刻变革。
我甚至相信，这一变革或许能够让教育原来难以同时达成的多项目标，第一次真正实现平衡。无论身份如何，教师和学生都应该主动认识和使用AI技术，为即将发生的时代转变做足准备。
⑦He老师：
未来的教育者，不应沦为知识的搬家工
严格意义上讲，我并不是传统意义的讲台教师。在学校的定位更接近产品运营者，虽然也承担着IT相关学科的部分教学职责，但工作中枢是运用大厂积累的技术方案与产品思维，为校园系统完成「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升级。
加入学校前我在互联网企业担任产品运营经理一职，在飞书就职期间主要负责审批流程功能模块的系统设计、方案落地和迭代优化。选择离职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纯粹的网络软件设计创新遭遇了瓶颈，我看到在教育场景中融入互联网与AI能力会开辟全新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互联网行业步伐太快、竞争太激烈，而教育本身是相对低速发展的领域，更看重质量而非速度至上。
企业工作讲求明确的成果导向：日活用户、商业收入、目标设定都相对刚性和可量化；但教育工作需要长时间的沉淀和坚守，假如一味追逐高效率，反而会摧毁一个年轻人探索世界的自然过程。
到校以后，我对家长、学生、教师、行政等各个端口进行了全面的信息化和AI赋能升级。我认为这是对校园能贡献的最大价值：把教育中那些原本隐形、难以被察觉的付出与成长，转化为可观察、可计量的形态。
上学的年代，每次老师提问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千万别叫我」，现在我们开发了实时课堂反馈系统，全班用平板电脑就能即刻作答，课堂的生动度完全改观了。这是我没预料到的精彩碰撞。
我眼中的未来教育者不该只是信息的转述人。在AI革命的时刻，获得信息的成本几近为零，判断教育优劣不该只看学生是否掌握某个知识节点，而是看他是否真的具备某项实用能力。
未来的教育者应该成为引导一个人底层思维逻辑的规划者——不只是教会你怎样计算二次方程，还要说明为什么需要建立这个方程、它在现实中解决什么问题。
⑧黄老师：
如果一个集体全是同样的人，创意创新就无处可生
现在校内的职责不属于直接教学岗位范畴。我最初的职业经历开始于美丽中国支教计划。参与的同事队伍中，绝大多数不是教育专业毕业，反而汇集了国内最优秀学府的毕业生。我们采用的是美式「教学即领导」的完整培养系统。
他们坚信通过此套方法，可以把一位初出校园、一无所知的年轻人锻炼成称职的教育工作者。
支教的那个时期我教小学阶段的班级，到最后把班级学业成绩从全乡倒数带到了第三名。
但提升分数从未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真正的转机在于我们唤醒了学生内心的求知欲，运用了许多当时中国农村学校罕见的教学方式——如小组讨论法、正面激励制度，让孩子们每天都对进入教室充满期待。
最初的支教工作并不顺利。面对不听话的学生我曾陷入无助，也会被气得直跺脚。但那段经验中最珍贵的教训是：指挥一个班级、引领一群学生，和管理一个组织、追求业绩目标，本质上是相通的法则。关键要素是掌握领导的艺术，而非自我感动和精神胜利。
十年后我离开了教育领域，曾在今日头条（字节跳动前身）工作过，也和几位美国合伙人共同创办过社会企业。经过这一圈折返，我先后参与了多所学校的筹建和教育品牌塑造工作。
构造化思维是我从早期咨询工作与品牌市场工作中习得的最宝贵技能之一。许多人在说明一个事项时，语言冗长才能交待清楚，科学的沟通方式应该是「结论前置」：先亮出观点，再用证据去支撑。
这类表达技巧在传统教育组织里通常不会传授，却是我在职业生涯中频繁受益的能力。
我始终认为跨界精英涌入教育事业本身就具有极高价值。一旦一个组织成员构成单一，同质化现象就会严重，极难产生原创性的想法和根本性的突破。
我从未认为只有师范背景才能胜任教师角色。那些技能门槛，比如课堂语言的科学运用、教室秩序的有效管理，其实都不算特别高的要求，可以通过系统培训迅速习得。
对「何为好老师」这个问题，每一千人或许会有一千个答案。但从我个人的体验讲，如果依然采用陈旧的课堂模式——上面讲授、下面听讲、回家做卷子、最后参加考试，我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并不值得被推崇。
更有意思、更有带入感的课堂，应该是真正激发学生充分参与、一起创造的空间。
如今AI即将把获取知识的门坎降低至接近零的水平。倘若教师沦为知识的转运者，其专业价值感必然持续下滑。而这些「跨界教师」身上具有的新型素质，或许正好填补了AI暂时无法触及的空白。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得益于学校层面的睿智决策。
招聘一位出身「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进入课堂，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勇气；而愿意投入精力和资源，把这样的人培养为出色教育者，则更需要战略眼光。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校园正在勇敢打破「教师必须来自师范教育」的无形壁垒，教育事业本身，也正经历一次组织维度的升级变革。这样的趋势可能会成为未来教育的新常态。
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千姿百态的教育工作者，千般创新的教学方法。
在这个教师节，向每一位真心投入学生发展的教育者致敬。同时也向那些勇于突破传统、积极试验新路的学校表示感谢，因为你们为教育事业打开了更广阔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