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四月，一场在中国阜阳举办的招聘活动现场，众多大学生云集于此，共同竞逐职业机会。
金尚宇（音）是一名城市规划专业的硕士生，离学位授予仅有数月之隔。在这段关键时期，她眼睁睁地观察着所学领域被人工智能技术所改造，前景顿时黯淡下来。
人工智能岗位的招聘需求呈爆炸式增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传统行业职位的招聘启事日益稀少。设计项目初期曾需多人团队协作完成的任务，如今借由几次鼠标点击便可成事。
金女士今年26岁，籍贯北方，毕业于香港大学。回国后，她在港澳及内地共投递了150余份实习和初级岗位申请，却全部石沉大海。为了增强求职竞争力，她花费400美元参加了人工智能专业课程培训，然而这一投资似乎未见成效。在她看来，这个现象并不意外——连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士都面临AI的冲击，那初出茅庐的职场新手更是前路堪忧。
“我的体验是，像我们这样的新毕业生，正是人工智能下一步要置换的群体，”她表示。提及职业前景时，她显得悲观而无力：”我真正的困境在于，根本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有关机构估计，今年共有1270万新毕业生将踏入就业大军，这一数字创下历年新高。这届毕业生面临着两大相互交织、难以分割的严峻考验。与前几届学生面临的困境相似，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已然饱和的就业生态，在宏观经济动力不足的时刻争夺日渐萎缩的基层岗位资源。与此同时，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改写产业版图，重构企业的招聘标准与用人策略。
这一困局并非中国独有。全球各地的大学毕业生都在面临基层职位可能被彻底蚕食的压力。然而，对华夏青年而言，这份忧虑显得格外深重。在政策鼓励与社会热潮的推动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推进人工智能商业化。诡异的是，与此同时，年轻人的失业困境非但未见改善，反而愈加凸显。
本年七月的统计显示，16至24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已高达17.9%。与之相对的是，企业供给的高薪、高质量毕业生岗位增长远滞后于大学录取规模的扩大。
“人工智能的出现时机极为关键，虽然它并非问题的根源所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高级讲师克里斯蒂安·姚分析道。他长期从事中国青年就业路径研究。
社会焦虑的潜伏危机
对中国高层管理人士来说，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很大程度建立在经济繁荣的承诺之上。青年失业率的上扬可能演变成社会政治稳定的隐患。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AI研究项目的联席主任斯科特·辛格指出，人工智能即便对青年失业率的冲击极其微小，也足以引起政策层的高度警觉。更深层地，”中国对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关注度极高。这很可能已经成为目前AI政策中最核心的考量。”
由于对AI革新可能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存有警惕心理，北京当局正在对企业施加压力，促使其避免因AI而进行的大规模裁员。通过多个司法案例的宣判，政府已经发出了鲜明的信号：企业不能以AI降本增效为借口来实施人员调整。
今年三月，北京某招聘会现场，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向来访者鞠躬示意。
政府部门在今年初宣布启动”支柱产业重点就业扶持计划”，与此同时，党内不少官员还提出了更全面、更系统的干预路径，例如引导企业强化在职培训机制，帮助劳动力快速适应由AI主导的就业新生态。
业内研究人士指出，当前，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对制造业及餐饮外卖配送业——中国就业容纳量最大的两个行业——的侵蚀最为直接。而对白领工种的真实威胁，才刚刚显露出苗头。
采访中，多名年轻求职者讲述了他们在AI驱动的就业环境中艰难求生的经历。他们反复提及焦虑、迷茫，以及那些历经漫长求职周期后涌起的失望感。唯一的共鸣点是，这种困顿似乎是集体性的遭遇。
“这个过程已经把我的精神耗尽了，”广播电视学硕士毕业生周津妮亚（音）无奈地说。
过去一年里，周女士递交了超过2800份求职申请。这份巨大的努力仅仅换来不足20次的面试邀请，至今还未拿到一份录用通知。她的投递策略也随之演变——曾经她会认真筛选招聘信息，只投那些符合自身背景的岗位；如今她采取了”无差别投递”战术，来者不拒。即使在获得面试机会时，她心中也再无任何期许。
在求职信息搜索中，周女士发现了一个显著变化：AI生成内容制作相关的职位大幅增加。不过，大学教育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对于应对这一波就业市场变动几乎毫无助益。更令人沮丧的是，在她所求职的杭州，招聘方的目光似乎只聚焦在那些已有实战经验的应聘者身上。
“竞争者太多了，他们要的是那种能立即上手的人，”她表述道，”企业已经没有耐心或动力去培养新人了。”
学位竞争的恶性循环
维多利亚大学研究人员姚教授坦言，虽然AI的发展确实带来了新的就业机遇，但这些机会主要流向了那些已经掌握相关技术的少数求职者。而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数据分析、编程等初级白领职位，其被自动化取代的概率反而在增加。
“中国的青年求职者首当其冲，”他进一步说明道，”原因在于中国初级专业人才市场的竞争格局本就异常激烈。”一股学历竞升的浪潮正在涌现，他补充，”眼下我们看到，连本应属于初级层面的职位，也在争相拉高学历要求，甚至要求应聘者拥有硕士乃至博士学位。”
今年六月，清华大学校园内举行了毕业典礼。
对许多初出校园的学生而言，即使拥有高学历，也不再是求职保险单。王露娜（音）取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却在港澳及内地的近200个相关岗位申请中（涵盖项目管理、产品管理、采购规划等领域）收获寥寥。
不过，现年25岁的王女士在评估人工智能对自身职业前景的影响时，态度相对乐观。她认为所竞争的岗位性质决定了AI难以完全取代，因为这些工作涉及复杂商业谈判与面对面沟通，二者都需要人类的深度参与。
“职业生存需要你具备机器和人工智能做不到的能力，”她表述道。
就城市规划专业的金女士而言，前辈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机遇正在消失。根据她的观察，经济下行压力下，设计类项目机会在收缩，设计院——毕业生的传统去处——也没有释放出太多职位空缺。更糟的是，企业正在用技术手段自动化那些原本由实习生承担、用来积累经验和锤炼技能的工作内容。
虽然AI运营等新兴领域的岗位在不断涌现，但这些职位是否真正意味着长期的职业发展前景，抑或只是短暂的热炒风潮，金女士心中存满了疑问。她观察到很多企业在引入AI时表现得仓促且目标模糊，她用”极度混乱”来形容当前的局面。
与此同时，金女士在继续投递求职申请的过程中，也在尝试用AI工具来打磨和优化自己的作品集，期盼这能为她增加竞争筹码。更深层的希望是，由AI带来的就业市场动荡能在未来几年内趋于平缓。
“我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金女士坦白地讲，”而我的不幸在于，恰好在这样的年代被赋予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