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年度借阅排行榜被《毛泽东选集》意外占领。这并非昙花一现，从那时起直至2025年，这部著作始终高居榜首位置。与此同时，在网络世界里，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用「教员」这样的昵称来指代毛泽东，他的各类影视形象也成为了热议话题。这股热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层动因？https://t.co/ZYmtpruDOs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September 9, 2026
在当下网络文化中，年轻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伟人有很多，教员只有一个。”这句表述清晰地反映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独特定位——用「教员」这个代称来指代这位已逝的中国领导人物。
打开视频平台B站，搜索框输入「教员」或「毛泽东」，便能发现大量的影视片段合集。每次这位历史人物的画面闪现，屏幕上的弹幕都会如潮水般涌来，掩盖了整个屏幕。”伟人万岁””全体起立””再造中华”——这些充满敬仰之情的评论像是观众们共同的声音。
该平台的核心用户群本就以青少年构成，其中18至24岁的Z世代用户占据将近六成。这些视频素材涉及毛泽东人生的多个时期——从四渡赤水的军事战役，到冷战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外交舞台，再到他的青年岁月。每一部此类作品动辄获得百万以上的播放次数，评论区内也少不了成千上万条弹幕回应。
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引发了人们的深思：经过了长达近五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为何毛泽东的身影却重新出现在年轻网民的文化视野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切正好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一代人眼中的不同形象
参与这股热潮的年轻人中，有来自南京的董同学，他即将迈入大学校园。
董同学向记者分享了触发他情感共鸣的一个瞬间——在短视频中，两位年轻女性站在长沙橘子洲的青年毛泽东雕像前，用清亮的嗓音唱起了爱国歌曲。
他说，那两位女生唱得很有感情，而那尊高耸的、显现出青年气质的雕像，让他不禁心中一动，泛起了感慨。
在同龄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场景其实很普遍。董同学的周围不乏同龄人活跃在「键政圈」——这是年轻网民讨论时事政治的虚拟空间。
这个趋势的存在也有数据支撑：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年度借阅排行显示，从2019年起，《毛泽东选集》就占据了榜单的顶端，六年来未曾有所改变。
值得玩味的一点在于，当代年轻人对毛泽东的这份热情，与他们的上一代人成长期间所传达的官方话语截然不同。
回到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一份重要的决议文件，这份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文件，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界定。它采用了「功过并论」的平衡表述，也就是广为人知的「三七开」——功绩占七，错误占三。
这份决议文件颁布之后的数十年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后来的江泽民，都推行了一项政策上的调整。原本在车站、广场和教室里随处可见的毛泽东画像纷纷被卸下来，他的身影逐渐从人们的日常视觉中消退。官方媒体也开始收敛个人崇拜的宣传力度，与此同时，为在任领导人祝寿的习俗也被中断，这一做法一直保持至今。
这一转变使得公众开始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毛泽东——将他视作一个具有局限性、也会犯错的历史人物，而非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与此相应地，邓小平则逐渐被确立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代表人物。
简言之，出生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代人，是在官方有意推行「去毛泽东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毛泽东主要停留在历史教科书的篇章里，而邓小平才是那个他们能够感受到的、真实可触的进步象征。
如今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毛泽东的身影重新活跃在网络文化的舞台上，而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于，包括董同学在内的年轻群体在讨论他时，鲜少直言其名，转而以「教员」这一昵称相称。
这个称号的由来有其历史渊源。早在1970年，毛泽东在接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表达过对「四个伟大」这类头衔的厌烦，他说，自己最愿意接受的身份就是「教员」——因为终其一生，他就是在做一个教育者的工作。
一个历史语境中的具体表述，在今天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在网络世界中流传开来。
然而，这样的讨论空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
在毛泽东这个话题上，董同学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口若悬河地讨论，用「教员」这样的代称侃侃而谈。但是，一旦涉及到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气氛就会变得微妙，他们自觉地认为「这就不太方便讨论了」。
这一现象也被国际研究机构所察觉。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调研指出，中国的网络空间虽然还允许进行某种程度的公共讨论，但涉及最高权力层级的话题，参与者通常会主动规避。
这份研究将其称为「脆弱的话语空间」——这个空间的形成，既是官方审查的结果，也是参与者自我审查的产物，两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样一个局面。
寻求出路的思想尝试
年轻一代重新关注毛泽东这个现象，出现的时间恰好是中国官方在积极构建「强国」叙事框架的时期。
然而专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年轻人对于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流动性下降等现实问题的日益清醒认识密切相关。
长期关注中国青年政治生态的荷兰学者石若剑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上一代人所经历的是经济增长惠及全体的时代，而当代年轻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错过了邓小平改革曾许诺的那个进步的时代。
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2026年7月份，全国范围内（不含在校学生）16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情况达到了17.9%，这个数字相比前一个月上升了整整3个百分点，创造了这项统计指标调整以来的新纪录。
从「996工作制」到「内卷」再到「躺平」，这些词汇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日常用语，而这恰恰反映了一代人与上一代人之间那道越来越宽的沟壑。
这样的环境之下，毛泽东曾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就变成了镜子。一些年轻人通过追崇他的论述来表达自己对「资本权力侵蚀国家」这一现象的不满，还有人甚至把他的著作当成了破解人生困局的指南手册。
董同学的亲身体验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这一代从小就被灌输——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但长大后才明白，工作机会其实很紧张，买房更是遥不可及，连’内卷’这种词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描述困境的。”
他继续解释道，毛泽东的表述方式非常坦率——他明确指出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相比那些复杂的经济学术语，这样简洁明了的二元框架显然更容易被年轻人理解和接受。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研究成果表明，当今青年群体的价值观系统中确实隐含着一些「网络民粹主义」的倾向。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三个主要因素密不可分：住房问题、职业前景以及家庭与婚恋生活的稳定性。
石若剑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这个认识。在他看来，毛泽东重新被关注并不是简单的历史怀旧，而是年轻人借助一套既有的历史话语体系，去理解和表达他们内心对不公正现象与生存焦虑的感受。
埋藏的政治能量
这套话语的源头在哪里，同样需要我们去反思。
回溯到当下，中共对毛泽东的定位仍然遵循1981年那份历史决议所设定的框架——功绩为主，错误为辅。
到了2021年，中共发表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延续并发展了这一思路，其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大叙事贯穿始终。
这个框架中，毛泽东所开启的革命运动通常被关联到民族的「站起来」、新国家的建立、国家主权的捍卫，以及复兴事业的奠基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他的身份已经超越了一个有是有非的历史人物，而被刻画成当代「强国复兴」叙事的源头象征。
石若剑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当代官方的教育取向对毛泽东形象的重新树立负有一定的责任。在这种教育框架下，年轻学生接触到的毛泽东形象，仿佛是建立在一个美化的想象之中——一个无法被质疑、不会犯错的英雄人物。
他进一步指出，许多年轻人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段历史的实际情况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对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存在着误解或歪曲的认识。
石若剑对此发出了警示。他认为，这种自发性、自下而上的毛泽东推崇现象，其政治意涵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这具有爆炸性的潜在风险，」他说，「因为这股民间的毛泽东拥护者文化具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其能量不会止于对现行政策的批评，还有可能演变成更深层的政治诉求。」
他将这种现象与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相提并论。「虽然可能在某些时候对这种民粹情绪进行约束，但要想根本上掌控它们的走向，难度是相当大的。」
对于董同学这一代年轻人而言，眼下这股对毛泽东的热潮可能还处于初期阶段。它最终会只是网络文化景观中的一种现象，还是会进一步演化为更具持久性的政治认同形式，目前还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继续的观察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