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开学如期而至。日前，来自腾讯SSV的高级研究员傅剑锋，邀请到了浙江大学教授、丹麦皇家文理科学院院士、科学探索奖获奖者张国捷，以及紫萱小学从事科学教育的赵奕青老师，围绕AI时代背景下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在这样的时代里，孩子们应该学习什么。
进行此次对话的张国捷，长期专注于演化生物学与比较基因组学领域的研究。他与傅剑锋曾联手打造了「追光课堂」这一科学教育品牌，并推出了面向小学生群体的《生命演化》系列课程。在这个协作框架中，张国捷作为学科专家负责提供科学思想的源头，而赵奕青则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将这些深邃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小学生能够理解、愿意参与的课堂活动。正因为这样的合作模式，他们在对话中既剖析了当代AI技术可能形成的「认知陷阱」现象，也共同探讨了：科学教育该如何有效地维护和强化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激发其主动思考的欲望，以及培养他们学会与他人协作的能力。
以下系基于张国捷的分享内容整理而成——
我们在演化生物学和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借助AI工具。频繁使用之后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提出一个疑问，这个工具总是能迅速地抛出一份看起来相当全面的解释。读者接收到这份答案后，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已经彻底理解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AI无意中制造了一种隐性的幻觉——一种理解层面上的错觉。对于那些已经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够识别信息真伪的人而言，这类幻觉的威胁并不大。然而，当这样的工具被尚未培养出辨别力的人使用时，后果就变得相当严峻：他会真实地相信自己无需通过传统学校教育，仅凭这些现成的答案就能掌握所有知识。
更进一步的情景出现在家庭教育领域。当家长借助AI来帮助孩子完成作业时，孩子同样会陷入这种「假理解」的怪圈：瞥一眼AI给出的解答，脑子里闪过一丝「好像会做了」的念头，紧接着就原样照抄，整个过程中没有真正的思考介入，最后当然也就没有实质的学习收获。
再往深层次思考，这涉及到人的根本属性：思维的惰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归根结底是一种动物本能。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省力的道路——只要可能，就避免那种需要付出巨大心力才能获得的痛苦思考。当一件知识要通过艰辛的探索才能习得，而现成的答案唾手可得之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那么，如果这种模式遍布整个社会，人类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因此，我对AI感到焦虑的根源在于：人在这个新时代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我们恐惧被时代所弃，害怕若不懂AI就注定被淘汰。但我们更应该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能守住祖先流传至今的那些独特能力。
回溯演化历程，人类何以显得不同寻常
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最显著的特征究竟是什么？教科书通常会告诉我们是工具的使用与制造。我想这个论述还可以进一步延伸。
观察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它们适应环境、推动自身演化的基本路径，就是将适应能力写进生理结构里，甚至镌刻在基因中，通过遗传来代际传递。
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间、尤其是最近数十万年里，进化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能力：极其发达的社会性学习机制。我们建立了高度的社会体系，使群体内部可以相互学习，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的代际传承。这种能力不再依赖于DNA的传递，而是立足于群体的社会结构、密集的学习过程和分工协作。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确实有很长一个阶段是通过生理特征的进化来适应环境，比如脑容量的扩大——这种自然选择的推动力量相当强劲。但从考古学证据来看，过去十几万年间，人脑的相对容量反而出现了下降，在某个节点之后就停止了增长。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对比恰好说明这一点：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更大，体型也更魁梧，最终存活下来的却是脑袋更小的智人。
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在某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人类放弃了通过躯体改造来适应环境的策略。取而代之的是两条道路：群体生活的建立，以及学习能力的提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最宝贵的两项禀赋就是：学习，以及团队合作。
AI代表能力的外化延伸，抑或演化成独立物种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演，人类历来就在不断地向外输出和强化自身的能力：从火的掌控到各种工具的发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直至今天的AI时代。
如果我们将AI视为人类能力向外延伸的一种工具，那它当然是一件极好的东西。但换一个更富想象力的视角来看：假设未来AI演变成了一种独立的物种存在，而人类早已习惯了对它的依赖，甚至彻底放弃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好的情况下可能是共生关系；但如果真的完全放弃了学习的努力，那这个名为AI的物种就有能力取代人类。这并非天方夜谭，图灵奖与诺奖得主辛顿关于AI可能统治人类的论述，在我看来并非不可能成为现实。
我并未主张完全放弃使用AI。我真正想追问的还是那个问题：人类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到底应该是什么。
好奇心源于天性，我们只是别把它扼杀了
假如有人问，对于孩子而言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我的答案就是好奇心。科研工作者掌握的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推动这一切的动力来自何处呢？就来自人与生俱来的求知欲。而好奇这件事本身就是儿童的天赋属性，正是由于这份好奇心的存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才得以实现。
好奇心不是教育出来的产物，而是写在每种生物的本能里。小鼠崽子天生就对周边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不会固步自封在一隅，总会去探索更广阔的领地。这是生物生存本能的体现，不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它强有力地驱动着一切生物的生存与进化。任何生命形式都拥有这种特质，只是程度有深有浅。
因此对于孩子来说，最关键的不是去培养好奇心，而是如何保护它不被磨蚀。好奇心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孩子是否会问「为什么」。
我们在幼年时期频繁提出疑问，可步入成年后这种习惯似乎就悄然消失了。这个转变发生在何时呢？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既有认识越来越多，慢慢也就对一切习以为常了。这又回到了那个「理解的陷阱」：一旦某个现象好像已经有了解释，我们就自动认为世界已被充分阐释，不需要我们再去深入探索，等待现成答案就足够了。许多人一听到某个科学议题，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早就有人回答过了吗？比如人类的起源，达尔文的时代不就已经解决了吗。
所以在成长过程中，好奇心会经历一段悬崖式的衰退。历史上那些不断追问的人，有些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就像苏格拉底那样。我们的社会其实陷入了一种矛盾：一方面期待保留这种好奇的精神，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运行机制又在无声地压制它。
演化的过程并非线性进步，而是对生存环境的适配
但单有好奇心还不够用。一群野兽里如果某只特别富有求知欲，什么都想去尝试，那这家伙很快就会被淘汰。好奇心必须转变为主动的探索实践，这才是一门课程真正要建立起来的目标。
我在丹麦教育系统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它所强调的主动性思考，而非被动的知识接收。事实上，这种思维能力每个人都具备——你看推理悬疑小说，就会主动推敲故事背后的逻辑原因；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他在面对真实世界时，也能这样去主动思考。
到了生命演化课程的具体设计阶段，我们开门见山地确立了一个原则：不是为了展示什么高深的学问。生物学的课程种类繁多，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生命演化这个主题呢？因为这个学科涵盖面很广，但同时回答的是关于生命现象最根本、最内核的规律。我们不堆砌深奥难懂的术语，不依赖于最前沿的技术手段，不设计高难度的实验操作，只讲述最根本的道理：生命的演化是否存在某种基本法则。一旦孩子掌握了这个核心，我们希望他能用这个工具来解读身边的万物。因此这门课不是分章节的松散结构，而是一个有机的、贯穿始终、层层推进的整体。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需要纠正——「进化」和「演化」这两个概念。
以往谈到进化论时，我们脑海中闪现的是迭代、是不断变优、是持续更新换代。这种理解会误导人们：生命是一个线性上升的历程，人类是自然选择精心打造出来的最完美物种。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谬误，而且它会从根本上破坏我们的世界观：很容易滑向神创论的思路——既然人是天生的宠儿，那是谁造就了人类呢？这样就又回到了某种超自然的解释系统。
可事实并非如此。所有生命都遵循着相同的运作逻辑：在适应环境的竞争中，那些生殖力更强、后代存活率更高的个体得以延续；任何一项生物学特征，只要它能够帮助物种繁衍下去，就更有机会被保存到下一代。
这一条基本原理可以解释新物种的出现机制，可以说明鸟类为什么能够飞翔、某些蛇类为什么演化出红外线感应能力，甚至可以解释人为什么容易生病。我们在漫长的进化岁月中并不是被自然选择塑造成追求健康和长寿的生物，自然选择的唯一标准是繁殖成功率以及后代的生存概率。一旦超过了生育年纪，之后的身体状况对繁衍就无关紧要了，哪怕某些变异对个体有害，自然选择也不会在意，反而这类基因变异会持续被留存。
许多人以为进化论是过时的学说，达尔文那个时代就已经大功告成了。恰恰相反，它是一套极其实用的思维工具，正因为如此，这个学科才能够持续发展到今天。我们希望孩子们也能够掌握这个工具。说实话，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存活的竞争里，协作往往胜过对抗
举个具体的例子。在「追光课堂」的亲缘选择单元中，赵奕青老师最初的课程设计想法是难度更大的——她想直接把共同基因占比50%还是75%这类数据数字教给孩子，试过用小熊糖果、抽签、举手等各种办法。但百分比这种概念，对于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本身就超出教学范围了。后来我们改成了游戏卡牌的形式。
这个游戏想要达到的最核心目标，就是让孩子真切地体验到：合作是划算的。在这个认知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接触到那个更深层的科学问题——个体之间首先存在竞争关系，那么合作这种行为是如何在竞争中产生和维系的呢？按照自私基因理论，每个个体的本性都是自利的，可为什么还会出现协作呢？
游戏的规则基于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如果一方选择自利的竞争，赢方获得高分，输方一分不得；双方同时竞争，两人都能得分，不过分数相对较低；两方若都选择合作，获得的分数会比竞争时都要高。你会发现，如果两个参与者之间没有利益牵连、没有血缘关系，他宁可分数少一点也不愿尝到失败，双方最后都选择竞争。但只要改变一个条件：允许两方在游戏结束时进行协商，他们的最终得分就会大幅超过只有竞争的组别。
这个游戏的妙处在于它的简洁——完全不需要数学公式的辅助。孩子只需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单纯的竞争导致内耗，合作却能实现共赢。掌握这个逻辑就足以了。
学者选择参与教育的真实动力
前段时间读过马斯克的一则采访，记者问他希望被后人如何评价。他说，希望被铭记为「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人」。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回过头问自己：科研工作者从事研究的本质目的是什么？所说的满足好奇心，并不是什么先天的使命宣言，而是说，通过持续的求知探索，我们能够为人类社会回答那些以往没有被解决过的问题，这就是在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为了让这个价值最大化，必须回到公众的维度——我认为这就是科研工作者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当然，科研人员这边也要有所改变，并且要承认教育本身是一门专业学科。科研人员直接走进课堂，并不等于就能产出优质的教学效果——某些学校邀请专家举办讲座，结果一堂课下来孩子们哈欠连天，原因很简单：内容太晦涩难懂。国际顶尖科学家们做得最出色的一点，就是用最浅白的话语向普罗大众传递他们的研究成果：你的工作越具有重要性，就越应当让没有相关背景的人也能听得明白。但如何把高深的思想具体转化为小学课堂里可行的教学方案，那就必须交给一线的教育实践者了，科研人员输出的应该就是思想的内核。
假若孩子能再走一遍小猎犬号的航程
我们的初衷并不是希望所有孩子都踏上科研这条路，这根本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这门课程设立的真实意图，是为孩子建立一个最基础的世界认知框架，让他切身体验到科学的真正力量是什么——科学能够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即便孩子将来不从事科研工作，不管将来进入什么职业领域，他也会在内心里尊重规律本身。好奇心、批判思维能力、品味的养成，一旦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熏陶，他日后在面对任何问题时，就能依靠自己独立的理性判断。这些能力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正因为有一群人坚持这些品质，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有时候我会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如果让这些孩子登上小猎犬号，重新走过一遍达尔文走过的路线，他们能否自己推导出自然选择学说？能否长出下一代的达尔文？最根本的其实还是科学思维的建立。当一个人具备了这样的思维框架，习惯了这样的思考模式，面对任何陌生的现象、任何新鲜的信息时，他就自然而然地能够主动去思考和探索。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保持不断追问的热情，始终能够去主动认识周围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同时也非常值得去做的事。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满、更加有趣，而且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