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的这个午后，曾经的跨栏飞人在社媒平台上发出了一声「求助」。「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刘翔写道。作为昔日的民族英雄，他的处境引人关注——体育局方面向他抛出的选项只有两个：买断身份或接受教练岗位。
帖文配的是一张相框照片，里面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参赛证件，上头清晰地印着号码「1363」。这串数字承载了多少荣耀与记忆。
许多网友瞬间反应过来了。那是22年前的事了，21岁的他戴着这个号码奔向奥运赛场。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他跑出12秒91的成绩，赢得了金牌，成就了中国在该项目上的奥运零的突破。如今，同一张号码纸被用来陪衬一个难以抉择的职业问题。
刘翔的求助帖
上海市体育局随后公开回应了这件事。官方的表述是：刘翔作为这座城市的优秀运动员代表，为上海体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功臣。在与刘翔进行了沟通之后，管理中心表示将根据国家及本市相关政策规定，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的方式对其妥善处理。
然而，这一回应并未让刘翔释怀。
当晚，他再次更新了动态：「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10年了，现在突然要『安置』我。」面对的仍是那道单选题——要么执教，要么离职。他坦言，没有教练的从业经验，仓促上任对他人职业生涯是一种伤害。至于那个「买断」的说法，他表示很陌生，不太明白其具体含义。最后，他无奈地发出感慨：「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
这并不是首次有人关注运动员功成名就后的人生安排问题。
01
迟了十多年的「安置议题」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自己的困境，刘翔设置了一个线上投票。选项是「买断离手」和「上班做牛马」两种极端的表述。到了28日，超过12万网民参与其中，其中10万多人倾向于「买断离手」，希望他能够「放下身心的枷锁，去好好生活」。
很多人的认知里，刘翔似乎早就结束了运动员生涯。
记忆往回拉，时间点落在2015年的4月7日。那时的刘翔还不满32岁，他在微博发表了一份长篇退役申明。文章里他追述了自己长达19年的栏杆生涯，坦诚因为身体受损，无法承载更高强度的训练和竞赛任务，虽然舍不得，感到痛苦，但「别无选择」。
同时他也展望了自己的后半段人生。他表达了完成学业的愿望，并希望能为中国青少年体育和全民健康事业贡献力量。在接受采访时，他明确说自己既不想做教练，也不想进入行政体系。
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的那座大体育场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退役仪式。在告别的讲话中，他几度停顿，眼眶泛红，最终完成了这一刻的离别。在所有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句号。
2015年钻石联赛上海站，刘翔的退役典礼现场，他向观众致敬。/图源：视觉中国
此后，关于竞技运动的话题，他鲜少再主动涉及。他参加慈善活动、参与体育相关的社会项目，偶尔出现在商业合作的场景中，更多时候只是游山玩水，在网络上记录生活的点滴。
谁也料想不到，在过了11年后，他竟然要面对「怎样安置退役」这样的问题。因此许多网民的第一反应都是疑惑：为什么现在才处理这件事？
其实，从字面上讲，「停止参赛」和「完成退役法律程序」是有区别的。
2007年，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下达了《运动员聘用的临时规范》，其中提到，当优秀运动员停止竞技训练后，可以进入为期的职业适应阶段。同年颁布的另一份文件进一步明确，该过渡期是指从停训日到退役程序完成、用人协议终止这一阶段，期限通常不超过12个月。
在这段日子里，运动员仍然维持聘用的状态，其所在的训练机构需要负责职业转向的指导、技能再教育和就业筹备等相关工作。退出以后，还要涉及档案、保险等人事关系的变更。
按照这套制度框架，离职应当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不仅限于竞技生涯的终结，还涉及人员关系的处置。而从刘翔本人的陈述以及政府部门此次发布的文案来看，这套人事层面的程序至今未曾完成。
这十多年间双方的人事关系如何延续，公开信息中并未给出清晰的说明。
本年2月间，上海市体育系统的党务部门曾发布了一份巡视总结报告。文件指出，在队伍管理中存在着「松散无力」的现象，要求相关主管部门要承担起「有编制但不上岗人员」的管理职责，需要定期检查这类人员的名册，要加强从停训到退役期间的全程管理，推进离职手续的处理进度。
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刘翔一个人遇到的麻烦。当运动健儿停下训练脚步后，究竟在什么时间点完全切割与体育机构的关系，本身就是需要被理顺的行政难题。
那么，如今摆在他面前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案呢？
03
选择中的两条和无形的第三条
刘翔口中的「买断」，并不对应普通职场里的离职观念。在相关的离职运动员安置规章中，更为规范的叫法是「自主决定职业方向」。
翻到2002年，国务院六个行业部门共同签发了《关于切实做好离职运动员工作安置的指示》，这份文件鼓励离职的运动员自己选择下一步的职业走向，同时要逐步完善相应的经济支撑和就业扶助体系。
由此形成的政策体系中，离职运动员大致分为三类出路：由单位负责的安置、自助选择职业、继续升学深造。
对那些选择独立谋职的人士，体育总局规定要给付一笔一次性的经济援助，包括基本安置金、服役年限补偿和表现奖励等项，具体的数额由各地因地制宜地确定。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离职运动员都倾向于走自主谋生这条路。以2026年5月为例，江苏省的体育局发布了该年度的运动员退役名单，名单中有两位奥运级的对手——女羽毛球单打亚运选手何冰娇和乒坛新星钱天一。两人均选择了自主创业的路线，相应获得的一次性费用分别是746310元和726310元。
何冰娇/图源：新华社
钱天一/图源：新华社
这笔经济补助对许多运动员而言可谓救命钱。它让他们在告别竞技运动这条狭窄而明确的职业轨道后，有了一定的经济缓冲和思考时间，得以重新规划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另外一条路则是单位负责的安置办法。在国内竞技体育的生态中，退职后留队任教几乎是一种习见的职业接续。很多运动项目的体系内，前冠军转身为教练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师徒延续的模式。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技术过硬和懂得教学，这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本领。
最近这段时间，体育管理部门也在尝试为这一转变加入更多的预热期。国家体育总局已启动了优秀运动员向教练角色转变的「雏鹰培育方案」，主要是针对运动员在教练化转向中的短板进行专项提升。慢慢地，教练这份职业也被当作一门需要重新习得的学问。
很显然，这两种路径都不是刘翔心之所向。早在2015年他退出比赛舞台时，他脑子里就在想象另一种生存状态。
2020年的时候，多年未现身的刘翔罕见地被曝光。这一年，一档儿童体能训练的电视节目筹备在即。作为这个项目的推动者之一，他回忆起「过去那个在赛道上挥洒汗水的少年」。
2020年，刘翔参加一档少儿体能运动节目
2020年，刘翔参加一档少儿体能运动节目
在录影中，有个小朋友问他多大了。他回答说：「我想永远停留在21岁，再来一遍。」这句话日后被频繁提及，由于它恰好指向他最灿烂的岁月。
那一年的雅典，他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跑出12秒91的好成绩，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让全球为之震撼。两年以后的洛桑赛场，他再度革新纪录，成绩是12秒88。
又过了一年，2007年大阪世界锦标赛，他从不利的第九跑道杀出重围，摘得桂冠。此时他已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有者的身份于一身。那段岁月，他是国家最享有盛名、商业号召力最强的体坛明星。
然而这个轨迹并未一路向上。
北京2008年，他在主场因伤错过竞赛，让鸟巢的九万观众瞬间陷入茫然，随之而来是铺天盖地的舆论批评。伦敦2012年奥运赛道，他在第一道栏杆前跌倒，阿基里斯腱断裂，最后单足跳过终点线，亲吻了那最后的栏杆。
2012年8月7日，伦敦奥运会，刘翔亲吻栏架告别赛场/图源：视觉中国
这两次的离场转身，引发了舆论的大反转。一时间「刘跑跑」的讽刺绰号甚嚣尘上，有人质疑他是害怕败北、害怕失去赞助商。直到多年后，一位知名主持人坐在他对面问，如果你当时在赛道上倒下，是否会得到宽恕？他用一个词回答——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逐渐转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职业战绩，发现他的生涯中不止两次奥运的遗憾，更有一长串的勋功和记录。
所以到了现在，网民们审视刘翔时，情感是混杂且复杂的——有钦慕、有遗憾、有亲近感，还有对时代远去的悼念之心。正因为这些情感的积累，当刘翔把「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抛向网络时，大家才会如此迅速地接住。
03
那看不见的第三条出口
更早的年份里，运动员退役这件事甚至不用谈条件。
到了2006年，女举选手邹春兰的故事被舆论聚焦。她曾摘得过9枚全国举重金牌，打破过多项全国和世界纪录。卸下荣誉多年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她在一家普通洗澡堂里给客人搓澡，月收入还不足500块钱。
邹春兰
那时的口号是：「冠军一旦退役就面临失业。」这是整整一代体育人共同的宿命。
相关的职能部门也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2002年开始，自主谋职和一次性补偿逐步演变成了法定政策。后来又陆续建立了职业过渡期、职业指引、专业进修等层面的保障。运动员们不再是只能被动等待安排的局面。
到了当代，退役的运动员已经鲜少要承受邹春兰和那一代人的极端困顿。然而一旦生活中突然冒出变数，现有的这些保护网有时也显得捉襟见肘。
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就是活生生的例子。2013年时，吴柳芳从国家队脱离，一年后依照相关规定她获得了高校入学的资格。到了2018年的大学毕业时刻，摆在她面前的选项也和刘翔一样——领一笔退役款自己找工作，或是放弃补偿留在系统里做助教。
她选了第一条路。当时的想法是想去外面闯一闯，也想靠这笔钱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后来的日子里，她进入了体育产业的领域，做过体操校园普及，也干过体操教练这份工作。但家庭压力、职业竞争、市场形势，这些问题层层叠加，最终她进入了互联网直播行业。
因为直播内容的争议，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批评。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提及那段遭遇，说自己那时候已经「走投无路了」。转向直播，是她重新糊口的唯一办法。
吴柳芳主页视频截图
那么，对于退役的运动员们，现在究竟存在多少条真实可行的出路呢？
在2021年进行的一次调研中，某东部省份的314名近年退役运动员被纳入考察范围。统计显示，超过53%的参与者在离职后找到了全职工作，但还有17.52%的人依旧在待业状态。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离职后重新就职的运动员在职业能力的提升上也显得不够充分。有43.64%的离职运动员觉得在新工作中获得的培训机会太少，甚至有17.20%的人表示从未获得过任何支持。
他们离职后最常进入的行业是教练岗位、公务员队伍和体校教师。但这些职位的竞争都异常激烈，很多时候还是得依靠运动员的先前身份和积累的经验。
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用学术语言概括为「双重脱节」：离职的运动员一只脚从竞技体育这个体系里抽离，另一只脚却没有真正踏入普通社会的就职市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可能在经济保障、学问修养、人脉资源等诸多维度上都会出现裂口。
最近这些年，制度改革和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了运动员的职业转换难题。
自2012年起，相关行业部门便通过政策建议、项目承办等手段，为离职的运动员开设了综合素质提升班和专项技能研修班。到了2026年，国务院体育总局的人才中心仍在为离职运动员提供综合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已经涵盖职业生涯的设想、法律基础知识、人工智能的使用方法、文件撰写基础、理财知识等范畴。
然而瓶颈问题仍未突破。竞技运动本身是一种浓缩时间、消耗极大的职业选择。在「成绩至上」的竞技文化中，一名运动员越是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越会把大把的精力投注到专项技能的锤炼上。
许多情况下，在排除训练、恢复、医疗的时间后，留给学习深造、职业体验和参与社交实践的时间已经微乎其微。这部分的学习内容往往被搁置到离职之后。但等到真正开始时，许多事情就已经失去了成熟的条件。
